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66年文革开始时我9岁，当时我家住在成都中医学院内。学校停课了，到处贴满标语大字报。有一天，我和一个同伴来到一间空空荡荡的阶梯教室，见讲台上放着一个剩下一点点墨汁的小桶，里面还有一柄很大的毛笔，就抓起毛笔，蘸上墨汁，耍弄起来。
我先在讲台地上划了一个闪闪发光的红太阳，那是当时最流行的图案，然后开始练书法，写了五个大字“打到刘少奇!”那是当时最流行的口号。讲台的地上被涂得差不多了，我们才乘兴而去。
第二天，听说出了反标，我就跟着去看。地点正好在我前一天去过的教室，里面有不少人。我挤到前面一看，所谓反标就是有人在我写的“打倒刘少奇”的“打倒”二字旁边的墙上画了一个朝上的箭头，而上面是毛的画像。
我天生耿直，就对旁边的人说，那字是我写的，只是那箭头不是我画的。我当即被人带去盘问。没想到，第二天，院内就有小孩朝我喊：“小反革命分子!”
学院成立了专案组，我被叫去审问。我重复讲我的经过，他们不信，拿出毛笔，让我写给他们看，直到他们相信是我写的，于是便问我，是不是谁教唆我这么做的。我回答，没有，是我自己这么玩的。那人说，有这么好玩吗，是要掉脑袋的。这时我才知道这么玩的严重性。
此时我父亲因民国时期做过警察，已经被作为牛鬼蛇神抓了起来。我母亲很害怕，就对我说，人家问你，你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就说是你爸教你的。我妈这一说，我反倒被吓哭了。我妈就去找专案小组的人说，不要对孩子搞逼供。
专案组的人起初怀疑是一个大学生所为，这人不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他们问我，当天是不是在教室周围看到别的什么人。我说，没有。我的确没看见。后来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老师对我另眼相看。有一次我迟到了，老师就说，让这个小反革命分子站在讲台上，给毛主席请罪。
我常常回到家就哭，我妈没办法，见我哭，她也泪眼花花的。那顶小反革命的帽子很沉很沉，压在一个孩子稚嫩的心上。那件反革命事件一直没查出结果。好多年过去了，已没有人再喊我小反革命，但我仍感到压力，心头始终有一团恐怖的阴影。每有老师或学校领导找我，我就担心是不是我又犯了什么错误。
我很想知道那个画箭头的人，他的大手笔与我的命运紧紧相连。他是那个时代张志新似的先知，如果他那时被抓住了，中国可能又多一个被割喉的英雄。那个制造那场史无前例大灾难的恶人，如今还安稳地躺在中国人民的心脏地带睡大觉，其幽灵仍在神州大地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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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所在的村，几十年前是远近闻名的红旗村，曾经以我们村发生的故事为原本，拍过一部电影《沂河两岸稻花香》。剧情以地主和贫农的斗争为主线，其中一件事是地主搞破坏，看生产队的稻子长得好，晚上偷偷往生产队的稻田里撒稗草种，被贫下中农发现。这个故事有原型，但却不自然发生的事实。当时的大队书记想搞宣传，找一个唯唯诺诺的人，说让他演个戏，就是准备一些稗草种，让他撒到稻田里。正在他撒稗草种的时候，安排几个贫农出现，揪住他开批斗会。当时讲好只是演戏，只做宣传用，绝对不影响他的政治待遇。可是，这个典型实在好，被上边知道了，于是有人写了剧本，拍成了电影。这个撒稗草种的人成了真正的坏分子，经常被揪出来批斗，儿女也不能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