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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运动有必要吗?
体制内专家认为反右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
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郭道晖，在2009年第2期《炎黄春秋》发文《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以下简称郭文)称：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上审视，被诬为“右派”的人士为争民主反专制而“鸣放”是必要的，而反右运动则是对民主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
郭文说：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全国被错划右派达55万人。据中共中央公布的资料，1957—58年共划右派552973人，1978年以后“改正”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和全国各地共96人。扩大化5759.1354倍，错划比率占99.99%。所谓“必要性”只占万分之1.736。又据解密后的中央档案，全国划右派总共是3178470人，还有1437562人被划为“中右”（中右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实际上戴帽的“右派分子”不是55万，而是55万的5.6倍!
如果顺此逻辑推演，还可能得出另外更为骇人的结论：为了揪出、打倒这96个“货真价实”的“右派”，竟然“有必要”冤枉55万个（实际上是317万多个）无辜者，这同“宁可错杀一千，不许漏掉一个”的策略，如何区别?
至于“反右”的“必要性”，如果站在毛泽东维护个人绝对权威及其专政体制的立场看，面对罗隆基、储安平等民主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党天下”的挑战，打退他们的“进攻”，理所当然地是“必要的”；而从人民民主的宪政立场上审视，被诬为“右派”的人士为争民主反专制而“鸣放”，也是必要的；反右运动则是对民主的反动，非但不必要，而且是违宪侵权的一大罪错。[>>>详细]
百度百科对“反右运动”的解释
对反右运动，百度百科“反右运动”词条是这样解释的：
反右运动为中国1957年开展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政治运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八届二中全会，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1957年4 月27日，中共中央公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发动群众向党提出批评建议。
这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党的建设的正常步骤。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广大党员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员干部的作风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批评、建议。但部分民主党派人士的建议与中共当时统治地位产生了极大矛盾，比如学者储安平意见是中国当前是“党天下”，党在国上人在党上。针对这种情况，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撰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要求认清阶级斗争形势，注意右派的进攻。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同日，《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从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右派的斗争。在当时的形势下，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是正确的，必要的，这对于分清大是大非，稳定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由于对1957年春夏的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估计得过于严重又采取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致使反右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一大批忠贞的中共党员、有才能的知识分子、有长期合作历史的民主党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详细]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谈反右的历史必然性
王绍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教授，英文学术刊物《The China Review》主编，1990年-2000年执教于美国耶鲁大学政治系。2007-02-18，他接受了《南风窗》记者的专访。以下节选自他的谈话内容。
毛主席开始就是要“整风”。我一般讲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当然有一个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又要运用人，所以它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现在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就要摘帽子，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但是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我这儿有一张图表，你可以看一眼，它显示武汉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
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有利的社会地位，甚至一些官职。
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我自己有关“文革”的书里引了一段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
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实际上，19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
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详细]
毛主席警卫员刘纪春发声：反右没错!
2012年12月26日上午，乌有之乡网站在北京邮电会议中心隆重举行纪念毛主席诞辰119周年大会。毛主席警卫战士刘纪春发言说：
1957年反右。那时有没有右派呢?有啊，要和你轮流坐庄，还说百分之九十五的共产党员都该杀。我们能答应吗?能不反吗?[>>>详细]
毛泽东反动反右运动的初衷是什么?
体制内专家称反右是毛泽东为了排除不同政见者而发动的
上面提到的那位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郭道晖，在《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中称毛泽东发动整风是为了排除不同政见者以实现“大权独揽”。
郭文称：
毛泽东对整风是情有独钟的，一贯视整风为统一全党思想、排除不同政见者、定于一尊的有效手段。延安整风就清算了王明路线及其对毛泽东权威的挑战。据现今一些老干部的回忆和历史学家的考证，当时还着重迫使周恩来检讨、臣服，最终树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绝对权威。
建国以来，毛为了急于实现他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和他在青年时代就向往的孔夫子、康有为的“大同”乌托邦理想，提前加速推行社会主义改造，批评刘少奇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批评按周恩来意图起草的1956年元月20日《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毛认为是反对他的。
更有甚者，党的八大受苏共批判斯大林的个人迷信的影响，在党章里取消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使他很不满，嘴上不说，心怀怨气，认为是挑战他的至上权威。
到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乘反右大胜、大权独揽，毛重算旧账，严厉批评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以致迫使周打算辞职，陈云事实上靠边站。还指着薄一波的鼻子说：“我看你不是右倾的话，至少也是中间偏右!”
