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丽福转自博讯网
是中国的教育结构有了扩张，年龄小的群体进入学校学习的人数增加了，所以导致16-20岁之间的这个群体的农民工每年都处于下降的状态。但是城市里的需求它是增长比较快，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老年或者中老年农民工的数量就增加的比较快。
主持人：张先生我理解您这个原因是主客观的原因都有，那么客观需求是因为整个中国人口都进入到了一个老龄化阶段，所以不得不去使用这些中老年农民工。但是我们站在主观的角度想一想，假如我有选择，那么谁愿意到了老还去工作，而不是选择在家里面去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您怎么看待这个主观的原因，他是不是没有选择才必须出去？
张翼：应该说是这样一个基本的结构状态。在农村里面他们的收入相对比较低，但是这一部分农民工他正是处于上有老，下有小这样一个年龄段。对于孩子他们要抚养，要供给他们上学。对于老年人，他们要对自己的父母亲尽孝道，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必须到城里面来打工。
主持人：也就是说虽然从客观来说这是一个进程，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进程。但是从主观来说，多少还是有一些无奈的因素在里面？
张翼：是这样的。
主持人：好。那么我们刚才关注的是这样一个曲线的变化，中老年农民工应该说他们辛苦劳作几十年之后，本来应该进入到人生的秋季，就是收获的季节。但是他们却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却不得不再次打工，是什么造成了他们这种没有选择的状况呢？我们继续往下看。
解说：这是三年前，新华社记者刘杰在陕西农村拍摄的一组照片，这些空椅子代表着外出打工的家庭成员。这是三年前的陈荣英，当时她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都在外面打工。如今，三年过去了，陈荣英，还是一个人留守在老家，丈夫冷庆洋，今年已经52岁，在哈尔滨的一个工地上做工。
陕西省石转镇双联村村民冷庆洋：白天干一天，干12小时，晚上又加班，加到早晨的7点。慢慢撑吧。吃住不行，吃不饱。拿点钱到外面买零食吃。
记者：每个月三四千的工资都怎么花呢？
冷庆洋：花一千多，剩下的自己存着。
解说：冷庆洋说，他还得继续干下去，爱人陈荣英，也已经习惯了一年见一次的日子。和陈荣英一样，留守在家的还有扬大会，她的丈夫从30岁就开始外出打工，如今，小陈已经变成了老陈，她的丈夫陈代前，今年已经58岁，还在西安打工。
记者：快60岁了，为什么他一定要出去打工？
陕西省石转镇双联村村民扬大会：三个娃娃还没有成家，大的30了，想着家里还是负担大，我们只有一栋房子也不够，他只有出去打工，娃娃他们要讨老婆。
记者：在家种地，或者在家附近不能找到工作吗？
扬大会：现在地被人家征了，征了一年也没有多少钱，我们这里山上有野猪，远一点的种了有种无收，他的计划，他就干不动，干到快75。
解说：陕西省的双联村，山多地少，经济落后，有一半多的村民，常年在北京、广州等地打工，其中，有不少是50岁以上的老人。
陕西省石转镇宣传干部汤昊：双联村总人口(打工)估计要占到(总人口)60%、70%吧。里边应该有个20%、30%在50岁以上。很多从事的是体力劳动。主要是像建筑或者隧道这一块，比如说劳动保障这块，各类保险这可能有的不是那么十分齐全。政府这一块要想办法发展产业。
解说：劳动强度大，健康风险高，维权意识差，福利保障相对较弱，这些，都是困扰高龄农民工的问题。
2013年7月，高温酷暑中，郑州72岁的环卫工靳春波，在清扫马路时中暑去世。记者之后采访发现，当地绝大部分环卫工，都是50岁到60岁之间的临时工，连一纸劳动合同都没有。去年11月，兰州一些高龄的环卫工人，竟然被要求签订这样一份承诺书，承诺工作期间产生的一切人身损害，都由本人承担，此事被报道之后，迅即引发舆论关注，这样一个有些残酷的要求，也被相关部门马上叫停。
但是，即使面对种种风险，即使得不到应有的保障，高龄农民工，还是要选择继续外出打工。
冷庆洋：再干个五六年吧。想家也没办法。
扬大会：(我们)团聚的日子很少，有时候就是到逢年过节回来，有两个年头春节就不在家，(他)都在外面。(我)还是太寂寞了。
