赵欣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最近刚刚全面放开生二孩政策，法新社日前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黑孩子的“黑暗生活 ”》的报道。报道首先列举了出生在北京，并一直生活在那里的李雪为例，报道称，象成百上千万其他被视为违反中国一胎化政策的人一样，从政府的角度看，李雪这个人并不存在。
她没有权利上学，没有医保，没有正式工作。没有出生证明或身份证明，她是一个“黑孩子”，是她自己祖国的外国人，不能去公共图书馆，不能合法结婚，甚至不能乘坐火车。
法新社的报道援引李雪的话说：“我出生在这里，但是我没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任何权利。无论做什么，我都被排除在外，都困难重重。在中国，没有任何东西证明我是否存在。”
前不久，中国当局宣布终结了备受争议的一胎政策。现在，所有的家庭被允许生两个孩子。
而通常伴随着残忍的强制堕胎和绝育，该政策已经产生了复杂而持久的影响。
李雪有一个姐姐，姐姐出生时有合法出生证明，但当李雪的妈妈意外地再次怀孕时，作为工厂工人的他们便从工厂请了长期伤残假。李雪的妈妈说，他们没有想要生第二胎，但是她当时病得太厉害，不能流产。
违反一胎化政策的家庭必须要缴纳“社会抚养费”才能给孩子上户口--共产党中国的最重要的户籍制度--户口把出生地和一个人的所有重要福利绑在了一起。
当局给李雪定的罚款是5千元，远远超过了她父母每月赖以生活的100元，当工厂得知了这一消息后，她的妈妈被正式解雇了。
现在22岁的李雪从出生后，就一直生存在真空之中。
她在6岁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和其他孩子不一样，邻居家的玩伴被送去上学，他们的父母警告他们不要和她玩。
李雪说：“我开始明白，我的生活和我周围的人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没有户口。”
她的母亲说，李雪曾经哭着告诉她，“妈妈，我只想去上学！”，但是她去不了。
当李雪生病的时候，他们只能到邻居家讨一些药。
中国官方宣称中国人口总数在去年年底为13.7亿，2010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有1300万象李雪一样的“黑孩子”，比葡萄牙的人口总数还多。
比李雪大8岁的姐姐李彬，最终教会了她读写。然而，就在别的同龄孩子去上学的时候，李雪每天穿梭着站到政府大楼外，她的父母希望在那里有人能听到他们的请求。
李雪的59岁的母亲说：“我们去了无数次。如果天气允许，基本每天都去，有时候一天两次。”
在象征着中国政府心脏的天安门广场，李雪举起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我想去上学”。
她说，“不管我们去哪里，没人理我们”。上告同样是徒劳的。
但是，他们的努力的确引来了注意。这家人说，他们承受了十年的警察监视，有几次警察打了她们的父母，其中一次两人被打得卧床两个月。
去年11月李雪父亲去世的时候，便衣警察来到了医院外面。
李雪的母亲含着眼泪说：“她爸爸总是告诉她不要放弃希望。他去世的时候是睁着眼睛走的。他怎能安息？当然不能。”
李雪所在地派出所的一名警察说：“如果她来找我们，我们会给她办户口。”
但是，李雪说：“在过去的22年里，我听够了政府说这个或那个立法或改革，但是在底层实际上什么也没有改变。”
她的妈妈则说：“我们是弱者，他们很强大。”
这个家庭住在北京一个共用单元的两间屋里，没有洗手间。
李彬16岁便辍学养家，开始在肯德基打工，后来到一家电子公司工作。
生活的压力让她的婚姻解散了，但是她从来没有对妹妹不满，相对于“正常的，合法工作”，雇主不会雇佣没有身份证的人。
李雪的姐姐说：“我们真的很疼爱李雪，因为我们觉得她已经失去了那么多。我们想让她在家里感受到温暖，因为在社会上她从来没有感受到温暖。
”
对于中国1300万黑孩子的境遇，天津工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忠祥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这种不平等待遇确实存在，但问题是，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很消极。王忠祥先生说，现在中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可能会有利于解决这些黑孩子的问题。但从另一个方面讲，目前，没有人大代表或民间组织关注这个黑孩子群体，这也是造成他们面临困境的原因之一，反映出我们国家解决问题的机制还是一党百管。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还是要靠公民充分行使其政治权利，要有更多的人和足够的政治力量参与进来。
王忠祥先生说，现在， 在中国的法制和民主化进程方面还是专制独裁，而且政府试图用经济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他还列举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他与警察就中国一胎化政策的争论为例说，国家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不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意见来办，大多数人都会主张生两个孩子，但政府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逆来顺受，党制绑架了民意，结果是造成中国人口断崖式地跌落。我们的许多问题还是政治问题。
