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上山下乡时，我与村里唯一的一户地主是邻居。这个地主分子，沉默寡言，胆小怕事，见任何人都低头而行。生产队在土墙上写宣传标语，只有他能写。写标语前，他总要让别人核实要写的究竟是什么标语，生怕写错了被打成反革命。他干活从不敢偷懒，无论队长安排什么活，总要想办法加班加点干完。谁家有病，谁家就“命令”他去给人家先看看。到了春节，全村的对联都是他一个人没日没夜地写。后来他的身体每况愈下，走起路来咳嗽不停。他虽然被全村人瞧不起，可他是全村唯一懂政策的人。
大伙都把地主家的女主人叫地主婆。地主婆干活也很老实，从来没有投机取巧的现象。邻居一泼妇不知什么原因整天指桑骂槐，地主婆明知骂的是自己，却装作什么也没听见。这个泼妇骂人不解恨，就跑过去撕地主婆的头发。一起干活的人都不敢劝解，地主婆就只有让对方撕打够了痛哭的份儿。她上工最早来，收工最迟回，忧伤的脸上从没见过笑容。
这对地主夫妻有两儿两女。大儿子，大伙都叫他“地主家的”，初中毕业上不了高中，就回村劳动。他和他家里人一样，上下衣服破烂不堪，也很少和别人一起说话，总是不停地干活。他一米七八的身高，全身很瘦，面容看起来很清秀，但头发很乱、很长。他数学、物理特别好，历史事件也知道很多，会吹笛子，还会写诗词，在他们村绝对是人才，但他的才能从来没有机会施展出来。他不被人了解时看起来很冷漠，了解他之后就知道他有太多的委屈和无可奈何。小儿子初中毕业，大女儿小学没读完就回家劳动了，小女儿托改革开放的福上了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