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的父亲生于1931年，六岁入读私塾，十岁时由他的亲哥哥教导他。父亲说，伯父教他许多中国古代文化知识，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收获的时光。
1953年镇反时，我的这位伯父被镇压了。为什么呢？与大家庭内讧有关。伯父本是一个正派人，他有一个堂兄弟不务正业，娶了一个妓女做老婆。伯父为为此很愤怒，认为有伤门风，经常教训他们夫妇。我的这位婶娘就对我伯父记恨在心。镇反一来，这位婶娘拼命教唆自己的男人写状纸告我伯父，编造他有人命血案。我的这位堂叔在婆娘逼迫下，就写了一张状纸，告到军法处。军法处领导看了状纸，事关人命，而且是自己家的人举报告状，那还有假？就把我伯父枪毙了。
父亲非常尊敬自己的这位兄长。兄长被枪决，我父亲无法接受，跑到军法处吵闹。军法处领导认为他已不适合留在部队了，便把他下放到农村，安排到一个小学里任教。父亲到农村任教后，不服当地领导，说他们没有文化。地方领导说这人不服管，就给他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
父亲始终认为，1953年镇压他的哥哥是一个错误，他一没有命案，二不是恶霸。父亲一生刚正不阿，在部队与团政委拍过桌子，回农村后与地方镇委书记拍过桌，始终没向任何个人认过错或做过检讨。父亲说，他一生只做过一件错事，就是1959年秋与村里其他年轻人一起到邻村地里偷红苕。虽没被人抓住，但父亲内心愧疚一生，说这是他今生做的一件最不光彩的事。
1975年夏天，河南省南部遇到千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大批难民纷纷南下，到湖北、湖南来讨饭。当时农村大部分家庭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下，我们一家八口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八口人每天围桌吃饭时，常有河南难民来要饭。每当这时，我们兄弟姐妹个个都气鼓鼓的，父亲却总不嫌他们，慷慨解囊。兄弟姐妹纷起指责父亲，父亲就对家人说：“我们一餐不吃没什么，人家可能两三天都没有吃一点饭了。我们家的日子虽然不好过，可总比他们强。你们如果连这一点都想不到，那你们还作人干什么？”
当时父亲还顶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学校老师们还一再强调我们要与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可是从此以后，我们兄弟对学校老师的看法改变了，对父亲的敌意态度也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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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给党总支书记贴大字报，说祝伟坡出身地主（“破产”二字早已省略），却被重用为政治辅导员，是阶级路线问题。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进行整党，恢复党的组织活动，成立党小组时，有几个多年党龄的党员，因家庭出身不好，都不能当小组长，而指定一个出身好的预备党员当小组长。可是党章明文规定，预备党员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这位预备党员小组长当面对我说，出身好的党员和出身不好的党员，对党的思想感情是不一样的。1969年冬，我们河北师大响应中央军委“一号命令”，战备疏散到束鹿县（现辛集市）。为加强战备，从师生中挑选骨干分子组织基干民兵。一些出身好的非党员编入了基干民兵，我是党员，身体和年龄都符合条件，却未编入。可见，关键时刻出身不好的党员，还不如出身好的非党员受到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