循此轨迹，不能排除毛泽东当初想利用整风来整偏离他的“左”倾路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他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党整风”，实际上也恐包含了试图利用群众运动，把“除三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矛头引向整党内高层人物。但这个想法，因“右派”（特别是民主党派中的“右翼”民主人士）出人意料地大举“进攻”，矛头反而对向了他本人（“党天下”、“轮流坐庄”、“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老和尚”等问题），对他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挑战，这当然是他更不能容忍的。于是他掉转矛头，发动反右斗争，狠狠打击“右派”的“猖狂进攻”。
即使如此，他借整风敲打不同政见者的谋算并未因此放弃。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毛泽东在1958年春又“重返整风主题”，大搞所谓“双反运动”，力图再一次通过全党全国的群众运动，贯彻他在南宁会议的精神，批判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保守思想。在“双反运动”中，在党内又补挖了一些“右派”和“右倾分子”，在知识分子中批判“白专道路”，接着又在所谓“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口号下，一呼百诺、所向披靡地发动疯狂的“大跃进”运动。这一系列的做法，使挑战他的绝对权威的党内高层人物不能不低头臣服，实现了他提出的“大权独揽”的局面。其近期的直接后果是导致几千万人饿死的大跃进，稍远的结局则是导致一场“文化大革命”的旷古大劫。[>>>详细]
毛泽东本人是怎样谈反右的
反右运动真是毛泽东为了排除不同政见者而发动的吗?我们看看毛泽东本人是怎么说的。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中有几篇毛泽东谈反右的文章，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观点：反右，就是反对那些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现摘要如下：
在《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说：
“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有人煽动，实行挡驾。街上贴反动标语，动员群众撕毁。”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在《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
“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
“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
在《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中说：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
你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满脑子唯心论，你钻进共产党、青年团里头，名为共产主义，实际上是反共产主义，或者是动摇分子。
是走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陈仁炳、彭文应、陆治、孙大雨那种反革命路线，还是走什么路线?首先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要把我讲的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哪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详细]
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传递什么信息？
从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也可看出，当时发动反右运动的目的也是要打退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
中央制定的右派和极右派的标准，简言之就是：反对党及其政策的是右派分子，其中领导人物为极右分子。这再次说明：那种称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是为了排除不同政见者的说法纯属是无稽之谈、别有用心。
该通知称：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
（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地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详细]
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苏共20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
学者奚兆永在《毛泽东1957年发动整风初衷的谣言真相》一文中说：
毛泽东发动整风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苏共20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考虑的是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整风的问题是1956年就提出来的。1956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多事之年，既有好事，也有坏事。中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提前一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并且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年，赫鲁晓夫在年初召开的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作了一个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在国际上造成了很坏的影响，此后，又爆发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针对国际上的这些事件，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政治局经过讨论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两篇著名文章。两篇文章讲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但是毛泽东考虑更多的还是中国自己的问题。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整风的意见。他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可见，毛泽东整风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苏共20大和波兰、匈牙利事件在中国重演，而把毛主席发动整风运动，看作是毛主席的一己之私，这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把毛泽东贬低为“农民革命的领袖”，进而推断毛泽东发动整风带有强烈的个人目的，譬如“排除不同政见者”，是完全错误的。据毛泽东的论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或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做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了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毛泽东的这一段话是对农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它既肯定了农民革命的进步作用，也指出了它的历史局限，同时还指出了它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区别。显然，全盘否定农民革命，并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贬低为农民革命，把毛泽东贬低为“农民革命的领袖”，都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发动整风，并非“排除不同政见者”、惧怕自己“作为党国之尊的地位也不保”，事实是毛泽东1956年之前就曾多次反对将自己同马、恩、列、斯平列，并多次指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应该说，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当然应该有统一的思想，而通过整风即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手段，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这本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郭文”却将其说成是毛泽东要“排除不同政见者”、“定于一尊”，这显然又是对毛泽东的恶意攻击。在历史上，王明路线给革命造成那么大的损失，为什么就不应该对其进行批评?如果没有整风，共产党能够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吗?而且，整风的原则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怎么能够说成是“排除不同政见者”?实际上，在延安整风以后，毛泽东也根本没有对王明采取排斥的态度。在七大和八大，毛泽东还做工作要人们继续选举王明当中央委员。[>>>详细]
反右是否存在扩大化?
