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70年4月，文革中的红色恐怖登峰造极。我和我初中时的老师张树人，为了逃避一打三反的政治迫害，从塔里木荒原上的一个国营牧场向乌鲁木齐逃亡。那时南疆尚无铁路，我们坐班车途经库尔勒，当晚住在库尔勒汽车站候车室。班车到达库尔勒车站时，离天黑尚早，张树人老师呆在候车室休息，照看简陋的行李，我就到车站附近的街道上转游。突然，我看到墙上有一张新贴出来的布告，一些人围着看，我也走上前去看。
这是巴音廓楞蒙古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贴出的一张布告。布告上大约有20多人被判处死刑，每个被判处死刑的罪犯的名字都被划上一道血淋淋的红杠杠。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罪犯名叫徐长生，四川长寿人，25岁。布告上说，该犯系盲流出身，在博斯腾湖打鱼为业，其罪状是撕毁了一张毛主席像，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的脑子“轰”的一声，就像晴天起霹雳，立刻把我震懵了。这个年轻人我认识，我们有过一两次交往。文革初我也曾流浪到博斯腾湖，在湖中打鱼割苇抓水老鼠，因而认识一些在博湖谋生的盲流。这个徐长生，为人忠厚，仗义，怎么会有意撕毁一张毛像而被判处死刑呢？一个年纪轻轻的活生生的生命，就因为这样一件事被随意枪毙了。他才25岁，正是生命的黄金季节啊！
接着看下去，布告上所有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的罪犯，几乎都是在博斯腾湖打鱼割苇捉水老鼠谋生的盲流。其中一部分人，我都见过，认识。那些被判处死刑的罪犯，没有一个有杀人放火，行凶抢劫，或颠覆政府的确凿罪行。他们的罪名几乎全是因为说了几句对现实不满的话，就随便找个借口，处以极刑。其中有个姓杜的，名字记不起了，四川人，也是在博湖打鱼、卖鱼为生，判处他死刑的理由是他的一个舅父是国民党军官，一个姑父是右派分子，社会关系非常复杂，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以社会关系复杂而判人死刑，全世界恐怕绝无仅有。这张布告上所判的几十人，全是这种莫须有的罪名。
其中有一位四川自贡人，叫罗绪刚，被判二十年有期徒刑，罪名是雇工剥削。他在大河口（开都河流入博斯腾湖入口处）打鱼，两名从关内进疆的盲流小伙来投奔他。出于同情，他收留了这两个盲流，就被安个雇工剥削的罪名。
这张布告给我打下终身难忘的烙印，眼睁睁看着自己认识的一些人被无缘无故地杀戮，我只觉得自己实实在在是生活在非人间，生活在人间地狱。
博斯腾湖是新疆戈壁荒漠中的一个大淡水湖，位于和硕、焉耆、尉犁几县之间。湖区面积近千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新加坡和两个澳门。湖中烟波浩淼，芦苇丛生，几十个大小岛屿散布其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在那场举世罕见的大饥荒中，关内大批盲流逃亡到新疆谋生，许多人就逃到当时还相当荒凉、人迹罕至的博斯腾湖，以打鱼割苇捉水老鼠为生。文革时又有许多内地逃亡到新疆的盲流，为了躲避公安部门、造反组织和收容站的抓捕，陆续聚集到博斯腾湖。他们藏身在芦荻丛生的小岛上，划着卡舨（独木舟），或捕鱼，或割苇，或捉水老鼠，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当时全中国阶级斗争白热化，这儿是盲流的乐园。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一打三反掀起空前惨酷的红色恐怖，当局决心端掉这个盲流乐园。他们调集正规部队、兵团值班连和沿湖各县的公社民兵，利用冬季博湖结冰的机会，对整个湖区进行大包围，大搜捕。据传公安部门发现湖中有敌特的电台活动，当局判断那里隐藏着苏修特务或美蒋特务。兴师动众大搜捕的结果，一个苏修特务、美蒋特务也未抓获，抓的全是在湖中打鱼割苇抓水老鼠的盲流。这些无辜的盲流成了美蒋特务、苏修特务的替罪羊，当局随便找个莫须有的罪名任意杀戮判刑。
当年发生在博斯腾湖的惨绝人寰的盲流大捕杀已过去四十多年了，当年那张草菅人命、滥杀无辜同胞的布告却刻骨铭心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时时在我眼前出现，让我寢食不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开篇题辞说：“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但愿他们原谅我，没有看到一切，没有想起一切，没有猜到一切。”我是侥幸逃脱被捕杀命运的进疆盲流幸存者，我有责任把我所见所闻所历的告诉后来人。
盲流是当年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打工仔和农民工的前身。由于其分散性，文化素质相对低下，他们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天我将这件至今仍被深深掩盖的历史事件披露出来，以慰死者，以警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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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对父女，父亲是反革命分子，女儿是小学三年级学生。有一天，学校召开批斗大会，父亲被同学们揪进会场。班长命令父亲站在条凳上，低头弯腰，双臂向后伸直，又点名让他女儿上台发言。女儿慢慢走向讲台，眼含泪水，背了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便是沉默。班长无法忍受这种长时间沉默，带领同学们一遍遍地高呼口号：“打倒反革命分子林之清！”然后催促女儿彻底揭发林之清的反革命罪行。女儿被逼无奈，终于一步步走向父亲。同学们息声屏气，等待一场更加刺激的好戏，有的甚至激动得站了起来。只见女儿走近父亲，踮起脚尖，把父亲脖子上挂的反革命木牌正了正，并顺手在父亲的下巴上迅速地摸了一把。父亲是个讲究仪表的人，他的习惯就是抚摸自己的下巴。那一场批斗对父亲来说既是一种痛苦，也是一种幸福。从此，无论面对怎样的折磨，父亲总能平静地接受。文革后有人问他是什么力量支撑他熬过了那段时光，他回答：“是女儿的爱。”这个女儿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