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那你什么时候到西雅图机场呢？‌‌”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很平常的问题。但这对在中国给我发短信的弟弟吴超（音译，下同）来说有点困难。19岁的他还从来没有搭乘过国际航班，他也没有想到要问一问到达的时间，航空公司或是航班号这些信息，他只知道自己的飞机大概是从上海出发。我需要自己搞定这些问题。

最终我让他把机票的订单发给了我。那是用中文写的，并且超出了我对这门语言的认知范围，于是我只好求助于谷歌翻译。啊哈，我终于解密出那是一架德尔塔航空的飞机。之后我发邮件给航空公司客服，然后试图核实里面的信息，还要保证我这么做不是想窃取任何私人信息——我只是想在我弟弟走出海关的时候不要没人接他。最终我得到了想要的答案，他预计在12月21日早上7点42分到达。

有时候想起我们俩的事情觉得很奇怪。吴超被认为是享有特权的孩子，他是男孩，这在中国社会里比女孩更受到青睐。他出生的时候我被家里人藏了起来，到后来我被别人收养了。

我是自1990年以来十万个被西方家庭收养的中国孩子之一。我们大多数是女孩，是计划生育政策和性别偏见的副产品。我们之中很少有人知道抛弃我们的家庭的信息，或者说，是谁抛弃了我们。

当我9岁的时候，我的亲生父母给我寄了一封信。从那之后，我两次去中国找他们，去解答困扰无数被遗弃孩子共有的困惑：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不要我？或者如果他们不想遗弃我，为什么我在这里？如果我没有被遗弃我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我猜和很多被遗弃的孩子大同小异：我的父母并不想抛弃我。事实上，他们拼命的想留下我。之后我学会了不要再对那些可能发生而最终没有发生的事太过挂怀。计划生育政策让我的家庭和无数家庭陷入巨大的痛苦之中。不过由于我的父母被迫遗弃我，我也获得了难以置信的机遇——这个机遇使得我父母没有遗弃的弟弟去年来到美国，接受良好的教育和美国可以提供的其他机遇。

对于很多被遗弃的孩子来说，特别是那些被外国家庭收养的孩子来说，寻找亲生父母的尝试多半是让人沮丧而无用的。我能找到我的亲生父母是一个几乎不会发生奇迹。

在2000年我7岁的时候，我和我美国的父母回到中国去接我的新妹妹瑞贝卡，这是我美国父母收养的第三个女儿。此行我们造访了他们第一次在衢州见到我的孤儿院。我们向工作人员捐助了医疗设备和来自别的收养家庭的捐款。当我的美国父母质询关于我原来家庭的信息时，我们接受到了一份邀请：想不想见见我的‌‌“寄养家庭‌‌”。

我们的车在颠簸不平的路上行驶一个半小时，来到了大山深处的一个小村庄。在这里我见到了方女士。她头发凌乱，穿着深蓝色的衣服。方女士很快认出了我，不过当她说起我为什么会到她身边时讲了些前后矛盾的话。一开始她说我是在车火站捡到的。后来她又说，其实是临近小镇的一家人希望她照顾我，我们不知道应该相信哪个版本。后来我回到了美国，方女士写了封信给我，她说她其实是我的祖母——并且希望我们寄给她一万美元。

随后，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衢州的亲生父母听说了方女士在给一个美国家庭写信。后来我的生母告诉我，她们前往了方女士在村庄打听这件事，一开始方女士对此支支吾吾，但是她儿子悄悄的给了我生母一个写有美国地址的邮包。

在我第一次美国之行后的两年，一封写着错误城市但是邮编又正确的信出现在了我西雅图的家里。那封字里行间透露着真诚和同情的信件让我确信方女士说的不是真话。这对夫妇自称是我亲生父母，他们什么也没有向我索求。相反，他们感谢我在美国的收养家庭照顾我，并感谢他们给中国的孤儿院提供捐助。信封中还有一张婴儿的照片，那是我，他们说的是真的。

Ricki和自己的亲生父母和亲弟弟在2005年的全家福

12岁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亲生父母——或者说，在我记事以来第一次。在机场，我母亲呜咽着紧紧抱住我，仿佛再也不想放开我一样。见到他们时我既兴奋又紧张，但是，这场重聚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不懂中文的缘故，我不是很清楚发生在周围的一切。

