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55年5月，《人民日报》开始批胡风，张弘昌看了，私下对同学说，这些材料不足以证实胡风和他的同伙是反革命分子。告密者马上向党组织举报，张弘昌立即被隔离审查。审查过程中，又牵涉到他的挚友范京增、黄凤良等，说他们在永定中学读书时结成反革命组织荧火社，爱穿黄衣黄裤，是黄衣党。弘昌当然不承认，党组织就加大火力，每日三班倒，不分昼夜轮番批斗。本来他是面临毕业的大学生，现在一切都泡汤了。经一年多的内查外调，查不出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有任何联系，仅属言论问题，1956年秋，便把他派到泉州市机关职工业余学校任教。
既是业余学校，课程自然安排在晚上。有个晚上，一位已婚女同事下课较迟，怕走夜路，要求弘昌送她回家，他慨然应诺。告密者举报他们有暧昧关系，党组织把此事与他的家庭出身和父亲的历史（其父张松斋，民国时期担任过永定县田粮处处长和前起义人员永定县县长赖作梁的秘书）挂起钩来，给他扣上不纯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送往大田县劳改农场。
经过近5年的改造煎熬，1962年张弘昌被遣回原籍生产队监督劳动，动辄被五花大绑押上批斗台。一个高级知识分子要跟农民拼体力糊口，养活自己已是力不从心，何况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庶母，一个残疾的小弟，一个幼小的妹妹，都要靠他供养。在生产队劳动，贫下中农根正苗红，不干活每天也可以拿10分，黑五类及其家属，累死累活，一天仅能拿8分。每人每年平均口粮才100来斤，年终分红时，每10分往往不值0.5元钱，买油买盐的使费都成了问题。弘昌多才多艺，会画画，便做起油漆工艺活。他跟生产队签订副业合同，每天向生产队交2元副业款，以换取出门从事油漆行当。他挑着油漆担子，走村串户，给人画新娘床兼油漆。一次，他跟伙计下乡干活，归途中因为衣衫褴褛，漆迹斑斑，被几个盛装打扮的少女嘲笑。入夜，张弘昌感慨自己英年虚度，智不获展，便填了一首破阵子《和李煜原韵》：“三十韶华虚度，平生万事蹉跎。壮志雄心连霄汉，玉叶金枝笑残柯，长途尽坎坷！半路出家学艺，随君千里奔波，最是饔飨难继日，犹索枯肠作俚歌，含泪共吟哦。”
已逾不惑之年，张弘昌仍然孤身一人。1975年，经好心朋友牵线，弘昌跟一个被遗弃且神经受严重刺激的中年妇人结婚，不着婚纱，不办婚礼，不摆婚宴。婚事太简单了，弘昌过意不去，相约银婚之日再好好补办一番。第二年，张弘昌提心吊胆外出干活，怕红卫兵抓人，走夜路时，不慎摔断了小腿骨，造成终生残疾，他写诗自嘲：“平生多失足，未老已身残。觅食常羁旅，售工只惧闲。常劳老母念，难霁怨妻颜。愧悚惊长夜，秋风客舍寒。”
几年后，残疾的小弟悲观厌世服毒自杀，接着爱妻又命断庸医之手，银婚之约将至而其人已萎，弘昌声泪俱下，写下一首感人至深的悼亡诗：“近二周星共困危，舔甘吞苦岁华萎。尚期银日婚纱试，忽剪乌巾玉照围。敢有文章憎命达，却无缘份老齐眉。九泉憔悴舒些否？剑外娇雏正始飞。”
1978年秋，他老家的五湖小学增办初中班，却找不到一位语文教师。校长阚昌平，经请示后大胆雇用张弘昌作语文代课教师。尽管薪给十分微薄，每月28元，弘昌教得还是很起劲，年终被大队和公社评为先进工作者。次年秋，抚市中学张唐彬校长把他从五湖小学调入抚市中学，初教英语，后转语文，薪给待遇不变。
张弘昌的教学效果获得广泛好评。1980年10月，县进修学校语文组派人到抚市中学听他的课，觉得很有新意，予以肯定，并约他为即将在1981年春举行的龙岩地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首届年会撰写有关教学改革的论文。他写成《中国语文教材随想》，寄给龙岩地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引起关注，被邀请参加这次年会，并宣读此文。福建省教育学院教研部负责人、省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程力夫，在会上热情赞扬这篇文章。会后，程力夫感慨道：“张弘昌是个人才呀，你们怎么不懂得用呢。”不久，张弘昌又带着文章出席省中学语文教学会议，并在会上宣读，同样引起关注。
厦门大学中文系主任郑朝宗，错案改正复职后，一直记挂自己最得意的门生张弘昌。在一次省级教育会议上，他得知张弘昌还是一个民办教师，不禁愤然，痛心地对在座的龙岩地区教育局局长张正说：“你们闽西就这样糟蹋人才啊，你们不要张弘昌，我们厦门大学要！”张正局长这才知道张弘昌的分量，便积极地与永定县当局传话，催促给他落实政策，尽快正式启用他。
1981年，向来以求才若渴著称的永定一中校长郑友谊，在本校名师罗选才、范京增、范德华力荐下，一面把张弘昌调入永定一中，并安置其家属，一面会同县委组织部、公安局、教育局，派人到泉州为他落实政策。这年9月，晋江行政公署发文为张弘昌平反昭雪，恢复其政治名誉和公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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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14岁的女儿万方成了黑五类，没资格进教室，只能蹲在台阶上看《毛选》。即便如此，万方从没怀疑过父亲，“我和他从没有过对立，一丝一毫都没有，他一直是我崇拜的人”。万方回忆说：“大冬天，一帮人就冲进我家，说，曹禺，跟我们走！我父亲就必须跟他们走。我们动都不敢动，稍一动弹，红卫兵啪一鞭子就抽过来。文革后我爸很快恢复了名誉，又是院长，又是主席，但这对他是另外一种摧毁。他晚年的痛苦在于想写，却怎么也写不出来。他不知道怎么写好了。老觉得，这么写对吗？这么写行吗？他的脑子已经不自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