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宇翔转自大纪元网。
提起邓小平,国人了解最多的无非是:刘邓大军、三起三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六四屠杀。而从1949年中共建政到文化大革命近二十年的时间里,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都做了些什么?在中共官方的历史里基本上是空白。就是在网络资讯高度发达的今天,网上也几乎搜不到更多的相关资料。似乎,官方不愿意谈论这一时期的邓小平。
那么,中共为什么要刻意掩盖、隐瞒这段历史呢?是其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隐情?还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我们从为数不多的历史资料中寻找答案,试图告诉人们那段真实的历史、一个真实的邓小平,从中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
书记处总书记、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的副元帅
1959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闭幕会议上说:“权力集中在常委和书记处,我叫毛泽东,挂正帅,就是大元帅;邓小平挂副元帅,为副总司令,我们两人一正一副,你是总书记嘛!”“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也是常委会的总书记,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你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但是你也是我的总书记。”[1]
早在1956年的中共“八大”,毛泽东主导改组了中央书记处的职权,书记处第一把手不再称主席,改选总书记一人。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下,负责处理党、政、军、经各方面的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书记处总书记组成政治局常委。此时的书记处权力极大,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任总理的国务院都要接受书记处的领导。毛泽东在1958年6月作过这样的批示:“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
在毛泽东的着力安排下,邓小平出任第一任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排名在党主席和四位副主席之后,与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负责日常工作。直至1966年书记处被中央文革小组取代,邓小平担任总书记长达十年之久。
中共“八大”常委会与中央书记处人员中,邓小平既是常委,又是书记处总书记,既参与最高决策又负责具体执行,在政治局常委会享有主席级同等地位。邓通过中央书记处直接参与中央对直属各部委、政府、军队以及地方党委的领导,位高权重。事实上,中共“文革”前的历次运动都在邓的实际领导之下。[2]
那么,毛泽东为什么要对邓小平委以如此重任呢?这还要从高岗事件说起。
告密高岗,借机上位
1952年9月,中共中央上调各大区书记到中央工作,强化中央权力,削弱各中央局和大区政府职权。进京的五大区书记分别是:东北区高岗、中南区邓子恢、西南区邓小平、华东区饶漱石、西北区习仲勋。五人中,高岗职位最高,所谓“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邓担任政务院副总理。
当时,一向听命于毛泽东的刘少奇,对于如何搞社会主义和毛产生了严重分歧,矛盾已经公开化了。毛泽东私下多次跟高岗谈到这些问题,认为刘不是合格的接班人,想让他“挪挪位子”。1953年春夏之交,毛交给高岗一项“绝密任务”:查阅东北敌伪档案,了解二十年代刘少奇在奉天(沈阳)被捕的情况。个人历史问题在中共的内斗史上历来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日后毛把刘打成“叛徒、工贼”的依据。高岗对此心领神会,认为毛要打倒刘,便开始四处活动。
1953年12月15日,中共中央领导小组开会,商讨毛泽东不在北京时由谁主持工作的问题。散会后,高岗跟邓小平说:“少奇政治上不稳定,不宜主持中央工作,还是轮流好。周恩来把握政策比刘少奇稳。”邓小平反驳道:“少奇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应该由少奇主持”。事后,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高岗搞非组织活动,拉拢我。
刘少奇在中共党内根深叶茂,势力雄厚。高岗错估了形势,低估了刘的影响力。毛泽东想利用高岗给刘少奇“换换位子”的企图没有得逞,高岗反而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后以自杀告终。
毛泽东看重的高岗倒台后,毛失去了一个可以制衡、替代刘少奇的得力助手,毛的眼光转向了邓小平。在“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件中,邓小平负责调查饶漱石。1954年4月,邓接管饶漱石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第三次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
1955年3月,邓在党内会议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邓小平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中共最高领导机构。
(笔者注:文革后,中共历史上的许多“冤假错案”都平反了,唯有“高饶事件”,虽然抹去了“集团”、“联盟”字样,但“反党、篡权”的罪名依然存在,这和邓不无关系。)
“毛派头子”,毛泽东的“自己人”
邓小平一直是毛泽东信任、器重的人。早在1931年,邓小平在瑞金、会昌等地担任领导时,积极推行毛泽东的“富农路线”,是毛的拥趸者之一,因此成为共产国际派排挤、打击毛时的“标杆”,被称为“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毛派头子”,受到严厉批斗与处分。自此,毛将邓视为“自己人”。
中共官场历来讲“站队”,不然,能力再强也枉然,邓小平站对了队。随着毛泽东重新夺回权力,邓小平开始逐渐复出。至1943年,邓已是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此后更是一路高升。
就是在文革邓小平被打倒时,1967年 7月14日,毛泽东在武汉与王力单独谈话时说到邓小平:“打倒一年,顶多打倒两年,人家要打倒嘛!那就打倒一下吧!小平,文可以同少奇、恩来相比,武可以同林彪、彭德怀相比。指挥两个野战军的,只有一个邓小平。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小平来。”“小平举重若轻,善于决断。”[3]可见毛对邓的看重。
四处宣讲,积极准备整风
邓小平领导的书记处在具体执行中央的决定中,拥有极大的权力和相当大的操作空间。在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大跃进运动中,邓小平以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的身份,积极贯彻、执行着毛泽东的指示。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给社会主义阵营带来了猛烈的政治震荡,引发苏联国内及其卫星国的一系列骚乱。6月,波兰爆发大规模罢工、游行的波兹南事件;10月,匈牙利爆发民众抗议政府导致苏联入侵镇压的匈牙利事件。
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发动了“整风”和“反右运动”。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鼓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3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有党外人士参加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着重讲知识分子问题、准备整风问题和加强党的思想工作问题,强调要继续贯彻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
会后,邓小平与其他中央常委分头到外地,积极宣讲毛的讲话。
4月25日,邓小平“审改彭真批送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初稿)》”[4],批示杨尚昆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自此开始。
4月30日,中共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讨论整风运动问题。出席会议的有中共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共44人。会上,毛泽东提出:“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5]
此后,5月8日至6月3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中共中央统战部召开了三十多次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工商界人士、大专院校座谈会,征求对中共整风的意见。这些发言先后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刊载,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各地纷纷仿效,发动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