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钗转自爱思想
（总参炮兵基地 政教室，河北宣化 075100；中央党校 研究生院，北京 100091 ）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渐次加快和深度发展，中国农民也开始由一个以农业为本缺少层次变化的“整体性阶级”逐渐“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愈加显性化。现实的发展产生对理论的需求，学术界对于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的研究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渐深入。综合目前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对农民阶层分化的概念、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因、农民阶层划分的标准和类型、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现阶段农民阶层分化中存在的问题及应采取的对策的研究上。
关键词：转型期；农民；阶层分化；述评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渐次加快和深度发展，中国农民[①]也开始由一个以农业为本缺少层次变化的“整体性阶级”逐渐“分化”为“不同的阶层”，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同阶层之间的差异愈加显性化。现实的发展产生对理论的需求，学术界对于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的研究也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渐深入。由此，本文试图通过对学界关于农民阶层分化问题所作的研究作一简要归纳和述评,以期引发人们对此问题的关注和进一步思考。
一、关于农民阶层分化的概念
与俄罗斯、东欧一步到位的“大爆炸”（Big Bang）式改革不同，中国的改革是一种渐进式的改革，而与之相生相伴的中国社会转型也呈现出渐进性、阶段性和连续性等特征[1]。在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之下，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亦表现为一个渐次推进并逐步显化的进程，由此，许多学者就首先从现代化进程的角度来对农民阶层分化的概念进行归纳和概括。例如，有的学者认为农民阶层分化是指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农民从土地上、农业中分离出来，由农业劳动者转化为非农产业劳动者与经营者过程中形成从事不同职业，具有不同利益、不同愿望与要求的社会阶层。[2]209有的学者认为农民的阶层分化指的是农民群体中的相当多成员演变为其他阶层的过程，即农民改变自身身份的过程；该学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农民阶层分化是以职业转移为起步, 职业转移、地域迁移、身份变更构成了农民阶层分化过程中三个既相对分离又依次递进的阶段。[3]而有的学者则将农民阶层分化与农村社会成员结构宏观变动的社会化过程联系起来，认为农民阶层分化是农民由传统农业领域向工业、商业等其他行业渗透、转化的社会层面分化过程。[4]
有的学者认为农民阶层分化，在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农民职业分化，因为阶层分化是通过职业分化去完成的。[5]还有学者以社会分层理论为依据，认为农民阶层分化是指农民在社会系统的结构中由原来的承担多种功能的某一社会地位发展为承担单一功能的多种不同社会地位的过程[6]。
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农民阶层分化的实质，认为农民阶层分化的实质就是利益分化。分化后的农民各阶层虽还统称为“农民”, 具有“农”的身份, 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政治意识和心理, 但各阶层农民受社会关系、生活方式、职业习惯等因素的影响, 会产生相异的利益诉求。[7]
二、关于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因
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程表明，农民阶层分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必要前提。中国在从传统型社会走向现代型社会的过程中，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然这也是中国社会大转型的“真正起始点”。与之相随的是，中国农民阶层的分化也拉开的大幕。所以，学术界几乎毫无例外，都或明或暗地以改革开放为“总的动因”和“想当然的前提”。在此基础之上，学术界主要围绕农民阶层分化的“具体动因”来展开进一步的分析。
例如，有的学者在明确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农民阶层分化最主要动因的同时，从政策变化的角度归纳了农民阶层分化的“推动力量”。这些政策包括：家庭承包制的推行、“关于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关于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政策、关于加快小城镇建设的方针，以及有关积极引进外资、发展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等等方针政策。”这些政策的推行引发了中国农村社会产权结构的多样化、农村职业结构的多样化、社区结构的多元化等。由此导致农村社会成员的多元成层化变迁。[8]
有学者认为，1978年以来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过程有其独特的社会结构性因素推动。在这些结构性因素中，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是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重要前提，它促成了农民在农业部门内的最初分化，之后通过鼓励农村非农产业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等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中国农民的职业分化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城乡户籍制度的松动，使农民的身份转变成为了可能，而对外经济开放则加速了中国农民分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传统的身份制、单位制虽仍在影响人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但新兴的市场力量已经向传统的社会制度发起了挑战，以市场为导向的体制变革在推动新的社会结构形成的同时，也成为下一轮制度变革和阶层分化的动力。[9]
