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福转自博讯网
“高龄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形势严峻
●近年来，新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有望大体得到解决
养老问题，一直是备受国人瞩目的重大社会议题；流动性高、辗转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农民工养老问题，更是关乎社会稳定的重中之重。最近两年，两个重要举措让农民工在养老方面有望解除后顾之忧：一是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两项制度“并轨”，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这让在两地都缴过费的农民工参保者保险关系可以转移；二是只要参加职工养老险满15年，即可从城乡居民险转入职工养老险，在60岁后享受相应的待遇，这使得农民工的养老保险水平有望接近城市职工。
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两项措施的受益者，主要是壮年以及更年轻的农民工。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参保意愿相对较高，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时间在退休之前参保职工养老保险并参满15年。随着国家在整个养老制度方面的不断投入和规范，相信在新一代农民工60岁的时候，养老问题大体能够得到解决。
●然而，第一代的高龄农民工在养老问题上处境严峻
那么，老一代的农民工，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答案是，相比起年轻一代的农民工，老一代农民工在养老问题上，难以从新政策上受惠，处境严峻。
所谓老一代农民工，也可以称之为第一代农民工，一般指1990年以前就来到城市工作的农民工，时间距离今天已经25年以上，他们的年龄基本在50岁以上。对于重体力劳动而言，他们无疑可以称得上是“高龄农民工”。这些高龄农民工在养老问题上，恰恰处在了前述两个政策的盲点。
2008年，东莞农民工排队争相“退保”
首先，这些高龄农民工虽然工龄时间很长，但基本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像媒体介绍的重庆开县“打工村”团凤村，“全村300多名50岁以上的农民工中，仅有陈龙源1人由用人单位缴纳了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原因何在？一是这些高龄农民工参保意识不强，务工方式以打短工为主，流动性大，参保难度大，并且跟保险有关的手续麻烦，中断后经常无法补缴。即便企业给农民工上了保险，农民工往往也会选择退保，有研究表明，广东省农民工的城镇退保率长期维持在95%以上。更关键的是，这些高龄农民工以前没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现在再参加，也满不了领取养老金所需要的15年参保时间。所以，2013年一项针对武汉市和南宁市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调查显示，50岁以上农民工参保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是0%，而50岁以下的各年龄段都在50%以上，情况相对要好很多。
而另一方面，这些高龄农民工主要的参保险种——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在农村的前身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时间不过短短几年。高龄农民工虽然多半已建起个人养老账户，但其账户资金存量有限，而且没几年就要退休或者已经退休。根据“多缴多得”原则，他们的养老金不仅比同年龄但始终正常缴费的城镇退休者要低上一大截，也要比将来的农村退休者低上一大截。像团凤村的高龄退休农民工，就只能每月领取80元。
这种“两头不靠”的状况，使得高龄农民工在养老问题上处于窘迫状态，不得不在高龄的时候依然出来打工，做重体力劳动。
高龄农民工无法安稳退休养老，这种状况不能容忍
通过媒体的深度报道，可能许多读者已经了解到，高龄农民工们是一种怎样的生活状态——“靠吃肉补充体力获打工资格，哪家工地肉多就去哪”，“‘超龄’农民工中，有的持假身份证得以留在工地，有的走进理发室将白发染黑”······这样描述让人们觉得异常心酸，以致有网友劝说到：“岁数大，干得也别太卖力了，钱是挣不完的。”这种说法理所当然地遭到了驳斥，“要不是生活困苦，要不是老无所依，谁会在60多岁的时候还冒充年轻人出来干活呢？”
从时间点上来看，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确实是最辛苦的一代，他们文化程度较低，主要以体力劳动为主，技术性较强的工种做得少，因此工资也较低，他们婚育时期很多地方计划生育管制还比较松，子女较多，自己是家庭顶梁柱，面对的生活压力很大，特别能吃苦耐劳，赚取的工资大部分都带回家补贴家用，供子女上学，以养家为目的，几乎未重视过自身的养老问题。以至于在城市居民都差不多退休的时候，还出来继续务工养家糊口。
