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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计划生育观察:毕节儿童是系统性崩溃的牺牲品

2015年07月27日 综合新闻 ⁄ 共 5601字 ⁄ 字号 暂无评论

杨林帮转自博谈网

今晚正式写下这个异常沉重的标题《毕节儿童是系统性崩溃的牺牲品》。这个标题在我的脑海中沉淀了超过一个星期。是的,一定要写篇文章,祭奠这个道貌岸然又极其弱智的时代。

诗人李南在《盛世》中写下这样的句子:

少女热衷于星座

中产者忙于移居海外

只有养蜂人走遍山坡

只有沿途的风,认真吹拂……

我的国家看上去枝繁叶茂

我的人民却枯槁如经霜的草木

谁令我们喝下这致幻的迷剂

如同倒影中的纳西斯

……

现实生活中,借助互联网每秒30万公里的传播速度,几乎每一起非正常死亡的尸骨上面,都会站立起数不尽的高尚名义下的人间表情。贵州毕节4位未成年留守儿童自杀身亡,尸骨上同样站立起无数的道德至高点。然而,当我们真正用头脑而不仅仅是用眼睛去亲近那片贫瘠的土地,才会发现,你想做你要做的,人们都早已做过了,而防不胜防之下的万一之失,你就是呼吁再严厉的行政问责,也不能避免下一个悲剧的再次发生。

在阅尽人间脸色的千般表情中,最让我心塞肺堵耿耿于怀的,是一个被微信圈广为传播的帖子,那帖子说,孩子们自杀当晚,乡镇干部和学校老师名为家访事实上是去逼孩子们缴纳‌‌“计生抚养费‌‌”,因为最小的孩子屁股上有刀伤。天哪!这个,想想都觉得邪恶得无以复加!如何设想它竟能够像强制拆迁一样兴师动众被实施?虽然多年来我一直对政府批评的多夸奖的少,计划生育过程中拆房抢人的事情也发生过不少,但我终归是无法想像竟然会有人直接向最大13岁、最小5岁的孩子逼缴‌‌“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对此我既不转发也不评论。还好,2015年第24期《财新周刊》(出版日期2015年6月22日)的《毕节留守儿童之殇》(作者:王婧)多少为我们还原了部分真相。文章说:

‌‌“2011 年,张方其(4个死亡孩子的父亲——大焕注)一家六口决定回乡。村干部称,张方其一回来,就一次性向当地乡计生办交了社会抚养费9900元,为三个女儿办了户口。‌‌‘他们在外面还是挣了些钱。’有村民说。他们回来后就开始翻修房屋,花了大概10多万元,修建时还获得政府农村危房改造资金1万元。‌‌”

‌‌“杨小琴是2014年9月才当张启刚(最大的13岁孩子——大焕注)的班主任的。她说,对这个孩子,她给予了特别关注——在全校545名学生中,父母均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共有158名。但只有张启刚和他的妹妹们,在村里没有任何监护人。学生监护人的联系方式,留下的是父亲张方其的电话,但这个电话时常打不通。‌‌”

‌‌“在田坎乡,确保每一个孩子都正常上学,这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5月12日,几名班主任将家访情况以书面材料的形式提交给校长。随后学校也向上级教育部门和乡里做了汇报。此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包括老师、校长、乡村干部等人员的家访共11次,均遭遇‌‌‘闭门羹’。杨小琴说,她一度希望砸门进入,但有邻居提醒说,不能砸,万一孩子从楼上跳下来怎么办。她遂放弃了砸门念头。‌‌”

在这些可以感同身受的事实面前,一切关于学校、老师、乡村干部不够尽责的指责,一切关于社会和民间救济体系给他们一台电视、一部电话之类的美好想像(孩子家里其实有电视也有手机),一切出了事故之后要严厉行政问责的诉求,似乎都只能用统一的‌‌“隔鞋搔痒‌‌”四个字形容最恰当。

‌‌“据共青团毕节市委的统计数据,毕节全市共有18万名外出打工人员,其中父母双方均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共有164608名,占适龄入学儿童的10.6%。‌‌”大家可以想像毕节一个市有多少公务员、有多少教师,为了这16.5万问题比正常儿童多得多的留守儿童,他们平时要多付出多少心血?设身处地想一想这些身处最基层、工资微薄的公务员和普通教师的处境,我想他们早就已经心力交瘁不堪重负了!相比那些偶尔来一下、成就感满满的外来义工组织,他们常年重复着同样的努力却是迎来不断的挫败,挫败,再挫败!因为,只要一个失败就是满盘皆输。成就看不见,失败却历历在目惊心动魄。

有人把矛头直指家长:‌‌“不珍惜亲情,只埋头挣钱,人没了要钱干嘛?‌‌”但这不过是新时代版本的‌‌“何不食肉糜‌‌”,饱汉不知饿汉饥。类似张方其这样父母背井离乡、妻离子散的家庭,在中国数以亿计。‌‌“在这深山中,除了种玉米,村民们没什么别的经济来源。若夫妻双方都守着玉米地,连能否维持一家生活都很难说。‌‌”

