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轩屹转自中国妇权网
1987年7月15日政府宣布解嚴、1988年1月31日蔣經國總統逝世，都是1980年代末的台灣大事。前者讓台灣社會力大解放，後者因李登輝副總統接班順利，讓台灣政治穩定下來。然而1988年可說是台灣社會力解放非常蓬勃的一年，除婦運外，工運、農運、學運及反核運動都是新聞焦點，他們與政府的角力都很震撼社會，其中婦運反而顯得溫和，帶著一般批評的中產階級性格。記得1970年代末，呂秀蓮的新女性運動就曾被譏諷為「少奶奶運動」，我受批評的影響，曾與艾琳達(施明德前妻)到新店的德華女子公寓試圖組織女工，因女工每月只能休假一日、我又非工廠人而失敗。倒是因此我發現，只有中產女性(教授、醫師、律師、中產家庭主婦)才能貢獻一點錢和時間來做婦運工作。我還記得，在《新知》尚未參與救援雛妓遊行之前，1986年5月，香港記者黃碧雲(1990年代後她是知名的小說家)曾來台灣，也採訪過《新知》社長吳嘉麗，6月2日在《中報》 發表了一篇〈另一種黨外活動：台灣婦女運動必須溫和〉一文，除了介紹當時台灣婦女的經濟、地位的狀況外，特別介紹了從呂秀蓮到《新知》的「新女性主義的旗幟」，對《新知》不碰政治頗有微辭：「既然她們避免與政治掛鉤，只好一方面在等，一方面攪些『男女溝通』、『離婚輔導』等活動了。」，這個批評有其道理，我的確在婦運尚未茁壯前小心翼翼。又，在1988年工運正隆之時，柏蘭芝等女大學生在1988年3月成立「女研社」後，亦為突破婦運中產階級的局限而投入女子工會的活動中。她們去新竹新埔遠東紡織集團四大部門之一的製衣廠，費心地幫助黃秋月與吳秀霞組成台灣第一個女子工會，爭取到女工應有的薪資和生育補助 。她們在10月出版的刊物《新女聲》的發刊詞中說：「在台灣，呂秀蓮、李元貞所領導的婦女運動，以溫和理性的面貌對男女意識形態做釐清的工作，組織了一批在女性意識上有相當自覺的中產階級女性知識分子，唯其始終無法與廣大勞動婦女產生互動，無能由下而上地組織出有力的婦運團體。」；「投向不同領域的勞動婦女，結合所有受父權制度與資本主義雙重壓迫的中下階層女性，是突破婦運困境的唯一道路。」做為女大學生覺醒的宣言，我對新生代婦運者的豪氣雖然十分感動，卻也不再動搖《新知》走中產階級婦運的路線 。因為這個有局限的路線比較能夠與中產階級為主的台灣民主運動對話，又能動搖父權體制的核心：「性別思想」。
今年正好是婦女新知30週年，新知已經由我女兒輩的優秀台灣婦女在發展了。我曾經鼓勵她們，婦運必須一棒一棒地傳下去，永遠成為社會力的一支，才能與時俱進地解決婦女和性別不平等的問題。想起當初讀《大學雜誌》刊出〈台灣社會力分析〉一文時，文中並未提及婦女，讓我有點失望，顯然婦女對社會沒有影響力，只是個別、零星式的存在。然而現實的婦女生活如網狀般的問題叢生，如果婦女不集結力量以解決自身的問題，永遠也沒有他人會為你解決。所以我創辦新知雜誌，又因經濟力不足，從不朝專業雜誌的方向行走，而是以雜誌社聚合婦女人才為目標，即使成立基金會以後，仍將新知雜誌當作機關報，走的是社運應走的腳步。以今天婦運已經百花齊放來看，我以為，1980年代的台灣婦運，尤其是新知，所提供給後輩的是組織婦女集體力量的成功，是由婦女集體的智慧來解決婦女問題的成功。再從楊翠《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 一書提及的1925「彰化婦女共勵會」及1927「諸羅婦女協進會」，她們集結的時期都很短暫，不超過半年。雖然書中有其他解釋，我以為台灣被殖民、民主運動不成功是主因。但1980年代的台灣婦運，新知與其他新興婦女團體一直存活至今，除了婦女們的努力，台灣社會的民主化是最重要的基礎。因此我很憂心專制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因為不民主的社會，社會力無法獲得充分的解放。不過，1980年代的婦女新知，多在努力站穩自己，還沒有能力像現在可以聯合原住民婦女、移工、移民婦女、女同志及多元性別的弱勢族群等，一起共創台灣新未來。
中国民主党中国女权问题观察员 周轩屹
2015年9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