18岁的时候我再次返回中国，这次我待了6周时间。因为学了一些基本的中文，加之岁数也不小了的缘故，我慢慢能够拼凑出关于我身世的记忆碎片。但是其中有些细节模棱两可，我或许永远也不会搞清楚真相了。我发现中国人在面对含糊不清的话语时反应比美国人温和多了。

我出生的日期可能是4月26日、4月30日或者5月5日，这取决于我相信谁说的话。对于我的家族来说，我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存在，他们叫我梦停（音译），合起来就是‌‌“梦想‌‌”和‌‌“停止‌‌”的意思。我的奶奶要求我父母不要给我上户口。她说，‌‌“在我们乡下家里面不能没有男丁。在这些地方遗弃女孩直到生出一个男孩为止是非常常见的事情。‌‌”

我的父母不希望这样做。我妈妈告诉我：‌‌“我求你奶奶留下你，但她拒绝了。我说，‌‌‘养个女孩也没什么不好啊’。但是你奶奶毫不让步。‌‌”

在我们家族中，我爸爸的母亲具有很大的威望。所以我的父母只能同意继续尝试生一个男孩，与此同时，这意味着我必须被‌‌“藏起来‌‌”。

在生命里的前几年，我是非法的，不存在的。在出门时我会被一个布袋包裹起来，在家时我就藏在楼上并且不能弄出什么响动，我需要呆在阴影之中。有一次我跑到了院子中，我外婆当即给了我一耳光。那时每个人都吓呆了，他们生怕我被发现。

父亲对我说，‌‌“那时候如果超生了后果是后严重的。如果政府知道了这事，你就有大麻烦了。有人会冲进你家，拿走你的粮食，他们可能做任何事，有时候毁了你家也是有可能的。‌‌”

母亲也这样说，‌‌“即便是新盖的房子，他们也会把他夷为平地。我们一直在到处躲躲藏藏。那真是非常痛苦的一段经历，我们都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

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和方女士联系上的，他们对这件事语焉不详。不过他们告诉我，吴超，也就是我弟弟出生后，他们和方女士达成了一个协定，方女士会收养我。方女士有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兄弟，他于是成为我的收养人。我的父母会给方女士一笔钱，而方女士则会守住我身世秘密。

关于方女士的记忆，我只能回想起某些片段——我非常饿，在一个脏兮兮的地板上啃着鸡骨头。这样的日子并没有多长时间，大约100天后，我被计生委的工作人员抓到了，随后被放到个孤儿院。方女士说这是因为有人举报了我。

父亲说他试过去孤儿院接我离开，但他被赶了出来。我母亲则责备他没有做进一步的尝试。我母亲因此情绪失控，用刀刺伤了我父亲的腹部，导致我父亲被送到医院急救。最终，这也导致了他们离婚。

当后来知道什么是计划生育政策时，我很伤心。后来又听说了‌‌“重男轻女‌‌”，我一开始觉得我是性别歧视的受害者，不过和我的家人聊得越来越多后我发现，对于某些中国人来说，这或许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逻辑——中国有很多的田地，而很多家庭的生计取决于耕种的好坏，男性能提供耕种所需的体力劳动，所以他们收到偏爱。同时男性还是父母养老的保障，对于女性来说，她们嫁入了别家门，所以她们需要照顾的是自己丈夫的父母而不是自己的父母。男性还能传递家族的姓氏，延续香火。所以某种程度上的性别歧视是根植于传统之中的，这不是男孩比女孩好这么简单的事情。

或许你们觉得我这样说起来显得过分平静了——我和我奶奶达成了和解。我很怕见到她，但是我又对这个有如此巨大能量以至于改变我生命轨迹的人充满了好奇。于是，我父母带我去了我奶奶住的地方。

‌‌“你回来了，‌‌”她很吃惊，随后领我进到她那墙壁斑驳不堪的小屋里。她笑着说我离开的时候还是胖乎乎的。之后，我奶奶坚持为那个她根本不想要的孙女做了一桌子的菜，欢迎我回家。

