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55年我从上海第八女子高中毕业，三年高中总平均成绩在90分以上，还被评为五好学生。在教师的指派下，我还负责帮助五位同学通过了毕业考试。虽然有这样的成绩，我却在进入大学深造时落选了。在收到不予录取通知书的前一天，派出所的人把我叫去参加斗争地主大会，来接受这个场面教育。会场上，人们对地主拳打脚踢，叫嚷着要枪毙他。有人对我咆哮：“你以为你是谁？你的出身是反对官僚资产阶级。”我被吓得不知所措。第二天，我接到通知，我不能进入任何大学读书。此时我对自己的未来悲观极了，却连哭都不敢哭。
这时我想到了祖母宋庆龄，就从上海到北京去看她。她因风湿病去外地疗养了。北京还有我的做建筑师的舅舅严星华和舅母王婉玲，我就到了舅舅家。舅舅当时在苏联，设计莫斯科-北京饭店。舅妈的警惕性非常高，得知我因家庭出身不被大学录取，当天就去派出所汇报了。舅舅家我也不能多呆了。当时邮电部部长朱学范的儿子是我的中学同学，他们在上海时与我家曾是邻居。现在，朱伯伯怕出身不好的我连累他们，吩咐儿子不要和我来往。
我沮丧极了，万般无奈，就给祖母宋庆龄写了一封信。祖母很快回了信，说上大学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过，她在最后一行提到，但愿我明年能进入大学。我把祖母给我的信寄给高教部，不久，有一位女干部来找我，说现在国家的政策是一时左一时右，这个学期入学太迟了，明年我将会获准进入大学读书。
次年我进入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有人说我是花岗岩脑袋，不积极接受改造；有人贴出大字报、小字报，批判我，逼我承认出身反动官僚资产阶级家庭；甚至在公开场合，我也时常遭到侮辱、欺凌。在同济三年，每学期我都被安排坐在班里学生党支部书记旁边，作业时常被抽查，所有笔记本都要定期交出来，以便他们检查我的思想。期终考试我得了满分五分，但因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经过重新评分，只给我二分，这是一个不及格的成绩。对于做学生的我，这种待遇无异于想判我死刑。那些政治思想进步的学生，即使不及格，也被拉成及格。二分必须补考，但系里又告诉我，所有的教授都说我不用补考了。我并不担心补考，我宁愿补考再拿五分。结果，在成绩单上，我的分数被填成三分，勉强及格。
因了出身，我的思想被认为有毒素，于是1958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农村劳动。住的地方潮湿阴冷，睡的是泥土地，我患上了全身风湿性关节炎，至今未愈。他们让我干最脏最苦的活，说这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方式，我必须用劳动清洗血液中上代传给我的毒素。当年我经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犹如做了一场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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嘎子是我小学同学，天资聪慧，口齿伶俐，但有个毛病，爱提问题，有时弄得老师张口结舌。小学入学语文课本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老师刚在黑板上写完，嘎子就提出问题：“老师，听人说过去皇帝万岁，怎么毛主席也万岁？”后来学习《半夜鸡叫》，地主周扒皮半夜起来学鸡叫，让长工们半夜起来到田里干活。嘎子又提出问题：“老师，半夜里黑古隆冬，伸手不见五指，周扒皮让长工到地里干活，那不把田里的秧苗都铲掉了吗？”老师说，这小子将来肯定惹事生非。1957年，嘎子在他家房门上写副对联，上联是“二四六八”，下联是“三五七九”，横批是“南北”。一日，县里工作队路过他家，见这副联，说这是污蔑大好形势，于是将他打成坏分子，因为这幅联缺衣少食没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