有一个办法可以安慰那些主张农民不要背井离乡跑到城市、而是要回去建设家乡、‌‌“建设新农村‌‌”的人们的心,那就是直接把农产品价格提高10倍。2014年中国GDP总额是636463亿元,农林牧副渔等第一产业总和是58000馀亿元,占GDP总额的9.17%。第一产业产值价格提高10倍,60%左右的农牧渔民创造的产业就基本可以和另外40%的人创造的第二、第三产业市值齐平,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就基本上可以不必妻离子散背井离乡进城打工。如果把第一产业产值价格提高15倍,就可以实现各行各业‌‌“均衡发展‌‌”、城乡收入基本持平。

但这是不可能的!

首先要说一个超出许多人‌‌“常识‌‌”的问题:我们的农业是过剩的!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2013年6月曾在《小康·财智》撰文《农业过剩问题不能回避》:中国的农业安全永远讲的是量的安全。菜贱伤农,很多人仍认为只是个别现像。但事实上,无论人们承不承认,农业过剩问题已经存在,不能回避。联合国粮农组织组织54 个国家的专家作了一份报告,明确指出了中国农业过剩问题,但却未能引起国内各界的关注。世界上80%的大棚也就是业界常讲的设施农业集中在中国,全球67%的蔬菜、50%上的猪、50%的苹果、40%的柑橘,都由中国人生产,但我们的人口只有世界的19%。这其中的浪费问题不言而喻。但很多地方仍嫌不够,直到菜贱伤农。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显示,农业已经超越工业和城市生活,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污染源。也就是说,农业造成的污染远大于工业,远大于城市。‌‌“

供应过剩一定会导致价格下跌,这是经济学的铁律,一直跌到像现在的价位上为止。而且还有一个阻挡不了的世界性规律:随着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到来,第三产业产值远超第二产业,第二产业产值远超第一产业,第一产业产值越来越变得微乎其微!今天中国第一产业产值占GDP总额9.17%,用不了多久就得像美国一样占比只有1.2%,而且还会越来越低!那么,让青壮年农民带着孩子老人一起进城、减少农民而不是让他们就地‌‌”建设家乡‌‌“就是唯一办法。

我们当然可以设想,利用强大的国家强制力量,强行把农产品价格提到现在的15倍水平,以此来大幅度缩小城乡差距和贫富差距。但那样的结果首先是相当一些呼吁城乡均衡发展的,以及城市中低收入阶层会吃不起饭吃不起菜吃不起肉了!他们要挨饿怎么办?他们反过来骂政府,会把‌‌”赖昌星‌‌“当做救命恩人,神州大地一定会突然冒出一万个‌‌”赖昌星‌‌“,只不过这回‌‌”赖昌星‌‌“们走私的是不是石油,而是粮食蔬菜水果和肉。而国内第一产业的产品则因质次价高全部进入滞销行列,农民被迫再一次以更大规模、更迅猛的速度涌入城市谋生!

中国这个时代很奇葩,人们对结果平等有着近乎狂热的偏执。他们不相信逻辑,迷信‌‌”决心‌‌“和‌‌”信心‌‌“;不相信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甚至大于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他们甚至不相信自然和社会的基本规律,不相信基本的经济逻辑。

在这么长时间里关注贵州毕节儿童自杀事件的过程中,我读到最温暖、最有人情味的文字,不是那些道貌岸然的指责,不是那些隔山打牛的关怀,而是这样一段貌似非常冷酷无情的话:‌‌”毕节的那个父亲进城打工每个月寄回来700元,但是在村里够四个孩子活着了,这就是城市给他们提供的机会,父亲被禁锢在土地上,是没法养活四个孩子的。但是他的策略有问题,13岁的哥哥带3个妹妹,最小的5岁,没钱状态下带三个孩子的压力谁想过,洗衣服做饭都能累死人,这可能是哥哥崩溃的关键。大家总是谴责用童工的资本家,说黑心,我要提醒的是,家务劳动里也有童工。如果哥哥能出去做学徒,每个月能汇回来500元,那1200元照顾3个孩子,村里可能就有亲戚愿意做这件事了。好多人好面子,赚点钱回家盖个房子,聪明的人好里子,赚点钱学技术,换工作或者开小买卖,把孩子就接进来了。‌‌“(熊太行《爱留守儿童方式很多,但骂城市和城里人显然是不对的》)

我们认为用经济理性来思考问题是很俗的,亲戚朋友之间谈钱更是俗不可耐,甚至是毫无道德可言。我们想用道德来代替经济理性,结果却是这个社会既无理性,也不道德,更不经济!

先看道德。我们不愿意大大方方地谈经济,大大方方地谈钱,于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成为孤岛。比起地方政府官员和学校、老师因受到道德和社会压力而牺牲业馀时间、利用公共资源(不经济)给予4个孩子特殊关注不同的是,孩子与亲人之间的冷漠到了恍若隔世的地步!

