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强转自大纪元
【大纪元2015年11月01日讯】政府主导的半计划经济导致产能过剩，贫富差距过大，是当下中国经济停滞的最根本原因。
2015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松动执行了35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胎。
30日，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全面两孩”政策出台后，各省市何时正式落地，全国不设统一时间表。预计明年第一季度，全国多数省（区、市）都能够具体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同日，湖南省卫计委表示，在中央五中全会公报公布后到湖南省正式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前，不符合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不作实质性处理。至此，湖南成为第一个就“全面两孩”落地政策明确表态的省份。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教授对此评论说：“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让我们陷入一个‘人口坑’，要走出这个坑，当务之急就是调整生育政策，全面放开二胎，取消社会抚养费。”
周天勇教授把中国经济这几年来突然坠落归因于“人口坑”。他说，“中国经济下行，学者们的探讨结果都不令人满意。”
造成中国经济这两年下直线下滑的原因，国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刘世锦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应该进入中低速增长的阶段。他的理由主要是，我们（的人均GDP）也到了一万一千美元左右（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话）；再一个，日韩台也到了中低速增长阶段；另外就是劳动力成本上升、土地资源紧张、生态环境标准提高等等问题；规模基数也大了，应当进入中低速增长的阶段。这种观点认为，经济增长中低速将会常态化，暗含的意思是以后翻不回来了。
第二种观点是林毅夫主张的。他认为，中国这次经济下行主要是国际环境影响。2008年的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发达国家的需求减少，影响中国，造成中国经济下行。另外，中国国内城市化水平比较低，还有非常大的空间，城市化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所以，下行是暂时的，以后还能保持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速十五年到二十年。
周天勇认为他们说的都不对。首先，中国高增长的时间比韩台短了9到14年，在人均GDP5500美元的时候就进入了中低速增长阶段，韩台则是一万二、一万四。如果从经济高增长年起，到增长速度跌到8%以下来看，韩国从1961年开始，到2002年结束，持续了42年；台湾高增长从1950年开始，到1997年结束，持续了48年。大陆从1979年开始计算，到2011年共33年，比台湾短了15年，比韩国短了9年。上述两种增长到了下行阶段论，并没有解释清楚为什么大陆高增长的时间比韩台短了如此多年的时间。而第二种观点，就是中国经济下行是暂时性的观点同样存在问题。这种观点解释不了另一个问题，中国因人口问题引发的内需不足，也是全球下行重要原因，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是互相影响的。而寄希望于中国城市化水平提升拉动经济增长，同样值得商榷。从1949年算起，中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没有城市化，第二个阶段一直到现在，有暂住证和临时人口居留制度，但是户籍没有完全放开，还存在城乡户籍的分割。我们的城市化特点可以概括为“青出老回”。跟台湾日本不一样，他们是进去就进去了，我们是青年出去，老年还回来。有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城里购房的务工者比例只有百分之一，在县城城镇购房的只有百分之十四左右。那就意味着，百分之八十五老了还是要回去的，所以这个城镇化是中断的。不像欧美的、日韩的城市化，人进去，住房进去，社保进去，户籍进去，公共服务进去，你这儿没有进去，还要出来，所以，这个城市化怎么能推动经济增长呢。
周天勇教授把中国经济下行解释为“人口坑”导致，有一定道理，执行35年的计划生育导致人口结构性失调，青年人口减少，创造力和消费力都衰退，未富先老。但他这个解释仍然是不全面的。一方面，这个解释没有说清楚为什么韩台之间高增长时间也差了6年；第二方面，中国大陆经济全线大幅度衰退应该以2014年开始，这样算的话，只比台湾短12年，比韩国短6年。既然同等条件下韩国可以比台湾短6年，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比韩国短6年？第三方面，随着时间推移，技术进步，工业化进程被缩短，高增长时间是会不断缩短的。这就很容易解释为什么韩国比台湾时间短，中国大陆又比韩国持续时间短。
至于城市化方面，不管是青年进城老年回乡，还是青年进城以后就落地生根，都能促进经济增长和消费，比如住房需求，改革开放之前，农村也是没有多少盖房的；农民进城以后，50年不变的乡村才开始大兴土木。另外，第一代农民工老了是要回乡，第二、第三代就是想回也回不去了。
所以，增长曲线中因为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陷阱“人口坑”不足以完全解释今天中国经济的突然衰退，我认为更容易解释的原因是政府主导的半计划经济导致产能严重过剩和贫富差距严重过大，这才是当下中国经济停滞的最根本原因。政府官员主导，半计划经济，又沿用市场逻辑，必然是“我走后哪管洪水滔天”的各种只管投入不管产出的腐败型投资遍地，产能迅速过剩结果必然是一个又一个行业大家一起行业性“同归于尽”。