有学者认为，农民阶层的分化，表面上是农民个人的主动选择，实质上是受到环境诱导和压力的被动改变。在总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农村人口和农业生产人口减少是必然趋势。城市化进程对农村人口形成拉力，集约化农业经营对务农劳动力形成推力。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发展转移农村劳动力是拉力为主；2006年以来，村内农业现代化对劳动力的推力则居主导地位。该学者进一步指出，“在拉力为主的条件下，农民的职业流动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可以保持自己的阶层地位不变；在推力为主的条件下，村民的社会流动就可能是一种被动的裹胁型的向下流动，存在着被农业生产排挤和农村生活排挤的双重风险。”[10] 270-271
而有的学者则从社会的宏观层面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动因进行了概括。内容主要包括七个方面：（1）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变革是农民阶层分化的根本动因和基本前提；（2）二元结构的松动是农民阶层分化的历史基础和制度条件；（3）与其他产业相比，从事农业生产和经营总的比较收益低是农民阶层分化的外在压力；（4）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建设的发展，为农民阶层分化提供了桥梁和渠道；（5）改变生存状态、致富奔小康，富而思进、不断进取、永不满足的心理，是农民阶层不断分化的内在原因和动力；（6）不断向纵深推进的各项改革，是农民阶层得以持续分化的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7）城市生活方式的吸引是促使农民走出去闯天下的外在诱因。[5]
此外，还有学者从相反的角度——既阻碍农民阶层分化的角度——进行了研究，认为阻力主要有三：一是户籍制度与身份制度改革的滞后，严重影响了农民的阶层分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分配与声望地位上的差异等；二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阻碍着农民的阶层分化，并在体制上护卫着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三是一些人，特别是一些掌权者受一些不合时宜甚至是错误思想观念的影响，存在对农民的各种“歧视”，并且这种“歧视”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反映出来，这也非常不利于农民阶层的分化[5]。
三、关于农民阶层的划分标准和类型
目前，学术界主要以职业、身份、家庭以及政策变化所引发的阶层变化等为基础标准而将农民划分为不同的阶层。
（一）以职业为基础标准所进行的划分
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是陆学艺、张厚义等人以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力为标准所进行的划分。他们据此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民划分为八个阶层，即农业劳动者、农民工、雇工、农民知识分子、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农村管理者等。[2]由于陆学艺、张厚义是较早研究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的学者，他们的这一划分时间较早, 且基本符合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状况,因而也得到了学术界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但是，随着实践的发展，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如有的学者指出，陆学艺的分层标准已经不太适应中国现阶段农民阶层分化的特点，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农民各阶层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演变，如农民工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发展迅速，而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和雇工阶层在经过乡镇企业改制之后，单独作为阶层分析不再具有实质意义，由此可以将这两个阶层分别并入私营企业主阶层和农民工阶层进行分析 [2]267。同时，对新出现的一些职业群体，例如农民经纪人[11]、家务劳动者[5]等，也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有学者以职业差别为分层依据，构建了对农民阶层的“两级划分标准”，即以职业性质为一级划分标准，以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的地位为二级标准。按一级标准划定的阶层是：农业劳动者、亦工亦农劳动者、乡村干部、乡镇企业管理者、知识分子；按二级标准划定的阶层是：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业主、雇工。[12]
此外，还有学者以职业收入为主要依据，结合农民对不同职业的美誉度，将农民大致分为上层、中上层、中下层和下层四大类，并认为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阶层结构是一个“类金字塔”型结构，塔尖部分是私营企业主、乡镇企业管理者和农村管理者，约占总人数的9.7%，他们人数虽少，但拥有较高的收入或组织资源；金字塔的中上层是农村智力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占总人数的26.9%，他们人员庞杂、流动性较强，但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金字塔的中下层是雇工和农民工，占总人数的25.3%；金字塔的底部是农业劳动者，占总人数的34.9%，这个阶层的收入和地位都相对较低；其他占3.2%。[13]
（二）以身份为基础标准所进行的划分
有学者认为，农民的分化主要是通过其产权、职业、社区等身份的转换而发生的。因此，从农民分化的基本原因出发，按阶层结构多维分析的原则，可以将农民大致分为三个阶层系列。系列一是根据对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的不同组合划分的产权阶层系列，包括家庭承包劳动者、乡镇企业集体劳动者、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受雇民工等阶层；系列二是根据所从事的职业类型划分的职业阶层系列，分为农业劳动者、非农业劳动者、兼业型劳动者等阶层。系列三是根据工作和生活所在地的社区性质划分的社区阶层系列，包括城市农村劳动者阶层、小城镇农村劳动者阶层和乡村劳动者阶层。[8]