王忠祥先生表示，现在习主席讲，中国的事情中国人民说了算，是这样吗？习主席很理直气壮地讲这个话，人权问题，我们中国人最有发言权，那计划生育这个问题，我们老百姓应该最有发言权，但我们发言没用。
在美国的中国信息中心负责人吴宏达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从提出到现在的变动，都是中共的做法，世界上没有一个党能做这样的事情，这就是中共在中国统治机制上的根本要点，人大就是橡皮图章，完全没有权力。
说到中国有1300万黑孩子，吴宏达先生反问说，在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之下，又有多少个孩子死掉，被谋杀？按照中共的说法，计划生育政策减少了4亿人口。
今天，吴宏达先生说，中共开放所谓生二孩，是因为中共很现实地看到，有这么多黑孩子，男女出生比例严重失衡，老人多，小孩少，劳动力不足，这是巨大的社会问题。他表示，中共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宣言中有一条，就是生育是人的基本权利，中共则在中国强制推行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邓小平在1980年曾说，我们没法提供工作机会，中国的人太多，资源少；还说计划生育到2000年，中国将有12亿人口，生活达到小康水平。但日本和瑞士等国家人多地少，也并不贫穷。中共不把人的生命当作基本权利。
吴宏达先生说，现在这1300多万黑孩子，竟然连上学，坐火车和去公共图书馆的权利都被剥夺掉。他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象中国一样，有部委级的计划生育机构。而小到县和街道的计生办，都有妇女登记在册，包括年龄，婚姻，月经，怀孕，堕胎等个人信息不一而足，哪个国家是这样呢？印度也有控制人口问题，但尊重人们意愿，不会去强迫妇女堕胎，或去拆人家的房子。但中国人现在都被统治得麻木了，习近平认识到这一点，他要做第二个毛泽东，前30年要肯定，邓小平的后30年也要肯定，这就是现实。
谈到有人建议尽快让这1300万黑孩子合法化，吴宏达先生反问说，什么叫合法，什么叫生存？他说，这1300万黑孩子在任何国家都应该是合法的。怎么这些孩子一生下来就不合法呢？是不合共产党的法！谋杀，吸毒，恐怖分子，在哪个国家都不合法，而中国的这1300万个孩子犯了什么法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王军涛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说到底，这还是中共计划生育政策的后遗症，再有就是应当废除户籍制度，消除城乡差别，这个问题也许可以逐步解决。但消除了了户籍制度后还会出现第三个问题，就是当地居民和新来居民之间利益上的一些问题。就象农民工进城，即使官方取消了户籍制，农民工仍然无法完全融入当地的城市生活。所以现在中国的很多问题，都是共产党的集权统治遗留下来的问题，不单单是计划生育问题。
王军涛先生说，中国这1300万黑孩子如果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法制社会中，他们会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自己的权利，也不需要任何政府机构去批准他们，政府机构只是个登记机关。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王军涛先生说， 现在在中国， 即使有合法身份的人，象85后，90后，处在一个拼爹的时代，实际上他们就是有合法身份，也没有多少机会。所以中共要真正解决这个问题，是要把一个管制型的政府，变成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不要再去控制社会资源的分配。
其实，王军涛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社会，如果你只是一个普通人的子女的话，你的发展空间也很小，很多社会发展的果实和机会你是享受不到的。而且，在中国，有钱能摆平不少事，比如二奶，小三，还有许多影星和社会名流，都不止一个孩子，他们有钱交各种超生罚款，社会抚养费，就没有黑孩子问题。
王军涛先生说，他在美国也见到不少来自中国的年轻人，他们很多人都有兄弟姐妹，也不是独生子女。所以，王军涛先生说，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在一个共产党执政的腐败社会，政府的管制也就是管着那些不幸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而底层的人即使有身份，也活得不好，机会也仍然不多。
法新社报道中提到的李雪，现在暂时在一家愿意不看身份的餐馆找到了一份工作。她说，这是第一次，她能够以她的能力，而不是身份，被认可，感觉真好。但是她补充说，这份工作只是暂时的。她的未来，她甚至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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