政府计划和半计划型投资模式，腐败成本居高不下，资源行政性配置严重不当，又必然导致贫富差距空前巨大，财富大量掌握在官僚集团手里，作为社会最微小经济体的家庭和个人缺乏应有的活力。
2010年底，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了70%的财富，而美国则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超过了美国，位居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另据统计，中国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政垄断行业共有职工833万人，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估算多年相当于当年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至60%。
2014年7月26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出，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升高：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为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中国的财产不平等程度明显高于收入不平等。城乡差异和区域差异等结构性因素是造成中国财产不平等的重要原因。在家庭层次的财产不平等及其变化有两个特征：一、有家庭成员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水平明显高于在体制外工作的家庭，在体制内工作的家庭财产的增长幅度也明显高于体制外家庭，这将导致体制内外家庭的财产差距进一步扩大。二、中等收入家庭财产增长幅度大，而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的财产增长幅度相对较小。
半桶子水的知识分子和迎合民粹的政客一直在挑动贫富差距直观拉大的社会现实并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但是20世纪的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实践却告诉我们：由垄断性的权力而不是由互相竞争的资本家和企业家来主导财富和资源分配，只会导致更大、更可怕的贫富差距！比“贫富差距拉大”这一现实本身更可怕的是，由权力主导资源配置，不仅贫富差距会拉得更大，而且财富是由没有能力实现最有效资源配置的官僚集团来主控，这些官僚分子不是像企业家资本家一样更合理地配置社会资源，而是只能用来挥霍，以及，把原本可以更清洁的政治搞得乌烟㢓气腐败横行！
计划经济和计划人口都在三十多年后给我们制造了巨大的麻烦。我们应该吸取的教训就是两个：一，请告别权力对复杂社会计划型控制的虚妄与致命自负，把发展的自由和权力还给民间，还给个体。二，思想的自由市场、充分的决策辩论是保持社会理性、防范权力自负的必要工具和前提条件。
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为什么会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周天勇教授说，“我们当时引进的学说和国内主流的观点，包括马尔萨斯（英国经济学家，认为人口增长不可避免地要导致饥馑、战争和疾病，呼吁采取果断措施，遏制人口出生率）和马寅初（被誉为“中国人口学第一人”，主张“节育”）在内，都是倾向于控制人口。还有一点，当时美国人德内拉．梅多斯写的《增长的极限》提出的人口爆炸的说法，对世界影响太大了。实际上，他们的学说实际上如果是农业社会条件下，会按照那个方向走，他们没有去考虑妇女的受教育水平、抚养成本和机会成本、人口流动可能带来的人口城市化等等将会导致的生育率下降的问题。他们考虑的是农业社会条件下，人口吃粮食的增长规律。这是不符合历史进程的。实际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有人研究英国人口转型的问题，五六十年代就有学者提出人口曲线实际上会从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到工业社会初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爆炸一段时间后，后工业化时期就会呈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稳定状态。1988年，中文翻译了一本《人口理论史》，这些理论都有，但估计很多人没看。我前段时间专门从图书馆看了这本书，哎呀，当年要是大家看了这本书，那就不会实行计划生育这样的政策了。当时的想法一边倒。关键是我们没有对这个事情进行风险评估，而且还定为基本国策。”
在对待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增长奇迹”问题上，我们的主流观念也没有认识到这不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几十年城市化和个体自由被限制后的一种“补课效应”，而是把它人为拉升为“制度和体制优越性”，甚至冠之以“中国模式”提升为所谓的理论和制度自信。
今天，我们在一些复杂而重大问题上仍然没有放弃权力控制的陈旧思维模式，比如对大城市的控制，既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也没有足够的决策辩论。用不了一二十年，又会像计划生育和政府主导型经济给今天留下无数后患一样，给未来中国留下无穷后患。
——转自东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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