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50年秋，一天晚上，父亲晚饭后出门访友。10点多，父亲捧着一包热腾腾的包子回家，推门就喊：“祖英，拿包子，娃娃明早吃。”母亲应声走过来，却见父亲身后站着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生人。“啊，有客人，请进！”她误以为是父亲的朋友。一听这话，父亲转过身，问：“请问，你找谁？”见有人跟上楼来，父亲有些诧异。“啊，糜先生，区长有请……”“区长找我？有何贵干？”“没什么事，区长请糜先生过去闲坐，想请教一下先生。”
父亲接过那人递上的公函看了，说：“那好，请稍等。”便转向母亲：“祖英，你把我那包东西翻出来，让我带着。”母亲翻出一个布包，递给父亲。包里是父亲在抗战期间获得的奖章、奖品和一些证件，还有忻口战事之后卫立煌、蒋介石等人授予他的金奖章、怀表、钢笔等。“祖英，你先睡下，我一会就来。”父亲接过布包对母亲说，便与鸭舌帽一同下楼而去。
几经周折才打听到父亲这是被暗捕了。母亲赶紧去找贵阳市市长秦天真、副省长周素园。秦是父亲的同乡，搞地下工作时被捕过，父亲曾保他出狱。周是父亲的故旧。见到我母亲，秦市长诚恳地说：“糜二哥为和平大义，放下武装，以独立第一师师长的身份参加西南绥靖区起义，来省城居住后，又参加市政府组织的学习，应不会是被捕，恐有误会，待我打听清楚，让糜二哥尽早回家。”周也这样说。
不久，秦市长回母亲：“军中不放人，说糜二哥态度强硬，请他说降他的学生曹绍华，他推说曹与他不和，请他带兵攻打曹，他说年事已高，可是在下面，他对朋友说：‘我不能劝说我的学生去背叛我的校长啊！我自己加入起义，已对不住……’说着还流泪。军中说他死心塌地效忠老蒋，拒绝与我们合作！”
母亲一听，急了，赶忙说：“秦市长，请您为藕池说说话，你知道他这脾气，一辈子就讲忠孝节义。只是他没有犯法，请省里看重这点，释放他。”秦市长答应再去说情，不久告诉母亲，上边坚持不放人。这时秦的夫人，也是母亲少年时的老师熊老师走了出来，母亲便上前跪下，说：“请老师救救藕池！”熊夫人扶起她，说：“糜二哥太反动了，我们想尽办法，都通融不了。你回去好好照顾娃娃吧。”母亲只好写请告书，递到省政府，陈述丈夫没有触犯国法，抗战建国有功，请无罪释放他。他若犯罪，请法律庭审。可是母亲的请告书，和父亲的身影一样，石沉大海。
母亲一边奔波救人，一边变卖旧衣度日。父亲忻口战役时的老上司陈弦秋师长，见自己的部下遭难，妻儿无着，便暗中送钱给我母亲。陈师长对我母亲说：“糜藕池一辈子不喝兵血，人又豪爽，总帮亲友，所以他一点积蓄都没有，这我知道。”母亲听了十分感激。父亲不喝兵血，是指他带兵从不克扣士兵的军饷。
到了1952年，母亲才听说父亲已于1951年5月1日作为历史反革命被镇压了。父亲像三国人物那样豪义，保释救援不少共产党人，然而他自己竟被共产党视为不共戴天之敌遭到枪决，母亲哭得昏厥过去。
母亲只将噩耗告诉了大哥，大哥捧着一幅铅笔画大哭。我们跟着大哥哭，却不知道画这幅画的父亲已不在人世。那幅铅笔画，是父亲在监狱暗淡的光线中用心画下的，辗转数人才送达我们手里。画面上漫天风雪飞舞，一株老松被大雪压倒在地；一只幼小的松鼠蹲在树上，眼睛大而惊疑，蓬松的尾巴在身后高高翘起；小松鼠的上方，有一枝昂然绽放的梅花。画的背面留有父亲的绝笔：“我心爱的宝贝们：爸爸就要出远门了，好多年、好多年回不来呢！但你们可要记住啊，一定要努力学习，孝顺妈妈，德和智双佳，让爸爸在远方为你们高兴！尧儿，烦劳你了，帮助妈妈带好弟妹。这幅画，是爸爸为你和弟妹画下的。你看，小松鼠多可爱，它单纯、无知，想知道天下的一切。永远爱你们！ 爸爸 一九五0年冬天”
另有一信，是写给母亲的：“祖英，我对不起你，丢这么多儿女给你! 你的性格我知道，善良、重情义。但请你听我的话：你才35岁，这样年轻，务必改嫁，过新生活；也请你给娃娃，找一个好心的继父！永远爱你！你的夫君 九泉保佑你”
成为反革命家属的母亲，无法找到工作，只能给人洗衣、打扫卫生。亲戚劝她说：“以后娃娃都是国家的下一代，何必跟着你饿饭？”于是母亲忍痛将两个最小的妹妹送人。
1955年，陆筑坡（父亲在湖南收养的一个孤儿，后读军干校，留在父亲身边工作）找到母亲，讲述父亲在贞丰被害的经过，以及他掩埋父亲的情况。