环视四周，看着我在中国的家庭如此艰辛的生活，我忽然觉得应该为自己被遗弃感到庆幸——如果我留下来，那本也是属于我的生活。

我的故乡衢州，也是孔子家族在南部中国的故乡。那里有著名的孔庙和美丽的湖泊。同时也是一个大街上还可以看到马的脏兮兮的城市。

尽管我的父母在中国被视作中产阶级，他们也只是过得马马虎虎而已。我的父亲在几年前一次失败的软饮料投资后失去了所有的积蓄。现在，他每天两点起床，把一些日常用品运到早点摊和小商店。他开着一辆破旧不堪的货车，用中国人的话说就是除了喇叭哪里都在响。在没有装修好的屋子里，地上铺着一层灰，各种电线毫无规律的盘绕在墙上，这就是我爸爸的家。

我妈妈住在相对好一点的公寓里。不过当我和她呆在一起的时候，她好几次去医院接受放疗——她有宫颈癌。据我所知，在中国没有正式工作的人没有很好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她需要她男朋友的接济。

至于我弟弟吴超，我父母离婚似乎对他造成了很大的打击。当我在中国见到他时，他很少说话，经常看着地板。他不喜欢出去和朋友逛逛。在学校，吴超的成绩也不太好，我妈妈说他沉迷于电脑游戏。我妈妈和弟弟之间也有着某种隔阂，当我和他们呆在一起是，总是能听到母亲对着他嚷嚷这嚷嚷那。有一次，我妈妈的话刺伤了他，我弟弟跑着离开家，躲进了夜幕中。妈妈似乎是说，‌‌“如果你再不听话，我宁可你姐姐回来。我更愿意养她，而不是你。‌‌”

妈妈说她知道这样会伤害吴超，但是着能让她感到好受一点——这也能让她对我的愧疚少一点。

在我养父养母从孤儿院带走我后在宾馆里拍的视频中，我不停的大哭大闹。那时候我大约五岁，看起来受到了很大的惊吓，并且脾气也很差。我会咬人，然后把食物吐的一地都是，我的养父养母都一度怀疑收养我是不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晚上我也会做恐怖的噩梦：我看见我心爱的人被杀。

比尔和温迪·马德是他们的名字，他们有五个孩子，三个收养自中国，两个收养自越南。在新家庭的帮助下，我渐渐融入了美国的生活。他们并不富裕，但是过得也不错。我养父在消防局工作，我养母在一家美容院工作，后来他们在eBay上开了家店卖玩具和收藏品。我们住在西雅图郊区一个有6间卧室的房子里，院子里有游泳池和秋千，从我们家到西雅图机场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小的时候曾经有个医生预言我学习成绩不会太好，因为我被确诊有注意力不集中症，不过后来我让这个预言落空了。18岁的时候我从高中毕业，并且从社区学院获得了副学士学位。这让我有足够的资本前往华盛顿大学就读，在那里我拿了两年的全额奖学金然后毕业了。随后我在学校精神病和行为学研究中心做助理研究员，本周起，我开始了为期两年的人体工程学（human-centered design and engineering）硕士学习。我是家族中接受最高教育的人，我努力使我的家族为我感到自豪。

我弟弟的航班准时到达了，我在那见到了他。弟弟带着一个手提行李和两个行李箱，其中有一个装满了给我在美国家庭的礼物。我收到了一个胖乎乎的熊猫玩偶和几件衣服。

收养我的家庭表示如果吴超愿意的话可以来美国当交换生。吴超当时没有选择这样做，后来高考的时候他没有考上一所很好的大学，我的亲生父母就重新考虑了这个建议。他们认为在美国获得一个学位，特别是能掌握英语，对于吴超将来在中国找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今年秋天，他在一所社区大学开始学习会计专业。我中国的父母支付他的学费，我美国的父母照顾他的衣食住行。

吴超在来之前对于美国所知甚少。‌‌“美国有大米么？‌‌”他想知道。当我每天对他说一些关于美国的事情时，他用看疯子一样的眼光看着我。

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让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彼此。当我们谈起以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时，他沉默了，虽然他的眼睛在看着我，但是我觉得他像在看很远很远的地方一样。他说，他也会感到自责。我试着让他安心，我对此并没有怀恨在心。对于我父母离婚时我没有在他身边，我也感到很自责。我们约定，在未来要相互照顾。‌‌“当我事业有成赚了大钱的时候，我一定会回来看你，‌‌”我弟弟说道。

中国社会或许只给了我们两姐弟一个人的容身之地，但我们的命运将会永远交织在一起。

翻译自《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