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秀梅转自维基百科
据有关方面测算，2005年农民工数量估计1.5亿人，而到2007年底已经接近3亿。农民工主要分布于建筑业、采矿业、第三产业和其他产业链低端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沿海地区各个生产领域的产业工人均以农民工为主，农民工的提法从1990年代作为术语开始频繁出现，在此以前最常见的提法为民工。由于户籍制度、文化习惯等方面造成的就业、福利等差别化对待，农民工这个中国大陆城市最底层的阶层，有许多人处于非常艰难的生活和工作状况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此已经逐步采取措施，以统一城乡户籍制度，认为这将从根本上达成农民工的公平就业和待遇。
2014年7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5]，预计到2020年可以基本建立新型户籍制度，估计有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得以入户城镇。[6]
不过相对看，本身属于同类文化圈的城市周边乡郊农村住民就受忽视，政府征用农村土地予地产商发展，推动城市化同时农村可能缺乏过渡就变成城市的一部分，当地农村住民本身出路可能受到限制，而以大方向施政看，外来工更多指代是属于不同文化主体的异乡人士，本地农民问题就有可能排在外来民工（农民）问题后面，变相受到漠视。
相对而言农民是自己拥有土地可作为自身无打工之下自力更生的保底资源，而城市居民无法享有私人土地，相对看市民在资源占有只有城市户籍上的优势，以目前城市管治施政几近倾向优待由欠发达地区来发达城市务工的农民群体的状况看，未充分兼顾考虑当地无地市民利益而纯粹遵循上层下达宏观经济指标，而又无有效推动乡村与城市均衡发展尤其改善乡村基础设施配套与居民福利保障，當當局为消除受优质资源吸引而大量入城的民工的差别化待遇而将民工逐步纳入城市市民福利分配系统中，可能出现城市资源分配压力过大，可能挤压本身城市市民享有资源空间，拖低整体城市资源服务环境水准。户籍制度與醫療保險掛勾，医疗保险金支付渠道不畅通，部分農村打工者缺少对參与城镇医疗保险范筹的信心。
由于中国大陆现状是人口众多，就业问题成为头痛的问题，城市本身存在大量失业，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绝大多数处于闲置状态，加上城乡二元体制的分割，直至2005年为止，农民工的权益仍旧没有任何保障，由此引发的农民工问题自199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这一庞大的群体学者将其划为边缘人、弱势群体，绝大多数没有任何社会保障，没有中國國營养老保险、也没有中國医保，因工致伤、致残和致死的事故的基本人权都没有保障，甚至诸多黑心的企业、僱主恶意剋扣、拖欠和拒付农民工的工资，并已酿成社会问题。民间涌现诸多农民工维权斗士，媒体开始广泛关注农民工问题，政府开始注重考虑农民工问题。2005年2月7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出《关于废止〈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就业管理暂行规定〉及有关配套文件的通知》，并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民工维权手册》。温家宝担任总理以后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开始整治恶意拖欠工资的僱主，2006年1月18日国务院推出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
2015年後包括勞動合同法諸多勞方利益法規開始顯現效果，2011年起的深圳民工罷工潮透過數年時間蔓延全國[7]農民工權益開始顯著改善，李克強上台後也將頑疾的農民工薪資拖欠問題作為重點嚴打，多重效果下央視許多調查節目發現[8]2015年下半較富裕的沿海多省農民工已經擺脫傳統亂髒窮的形象，接近90%的沿海農民工能購買廉價的汽車開車上下班，許多人也使用三千多人民幣的高檔手機，月入萬元者很常見，夫妻一起出外打工一年回家時能帶回二三十萬元者占半數，許多民工只要肯吃苦收入已經超過管理他們的工頭甚至城市白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