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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五类观察:《黑五类忆旧》—父亲正直而善良

2015年08月01日 综合新闻 ⁄ 共 1245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的父亲生于1931年,六岁入读私塾,十岁时由他的亲哥哥教导他。父亲说,伯父教他许多中国古代文化知识,那是他一生中最幸福、最有收获的时光。

1953年镇反时,我的这位伯父被镇压了。为什么呢?与大家庭内讧有关。伯父本是一个正派人,他有一个堂兄弟不务正业,娶了一个妓女做老婆。伯父为为此很愤怒,认为有伤门风,经常教训他们夫妇。我的这位婶娘就对我伯父记恨在心。镇反一来,这位婶娘拼命教唆自己的男人写状纸告我伯父,编造他有人命血案。我的这位堂叔在婆娘逼迫下,就写了一张状纸,告到军法处。军法处领导看了状纸,事关人命,而且是自己家的人举报告状,那还有假?就把我伯父枪毙了。

父亲非常尊敬自己的这位兄长。兄长被枪决,我父亲无法接受,跑到军法处吵闹。军法处领导认为他已不适合留在部队了,便把他下放到农村,安排到一个小学里任教。父亲到农村任教后,不服当地领导,说他们没有文化。地方领导说这人不服管,就给他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

父亲始终认为,1953年镇压他的哥哥是一个错误,他一没有命案,二不是恶霸。父亲一生刚正不阿,在部队与团政委拍过桌子,回农村后与地方镇委书记拍过桌,始终没向任何个人认过错或做过检讨。父亲说,他一生只做过一件错事,就是1959年秋与村里其他年轻人一起到邻村地里偷红苕。虽没被人抓住,但父亲内心愧疚一生,说这是他今生做的一件最不光彩的事。

1975年夏天,河南省南部遇到千年不遇的特大洪灾,大批难民纷纷南下,到湖北、湖南来讨饭。当时农村大部分家庭都生活在温饱线以下,我们一家八口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八口人每天围桌吃饭时,常有河南难民来要饭。每当这时,我们兄弟姐妹个个都气鼓鼓的,父亲却总不嫌他们,慷慨解囊。兄弟姐妹纷起指责父亲,父亲就对家人说:“我们一餐不吃没什么,人家可能两三天都没有吃一点饭了。我们家的日子虽然不好过,可总比他们强。你们如果连这一点都想不到,那你们还作人干什么?”

当时父亲还顶着四类分子的帽子,学校老师们还一再强调我们要与自己的父亲划清界限。可是从此以后,我们兄弟对学校老师的看法改变了,对父亲的敌意态度也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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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给党总支书记贴大字报,说祝伟坡出身地主(“破产”二字早已省略),却被重用为政治辅导员,是阶级路线问题。1969年,中共九大前后,进行整党,恢复党的组织活动,成立党小组时,有几个多年党龄的党员,因家庭出身不好,都不能当小组长,而指定一个出身好的预备党员当小组长。可是党章明文规定,预备党员是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这位预备党员小组长当面对我说,出身好的党员和出身不好的党员,对党的思想感情是不一样的。1969年冬,我们河北师大响应中央军委“一号命令”,战备疏散到束鹿县(现辛集市)。为加强战备,从师生中挑选骨干分子组织基干民兵。一些出身好的非党员编入了基干民兵,我是党员,身体和年龄都符合条件,却未编入。可见,关键时刻出身不好的党员,还不如出身好的非党员受到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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