（三）以家庭为基础标准所进行的划分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10年，大陆31个省、市、区的总人口为1339724852人，其中家庭户人口为1244608395人[14]，即家庭户人口约占总人口数的93%。由此可以推断，中国农村阶层分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一个人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也就是说，是农户而非农民个体的状况决定了农村的社会分层结构，农民个体状况受制于其家庭状况 [15]。为此，有学者尝试以家庭为单位，利用聚类分析方法对农民的阶层分化状况进行了剖析，提出当前农村社会存在七类家庭，分别是：农村企业家家庭，外出打工（收入较高）家庭，个体工商户家庭，种养大户家庭，外出打工（收入较低）家庭，传统农业家庭，年老贫困家庭。[16]还有学者按照农民家庭收入状况把农民分为贫困户、温饱户、宽裕户和小康户四个阶层。[17]
（四）以政策变化所引发的阶层变化为基础标准所进行的划分
政策变化对农民阶层分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改革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劳动用工制度的开放、粮油供给制度的废除、户籍制度的松动等都有利的引发并促进农民阶层的分化。进入新世纪之后，学术界主要围绕土地流转以及农业税的取消所对农民阶层分化产生的影响而展开研究。例如，有学者从土地流转的角度，通过对农民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的分析，将农民划分为五个阶层：外出经商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小农兼业阶层、举家务工阶层和村庄贫弱阶层[18]。而有的学者在取消农业税后，通过对农户与土地关系的分析将农民阶层划分为脱离土地的农民阶层、半工半农阶层、在乡兼业农民阶层、普通农业经营者阶层、农村贫弱阶层[15]。
此外，还有学者从社会资源占有、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消费水平等角度对中国农民进行了阶层的划分。
四、关于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过渡过程。因此，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事物一般同时兼具有两个方面的性质，即传统性和现代性，所不同的是这两种性质在不同的地域、在不同的时间段、在不同的事物身上会表现为程度、深度、广度乃至向度等方面的不同。我们姑且把处于社会转型中的事物所表现出了的这种“总特征”称之为“一体两面性”。实质上，学术界对于处于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特征的分析，也主要围绕这个“总特征”，从不同角度展开具体的描述。
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之一：路径特殊
目前，成功实现社会转型的国家或地区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欧美诸发达国家，二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不管是欧美各国，还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农民最初的职业分化都是缘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主要途径都是农村劳动力进城。在这些国家的历史上，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产生与发展，农民阶级不是多元化地分化为若干阶层，而是一元化地化为工人阶级。其不同在于欧美这些“先发展国家”，几乎都无一例外地经历了一个残酷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在引发了不计其数的社会冲突乃至革命之后，才认识到“保护社会”的重要性；而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进程则相对和缓的多，原因主要是在吸取欧美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将社会“保护”了起来，既充分利用了市场配置资源的高效率，又维护了社会的基本公平正义。然而，中国农民阶层的分化并没有遵循这一“惯例”，其原因在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农民阶层分化不是始于工业化，而是源于1978年之后限制农民流动和自主经营规则的逐步放松。在传统的制度结构和市场机制的共同作用，理性的中国农民开始由静态社会向动态社会转化，在此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分化的格局：既有传统的升学、参军、招工、提干等途径，又有打工、经商、办企业等方式；既有“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工人和管理者阶层的兴起，又有远离故土到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空间的农民工阶层的出现[9]。这种多元分化在避免造成社会大的震荡的同时，也孕育出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殊路径。
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之二：起点低
中国社会转型肇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研究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起始点自然也应该追溯到1978年。那么，1978年中国农民的状况是什么样的呢？据统计，在1978年，农民总数约8亿，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82.1%；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为133.6元，其中有2.5亿农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即尚未解决吃饭问题）[19]，而如果按联合国一天一个美元的贫困线标准计算，当时中国几乎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贫困之中。在当时，如果按收入或生活状况“硬”给农民进行阶层划分的话，最多有三个阶层：绝对贫困阶层、贫困阶层和初步解决温饱阶层。而实质上，在当时“政治挂帅”的计划体制下，在城乡二元分割结构存在的情况下，大家共同认可的只能是一种先赋性的“政治身份”——农民，阶层意识在人们头脑中几乎不存在[20]。所以，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之一，就是起点低。这是我们具体研究中国农民阶层分化问题的时间和逻辑起点。