‌‌”按同村人描述,张父有家暴倾向,张母忍无可忍,离家出走,另组家庭。张父也不是称职的父亲,一心想把小孩丢给张母。父母婚姻破裂后,本来和张启刚还有些联系的外公外婆也淡出了孙辈生活。‌‌“

‌‌”任希芬后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实在不能忍受家暴’,2014年3月离家出走。此后,任希芬又和那个男人生下一个儿子。任希芬的新家,距离张家不到1公里。但直到孩子去世前,她再也没来看过孩子,也没有给孩子们打过哪怕一个电话。自张方其和任希芬夫妻感情破裂之后,孩子的外公外婆也不再认他们。‌‌“

‌‌”家里没人照应,张方其打工断断续续。他农忙时节回家务农,闲时出门打工。在父亲出门打工的日子里,孩子们就处于无人照看的状态。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儿,都由张启刚一人打理。‌‌“

亲人之间的隔膜与冷酷,其实背后有着非常精细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算计。只不过无人点破!长期在恶劣的贫困状态下生存的人们,出于本能的自保需要,一分钱、一寸心的慷慨往往都不愿意付出、也不敢付出。怕一旦付出永远被无偿‌‌”粘上‌‌“。无数人在诅咒城市的冷漠、乡村的淳朴,其实不过是无知情境下的梦想乌托邦而已。封闭乡村人们对外的热情好客与对内的悭吝苛刻,就像他们所在的国家一样,一体两面,千百年来都长着一双精明算计后近乎本能的势利眼!

很多媒体都关注到孩子父亲张方其的家暴,但《财新周刊》这篇报道告诉我们,他的家暴是在妻子留守期间与别人‌‌”好上了‌‌“之后才发生的:‌‌”村民们普遍提及的一则‌‌‘八卦’是,在张方其外出半个多月后,任希芬就与村里别的男人‌‌‘好上了’。村民们说,此后他们夫妻感情不和,经常当着孩子的面打架。这与他对待邻居的沉默态度截然不同。任希芬在外地打工期间,与那个男人生下一个女儿之后,张方其还曾经给她一笔钱,用于治病,惟一的条件就是让她‌‌‘也管管咱们的孩子’。村民们说,父亲在家的日子里,四个孩子时常脸上挂着笑,跟着父亲一起下地干活。‌‌“

由此可见,张方其也是一个因为承担责任而像狗一样忍辱负重的父亲。不能说多么称职(尤其是观念落后没有把钱和孩子留在城市身边),我们许多人却也不见得能够比他做得更好多少。任希芬除了一年多时间不过问孩子一分一毫令人不可思议外,其它的所作所为(包括出轨),似乎也没有特别能够指责的地方。

综上我们可知,在4个未成年留守儿童的自杀事件中,其实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是尽了相当力量的,但我们绝对不能说这只是一个意外!这是一个必然!我想只能用‌‌”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八个字才能准确形容!不是我们不努力,从上到下,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很努力,都累得要死。但是我们缺乏基本的系统性思维,大局、方向错了,越努力越悲剧。

哪里的方向错了?大方向在这里——解决问题的钥匙在城市,我们从上到下,在宏观视野和宏观决策上却把它放在了乡村!根本的解决之道在于经济手段本身,我们却把它诉诸于道德、情感和行政力量!正确的办法是赋权(土地权、自由迁徙权),自下而上让每个个体和家庭变得强壮有力量,我们的诉求却是期待自上而下的监管、关怀,以及政策对农村的‌‌”特殊关照‌‌“!

于是悲剧就成为必然!这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系统性崩溃‌‌“。整个系统设计错了,相关环扣中再努力也无济于事,甚至适得其反!借用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大失败的总记录‌‌“的说法,由于宏观的思考和政策方面已经南辕北辙,‌‌”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遭殃受祸!‌‌“

周其仁教授说:‌‌”中国人一定要赌高密度,现在很多人都在谈城市生活质量差,压力大,千万不要听信他们的谗言,批评城市的人都住在城里,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别人离开,给自己留下生存空间。农民工刚进城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怎么干什么都花钱,等过一段时间又有这样的体会,干什么也都能赚钱。‌”

在系统性崩溃的过程中,我相信少数人是因为无耻,就像周其仁先生说的想让别人离开城市,给自己留下生存空间。更多的人则是因为无知,相信均衡发展的鬼话和白日梦。

我们不希望有下一个张启刚遭殃受祸,唯一的办法是帮助、引导、鼓励更多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下来,他们的孩子更好地和父母在一起,在城市更顺利地上学、高考,更快乐地成长。而不是天天想着让他们和他们的父母回去。故乡是回不去的!这是自然发展的规律,人口越多、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越大,城市集中的趋势越明显、集中的速度越快。

这篇文章写得我心力交瘁,子归啼血,唤不醒国人顽固的陈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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