邓小平与胡耀邦
我们已经分析了反右的必要性。对反右是否存在扩大化的问题，我们要辩证地看。
平反右派搞一风吹，把许多不该平反的也平反了
客观地说，由于一些人的胡搞，反右确实存在扩大化的问题，使一大批无辜者遭受冤屈，造成了很不好的后果，但笼统地指责反右扩大化，到1978年后大规模给右派平反，搞一风吹，以致最后全国只剩下96个右派未予平反，这种做法也是十分错误的。
实际上，右派摘帽工作从1959年就已开始执行，当年就有四万五千名即10%的右派被摘掉了右派帽子。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分批摘帽的计划，是“积以时日，争取70%的右派分子能够摘掉帽子”。从1959年到1964年，已分五批摘去三十余万右派分子的帽子。但是，摘帽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真正认识错误；二是在言论和行动上积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三是在工作和劳动中表现好并有一定的贡献。显然，摘帽不同于改正。改正只是对其中个别完全搞错了的错案进行改正。但是在1978年以后的事实却是，不是对个别错案进行改正，而是除个别人外整个使用了“改正”一词，结果，占右派总数97%以上的右派分子都进行了“改正”。这种“一风吹”的做法，看来与主事者胡耀邦对右派所采取的态度有关。人们都知道，胡曾经给许多右派包括后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很大的关照，结果他在这个问题上也栽了跟头。胡的这种做法使人们分不清是非，对反右派的必要性产生怀疑，造成了极为消极的后果。
应该看到，中国当时是一个有六亿人口的国家，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就有几百万人，其中有拥护党和社会主义的左派，也有许多人处于中间状态，但是也有些人是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这其实并不奇怪；至于当时的大学生，由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还占有相当的比例，他们受家庭和社会的影响，也会有一些人对党对社会主义有不正确的看法，并且会有个别人成为右派分子也是不奇怪的。现在这样“一风吹”以后，似乎全国只有百把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这样的比例符合事实吗?
胡耀邦给右派平反搞一风吹，将许多货真价实的右派也平反了，恶果累累。
茅于轼公开说：“就事论事而言，我也不认为我需要平反。人家都说：某某人被错误地打成右派。但是我认为我是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一点也不冤枉。因为我当时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可是，这个公开承认自己确实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准确地被打成了右派，不认为需要平反的老右派，硬是活生生地被胡耀邦给平反了!
现在定居美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冒尖人物”郭罗基认为，右派确实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是，他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是无罪的，因为它并不违反法律，是合法的，相反，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倒是不合法的。
郭罗基在他的书里曾经讲到北大历史系55级唯一的一个右派，此人名叫黄友钊，他在鸣放时期“在全校到处演讲，写大字报夜以继日”，“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喊大叫：‘我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香港明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221页）。像黄友钊这样高喊“我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铁杆右派，胡耀邦给他平反的理由又是什么？[>>>详细]
许多“右派”被平反后三十多年来“右”的表现已远超当年
在这场反右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在划右派时，有的单位划得多了些，有的单位划得少了些。并且从当时的眼光来看，认为总体上是可能多划了一些。……总之，的确是存在误差的，是有缺点的。
人们注意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现在，几十年了，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国内外反动分子们，资产阶级的走狗们为了复辟倒退，为了把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重新踩在脚下，压上新的三座大山，为了把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改变了。他们对毛主席，对社会主义，对共产党进行着无休无止的造谣污蔑。反右运动就是其重点污蔑的历史事件之一。他们的目的，就是借污蔑一件一件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具体事件，污蔑毛主席，来达到抹黑革命的共产党，抹黑革命的人民、抹黑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只有把历史搞颠倒了，搞乱了，才能使现在和将来的人民群众误以为毛主席的道路不好，不敢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以保障他们资产阶级能够顺利地进行剥削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群众。
他们拿反右做文章是无所不用其极的，是花里胡哨的，其中“被错划说”是最为常见的一种。
如果说在三十几年以前，刚刚给所谓“被错划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的时候，相当一部分人还不太容易看清这些所谓“被错划的右派分子”的真实面目的话，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了这三十多年，那些所谓“被错划”的右派分子们的言行得以比较充分地表露（说比较充分一词是因为现在还是共产党在台上，他们还没敢完全暴露），如今若还相信这些人是被错划的，那就太不应该了。
翻开那些所谓“错划”的右派分子们写的、编的书籍、报刊看看，打开那些所谓“错划”的右派分子们的网页文章看看，看看那些右派们反毛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更重要的是看看那些所谓被“错划”的右派摘帽上台后的表现，看看那些体制内的在职离职的大小官僚们、老少“沙皇”们，把他们划为右派有一丁点是冤枉的吗?有一丝一毫的错吗?
当然我们指的不是全部的右派，如有些右派分子在当年没过多久就在毛主席的指示下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因为他们经过思想改造，心服口服，诚心诚意地站在了人民的一边，站在了无产阶级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一边。我们所指的那些哭天抹泪地痛骂毛主席、痛骂社会主义、痛骂共产党的所谓被划错的右派分子，其中绝大多数是后来不问真假、不问青红皂白地被“一风吹”的那批右派分子。[>>>详细]
反右扩大化的责任到底该由谁负?