“我穿着农民衣服，跟着看斗争教育长。他们问他：‘你老实交代，贪污的钱在哪里？’教育长指着肚皮说：‘在这里！’我马上明白教育长的意思。他一生多在军校任职，七七抗战爆发上前线作战，从未当过父母官。他奉命任师长兼贞丰县长时，也是委托秘书王均全权代理县长职务，他只负责军队。他指着肚皮说‘在这里’，是愤慨地表达他除了吃饭，没有贪污。那个时候天天斗人，县长、保长、甲长、镇长、地主、富农、读书人、绅士，不经司法审判，草草斗完就推到不远处抢毙。农民被发动起来斗人，跑着看枪毙人，我跟在他们中间，听有人指挥：‘子弹磨薄，这一位，要脑袋开花，不见面目！’就见人磨子弹，磨好，就要开打教育长。只听教育长说：‘看见成立共和国，我参加起义。不曾想，你们至今还是土匪！’枪就响了，他老人家的头，就遭打开花，面目全非。我难过得没法看，死死记住教育长的装束，半夜跑去背他的遗体，朝白天看好的隐蔽地方背去，深挖一个坑，将他老人家埋了。我眼泪八撒，跪下叩头，就赶快逃出贞丰。”
陆大哥说：“教育长冤枉啊，他一辈子不贪污，不收老百姓的礼物，规定我们也这样，说国家有难，发财就是犯罪。他穷一辈子，我们也跟着穷，可解放后，我们反而成了‘蒋匪军’。”陆大哥走后，母亲悲痛万分，不断地说：“为什么？他死得这样惨，他究竟做了什么坏事！”
父亲青年时代一心保卫共和，17岁只身奔云南，一路卖画求生，晚上睡人家屋顶，到讲武堂学军事。3年后父亲在云南加入倒袁护国军，被蔡锷将军派作侦探，远赴四川侦察敌情时被俘。在绑赴杀场途中，父亲慷慨作绝命诗，打动仁人志士，捡回一条命。
1981年，我开始为父“落实政策”奔走，不想程奎朗却提出异议，说：“糜藕池是反对起义的。作出起义决议的当晚，他独自喝闷酒、流泪，写反诗哀悼蒋介石！”当事人萧开讯参谋长当面激烈地批驳程：“我真想说你狗嘴吐不出象牙！糜师长丢不下对蒋校长的情义，一时间反对起义，起义后流泪写诗，都是人之常情！难道要他有奶便是娘才好？他最后服从集体，加入起义，已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何况，他抗战立了怎样的功劳，你不知道？这样的人怎该被杀，你说？”
1982年，父亲和陈弦秋师长抗战时的老上司陈铁军长多次在政协会议发言：“糜藕池是抗战功臣，不给他落实政策实在说不过去！”我和弟弟去见陈军长。看到我们，陈军长很兴奋，拉着我的手，一个字一个字地大声说：“见到你们，我又想起糜藕池，他是一个英勇善战、热情助人的人，他让人喜欢、信任。”陈军长讲了一个父亲飞奔上马，前去营救下属的故事给我们听。我听着，眼泪不断地流。
198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际，陈弦秋师长给贵州省政协写了一个提案，倡议为国民党起义师长糜藕池被镇压平反。1987年3月，贵州贞丰（1949 年父亲师部所在地）法院来省城找到我，告诉我已给糜藕池平反，把《刑事改判书》递给我，要我签字。读完改判书后，我无法接受以下内容了：“一、撤消本院一九五一年度特刑字第99号刑事处分书对糜藕池的量刑判决。二、对原判宣布没收财产予以维持。三、对糜藕池按起义人员对待。”
我向来人申明：“这份改判书我不能接受，原因有二：一、承认他为起义人员，又维持‘没收财产’原判，说得过去吗？二、我父无房无地，一生未置不动产，所谓‘原判决书’‘没收财产’，对我家不起作用（我们也从未见过什么‘判决书’）。你们现在的改判书第二条，‘对原判宣布没收财产予以维持’，是再度侮辱我的父亲，也辱没你们自己——没有诚意，不怕人耻笑。试问，如果家父拥有财产，那是他的权利与自由，谁也无权没收，不是吗？然而，他被非法夺去生命，妻儿在痛苦与饥寒中挣扎，挺到今天，最珍贵的，难道不是精神上的道歉吗？可你们却为可怜的所谓财产，继续凌辱被杀害的英魂，欺负他的亲人。请想一想，我能签字，将这份‘改判书’交给悲苦一生、现已七十多岁的老母，让她再次接受你们的欺侮吗？”
我拒绝签字，复印改判书后，将原件退到贵州省统战部。我对统战部长重申了上述申明，他接过改判书，没说任何话。
后来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山西省忻州市委1985年8月出版的《忻口战役亲历记》一书中，看到宋思一将军写的《陈铁八十五师忻口抗战见闻》，其中写道：“于是陈铁即命糜藕池团拂晓向突破口之敌进攻，经过激烈的白刃战后，一下恢复了几天来被敌夺去的原阵地。天明后，敌不断反攻，均被击退，敌连续反攻几天均未得逞。”这时我才理解，为什么陈铁军长和陈弦秋师长那样慷慨激昂，倡导为我父“平反”，那样一忆起家父糜藕池，就感情饱满、激情四射。
二位将军的心愿被打折扣，被亵渎了，可是我仍然感激二位将军，他们没有忘记糜藕池不怕牺牲、神勇抗敌的爱国壮举，这就够了。我奔波致力于为家父“落实政策”，唯一目的，是想看到加害于他的同胞今天能有道歉的诚意。尽管我的这一良好愿望，在贵州省贞丰县的《改正判决书》上破灭殆尽，但我并没有悲伤。父亲和千百万国军将士抗击倭寇的沸腾热血早已永载史册，决不会因别人的态度发生丝毫而改变或减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