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之三：过渡性
由于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独特路径和低起点，从而使中国农民在转型过程中，各阶层内部以及阶层之间出现很多分化与整合方式，并且这些分化与整合方式都显示出一定的过渡性特征。具体表现为：（1）农民个体与家庭成员身份变迁的非同步性。由于是个体而非家庭是阶层结构的基本单元，所以在分化过程中会出现农民个体与其家庭成员分属不同阶层的状况，这种非同步性在一定程度上既给阶层规模的扩大设置了“边界”，又给阶层分化提供了一定的“弹性”。[2]223（2）阶层分化的不完全性，农民中的多数阶层都分化得不完全，并没有真正脱离农村，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农村和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3）阶层成员的不稳定性，表现为农民的流动性较高，各阶层之间自由地进入或退出，处于一种变化相当频繁的不稳定状态，由此也造成了阶层成员构成和规模的易变性，从而呈现出明显的不稳定性。（4）阶层界限的模糊性，部分农民的边缘化和“两栖化”会模糊乡村社会成员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21]（5）阶层结构隐形化。由于以上“四个特性”的存在，使阶层成员在地位、利益和价值等方面难以自觉认同，没有明确的阶层意识，从而难以取得一致性的心理与行为要求。这就削弱了各个阶层的凝聚力，弱化了个人对阶层和阶层冲突的参与程度，进而使现阶段的各农民阶层只是作为一种潜在的结构发生作用，在社会互动中不能转化为一个阶层的自觉行动[9]。
转型期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特征之四：不平衡性
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是由东向西、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推进的，这种改革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迅速拉大了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改革的渐进性、地方发展的差异性以及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性，使中国农村社会在转型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差异性，反映在农民阶层分化上就是不同地区、不同区位、不同村社乃至不同家庭之间农民阶层分化的不平衡性[9]。首先，区域差异引发的不平衡。与经济开放程度、非农产业发展程度等紧密相连，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程度明显地呈现出由东到西依次递减的状况[22]。其次，区位差异引发的不平衡。一般而言，在同一个区域之内，距离城市或市场中心较近的农村，阶层分化较为明显；而在省和县级行政区域边远地带、区位条件较差的农村则不利于农民的阶层分化[23]。第三，村社差异而引发的不平衡。在工业较为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的阶层分化更多表现为一元化的变迁，即由农民转变为工人；而在个体私营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农民阶层分化不仅表现为多元化，而且会形成一个以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劳动者阶层为主的阶层结构[8]。第四，家庭经营模式差异引发的不平衡。在承包型家庭经营模式下，土地经营能手将会逐步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场主；部分农户将放弃土地经营，成为产业工人或其它行业的劳动者；部分农户解除承包关系后将转型自营性家庭经营，或转型雇工经营并进而发展成为私营企业主[24]，等。
五、现阶段农民阶层分化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关于现阶段农民阶层分化中存在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农民绝对数量依然庞大，分化空间受到制约[20]。据统计，2010年，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50.32%，但第一产业增加值却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2%，投入与产出呈现出明显的“倒挂现象”[25]。同时，受信息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我国GDP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就业弹性不断下降，加上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特别是高校毕业生群体就业问题的影响，都制约着农民阶层分化的空间。（2）农民阶层分化过程中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并且与分配不公问题相伴。由此而引发，（3）农民各阶层之间矛盾增多，总体表现为强势阶层和弱势阶层之间的矛盾，具体表现为干群矛盾、党群矛盾、雇主与雇工的矛盾等。其中，干群矛盾最为突出。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显示，在2008年全国范围内所侦查的涉农职务犯罪案件中，有42.4%的犯罪嫌疑人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10]264。而在干群矛盾中，焦点主要集中于征地与财务问题。（4）农民阶层分化面临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阻碍，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职业分化，特别是对农民工阶层影响最大。（5）农民阶层分化受到传统观念及农民素质不高的影响。
总体而言，在农民阶层分化问题上学者们关注最多的是农民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贫富分化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有的学者专门探讨了农村各阶层之间的矛盾, 认为当前农村处于社会结构急剧变迁的转型期，阶层关系没有理顺，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主要表现在: 村民和基层干部阶层之间的矛盾、私营企业阶层与雇工阶层之间的矛盾、低收入阶层和高收入阶层的矛盾、农民外来工和社区居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在农民分化中凸现出来, 但还只是表现为一个阶层的部分成员同另一个阶层部分成员之间的冲突, 且被分割在不同的社区内, 没有被广泛的联贯起来, 这些问题的存在和继续发展是令人担忧的。[26]