不少人把反右扩大化的责任推给毛泽东
对当时造成反右扩大化的错误，这个责任该由谁负?
这个问题，我们见得多的说法，是不少人把责任推给了毛泽东。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及其严重扩大化起因和教训》一文说：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正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7月1日，毛泽东又为《人民日报》撰写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这个指示和社论，标志着反右派斗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和进一步升级。
“六八”指示对反右派的斗争进一步作了严重的估计，指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在七一社论中，更点名批判了所谓章（伯钧）、罗（隆基）同盟，并指斥民盟、农工民主党这两个党派。在党内一系列指示和社论的号召、部署下，一场全国规模、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迅猛地发动起来了。
1957年7月，中共中央在青岛召开省、市委书记会议，讨论毛泽东撰写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进一步部署反右派斗争。这篇文章首次提出要进行一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命题，、强调指出：“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并说：正在开展的这场反右派斗争，“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不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
这次会议后，中共中央又发出一系列文件，进一步把反右派斗争推向自然科学界和中小学教职员，推向全国各个领域。这样，反右派斗争在其深入扩展的进程中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详细]
百度百科称反右运动后来被邓、彭严重扩大化
百度百科对“反右运动”是这样介绍的：
“反右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于1957年发起的第一场波及社会各阶层的群众性大型反击右派分子进攻，反右是必要的，最初毛定为5千人，但后来被邓、彭严重扩大化，主要结果是：给空前大量响应党的号召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人士确定“右派分子”身份。[>>>详细]
毛主席警卫员刘纪春说反右扩大化不是毛主席的责任
2012年12月26日上午，乌有之乡网站在北京邮电会议中心隆重举行纪念毛主席诞辰119周年大会。毛主席警卫战士刘纪春发言说：
至于扩大化，我想是这样的：1956年八大中，中央成立了一个书记处，党中央的日常工作，都是由书记处来主持的，所以不能把反右扩大化的帽子扣到毛泽东头上。[>>>详细]
胡乔木之子胡石英说反右扩大化的责任不应该由毛主席负
在乌有之乡纪念毛主席诞辰119周年大会上，原中央书记处书记、毛主席秘书胡乔木之子胡石英说：反右扩大化的责任确实不应该由毛主席来负。
胡石英说：刚才有同志讲到反右的事情，我想补充一下，就是主席曾在文件中明确批示，全国范围内打成右派的，人数不得超过3千人，后来形势发展得太厉害了，主席再次修改了这个数字，改成了6千人。事实上打了多少呢?这个反右扩大化的责任确实不应该由主席来负。[>>>详细]
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的直接责任者是谁？
《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的直接责任者是谁?》一文说：
1952年7月，邓小平调中央。1955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邓小平当选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总书记，毛泽东退居二线，从此由刘少奇、邓小平全面主持管理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1957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具体部署反右。毛泽东估计全国右派数量有五千，邓小平领导下抓了五十五万，超过毛泽东的估计一百多倍。
反右开始，邓小平当时是最火的红人，身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总书记。他与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书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北京市市长的彭真，分别担任中共中央反右领导小组正副组长。邓、彭两人当时不遗余力，推波助澜地积极参与策划并具体领导、实施了反右并顺带打击异己。邓小平在1957年9月23日于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中说，反右运动可分为“大鸣大放”阶段和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即反右补课)和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大鸣大放”阶段从4月2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整风的指示》开始，至6月8日邓决定在全国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为止。1957年4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月4日小平以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关于重组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旨在为“引蛇出洞”设下陷阱，继而中央书记处又在6月6日，发出《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这时邓已开始筹划收网。到了6月8日，中共中央便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6月17日，小平又以总指挥的身份作了《如何领导当前整风运动反右斗争》的报告;接着小平便在青岛举行中共省市委书记会议上，亲自作报告，部署全国的反右运动。[>>>详细]
邓小平承认自己在反右扩大化上有责任
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说道：“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
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过程中，邓小平专门谈到了实事求是地做好改正错划右派分子的问题。他还特别指出，对于没有错划的也应该给予全面的评价。他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要肯定。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思潮是必要的。我多次说过，那时候有的人确实杀气腾腾，想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扭转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反击，我们就不能前进。错误在于扩大化。统战部写了个报告给中央，提出错划的都要改正，没有错划的不能改正。但是，对于没有错划的那几个原来民主党派中的著名人士，在他们的结论中也要说几句：在反右派斗争前，特别是在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曾经做过好事。对他们的家属应该一视同仁，在生活上、工作上、政治上加以妥善照顾。”(见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 一九八〇年三月——一九八一年六月)后来有关部门在右派分子章伯钧等人诞辰的时候召开了纪念会，在会上肯定了他们“曾经做过好事”。[>>>详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