为城市的发展做出许多贡献的他们，被亏欠的也很多。他们的外在形象经常遭到城市人的歧视，受到不公正对待。双重身份的限制，使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到城市主流生活中去。当他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合法利益遭到损害时，运用法律维权意识低，有的选择忍气吞声、甘愿吃亏，许多人都遭遇过欠薪。在他们的劳动权益还没完全解决的时候，第一代农民工就走向了衰老，面临新的养老问题。
事实上，在第一代农民工走出农村来到城市之前，国家已经对他们亏欠良多。49年以来，农民为国家工业化作出了重大牺牲，有学者称，改革开放之前，农民通过义务交粮、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等方式为国家贡献了7000亿元左右，相当于现在的二十万亿元；改革开放之后，农民通过低价卖粮、乡镇企业税费、征地等方式对国家的贡献也在二三十万亿。
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高龄农民工无法安稳退休养老”这样的状况，都不是我们这个社会可以保持无动于衷的。在农村人均寿命还需提升，尤其人均健康寿命只有60岁不到的情况下，社会有义务让高龄农民工们安度晚年。
应考虑用发津贴的方式，解决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
●解决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是国家责任
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在老龄化不可逆转的今天，养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全国人民的沉重负担。中国人要从自己的工资中，缴纳世界前列的养老保险比例，养老窟窿却几乎成了无底洞，不断越滚越大。甚至连彩票公益金的收入，都有上千亿元投入到了社保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还要靠国家来解决高龄的农民工养老问题吗？
重庆开县团凤村，一位66岁的“重新出山”的高龄打工者（据澎湃新闻）
恐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社会保障投入得再多，如果不能保证这些辛苦一辈子的农民工起码的养老条件，那投入再多又有何意义？有关方面首先需要做到的，如论者所说，是保证所有高龄农民工能够加入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建立个人账户，不必再缴费；其次，抓紧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加、结算、转移支付平台，把高龄农民工可能分散于多地的个人养老账户资金全部激活。
但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国家有必要划拨专项资金解决高龄农民工养老问题。近日，资深保险专家、全国政协委员、宏利金融（香港）高级区域总监龙子明提出了一个方案，值得参考：“建议参照，2013年享受农村低保待遇的人数达5300余万人，月人均保障标准100余元，年总预算700多亿元；城市低保约2150万人，月人均保障标准240余元，年总预算640多亿元；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后在50岁到65岁，需要经资产审查，合资格者每月可领取220元的农民工退休津贴；农民工退休后在65岁以上，经过资产审查，合资格者可领取每月260元的农民工退休津贴。以我国50岁以上农民工数量已经达到3600万计算，年总预算950多亿元。”
●发放养老津贴，虽是负担，但也可以看作发展养老产业的手段
每年近千亿的高龄农民工养老专项，社会和民众是否负担得起？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但对于这种支出，其实还有另外的考察角度。事实上，农村养老问题不仅在于缺少资金，也在于缺少可以选择的服务。近千亿的专项支出，可以视作一笔社会投资。按学者唐钧的说法，只有当老人手中有了可自由支配的钱时，他才有能力去购买相应的服务。这种引入市场机制的做法，比指望政府“派人”提供老人服务肯定要好，因为老年人作为消费者，可以有选择的权利。有选择，才能产生竞争，才能出现好的服务。当然，这还需要政府以优惠政策鼓励市场化的养老服务供应商进入农村。目前，这方面的举措还处于起步阶段，但长远来看，是解决农村养老服务缺乏的解决之道。
同时，这也可以解决一部分农村中年人和“年轻老人”的就业问题。按每20个老人配备一个服务人员的话，现在马上就可以有200万个左右的潜在的工作岗位。实现这一点，就可以创造养老和就业的双重社会效益了。
结语：最重要的是，把钱投给高龄农民工，是实现社会公义最直接的方式。为了数千万高龄农民工能够顺利退休养老，人们应对此进行严肃讨论。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