关于解决农民阶层分化中的问题的对策，概括起来主要有：一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将农民各阶层纳入到城乡一体的服务体系中；二是协调农民阶层间的利益分配和利益关系，正确处理阶层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三是加强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农村的社会公共服务；四是进行制度创新，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减轻农民负担；五是加强对农民的教育，提高农民的素质；六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促进农村阶层结构有序发展。
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基于中国特殊的国情条件，必须制定具体的措施，协调农民阶层分化中的各种关系，使其呈现整体平衡的态势，并将推动农民阶层分化纳入社会整体文明发展的系统工程，进行全方位的积极引导。[4]
六、简单的小结
1、两个总的向度。在中国社会转型期，农民的阶层分化越来越表现为两个总的向度：一是大量农民在不断转化为非农产业劳动者；二是传统农民在向现代农民转化。
2、一个关键环节。在确定了中国农民阶层分化两个总的向度之后，那么下一步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促使农民向这两个方向转化。很显然，问题的关键环节是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谋出路，即在城乡的广阔地域里创造出更多的非农就业空间与工作岗位，把他们从土地上、农业中分离出来，转化为非农产业的劳动者和经营者，而留在土地上的农业劳动者则逐步走上“能者多耕田”的规模化经营之路，促进农村经济全面发展[2]227。
3、破除制度樊篱。当前主要是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包括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让户口回归本位；建立城乡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建立城乡统筹的社会保障体系，逐步由“农民待遇”、“市民待遇”向“公民待遇”过渡；同时，加大对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等[27]。
4、促进阶层间的合理流动与整合。（1）充分发挥政府强有力的调控功能，把握和促成农民阶层分化的正向发展；（2）强化权力调控和观念整合，协调利益关系，打破“强弱失衡”的阶层关系；（3）形成合理有序的阶层流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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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Chinese Peasant Stratification Problem in Transition
YAN Zhen-shu YUAN He-Xin
(Artillery Bas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work, Hebei Xuanhua 075100；
Graduate School, Central Party School, Beijing 100091)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with gradually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Chinese peasant started by an "overall class" to the lack of level changes of agricultural-based gradually differentiate into "different Stratum ". Over tim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different Stratum even more explici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of real demand, peasant stratification in academic research as practice develops gradually in-depth. Comprehensive present research results,mainly reflected in the concept, motivation, standards and types, characteristics, problems at this stage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easant class differentiation to be taken of the research.
Keywords: Transition; Peasant; Stratification; Review
作者简介：严振书（1975.5 —）男，汉族，河北石家庄人，总参炮兵训练基地政教室副主任，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转型期中国社会建设；袁和欣（1985.10 —），男，汉族，山东临沂人，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2009级硕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业，研究方向为“三农”问题。
[①]谈到中国农民，一般有三种含义：一是身份农民，即国家统计数据的乡村人口；二是职业农民，即乡村人口中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劳动者；三是地域农民，指生活居住在乡村的常住人口。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第一种含义的农民，即身份农民。参见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社会蓝皮书:201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2月出版，第270-2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