主持人：这就是中老年农民工现实中所面临的这样一种困境。从2011年开始，我们国家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按照里面的一个细则你注意看，就是年满60岁，累计缴费，这个费就是养老保险费，这个保费，满15年，以后就可以按月领取，60岁以后享受相应的待遇。政策是个好政策。但是根据前段时间的调查，在武汉还有南宁市，农民工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参保职工养老保险的比例是0。接下去我们就请教一下张翼先生，您怎么看待这个数字，为什么有了这样一个政策是去保障养老金落实的，为什么不去上这个养老保险，为什么？
张翼：有这样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企业不愿意为农民工缴纳养老保险，他想尽可能的降低人工成本的开支，毕竟这一块占到整个企业人工成本的20%左右。
第二个，农民工自己也不愿意交养老保险。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想把这8%的钱转变为现金拿回家去接济家用，或者是接济当前在城市上自己的生活用度。
第三个原因，有一些零工不知道怎么样去参加养老保险。在这个因素的影响之下，再加上经济的波动，以及农民工在就业过程当中可能存在的，今天在这个企业打工，明天在那个企业打工，可能这一段时间在这个城市打工，另外一段时间又转移到别的城市打工，导致出现的这个断裂使得到现在为止真正能够拿到养老保险的人数是微乎其微的。
主持人：张先生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政策就是为了让你用今天的钱去保障你的未来，为什么你只看到眼下，不看到长远呢？这个问题怎么看？
张翼：因为当前眼下的压力大于对未来的筹划，虽然说农民工的工资在过去的五、六年当中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增长，但是随着通货膨胀的增加，以及在城市生活过程当中的生活开支的增加，导致农民工拿回家去现金的收入，就是钱越来越毛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读书，让自己的老人安度晚年，就不得不牺牲当前对未来保险的开支。
主持人：刚才咱们说的是被这个政策，就是没有享受到政策的这群人，那么他可能说是享受不到这个政策对他们来说门槛有点高。另外一群人就是享受到这个政策的人，多缴就能够多得，那为什么有些农民工他们并没有采取多缴这种方式，而是能少缴就少缴，这是什么原因？
张翼：刚才谈到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影响就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险的缴费率相对还是比较高的，那么整个保险缴下来，包括养老、医疗、工伤、生育保险和失业保险，加起来达到43%左右。如果是企业把所有这些保险交齐的话，那么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对于农民工来说，他拿到这个钱现金的当前的欲求就大于对未来保险的欲求，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宁肯是少缴就少缴。在前面一段时间，尤其是在退保的大潮的过程中，我们说绝大多数沿海地区的农民工在年底都把养老保险退掉，然后拿回现金拿到家里去了，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现在真正能够享受到养老保险的人数我们就特别理解到是非常少的。
主持人：张先生稍候我们还会有更多的问题给您。所以说到这儿，并不是说农民工他们的目光短浅，或者说他们的见识短，等等。恰恰不是，他们恰恰是做了深思熟虑的思考，他们恰恰是做了最理性的选择，因为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在众多要解决的问题面前，他们只能牺牲自己，不考虑自己的保险。好。我们继续关注这个问题。
解说：过去几个月，深圳市社保部门，被接二连三地告上法庭。原告，就包括照片中的这几位。他们在达到退休年龄，却发现无法领到养老金后，一纸诉状，把深圳市人社局告上了法庭。
退休女工肖叶青：我这些都是行政诉讼，这些都是法庭的判决书，已经输掉了。
记者：(诉讼)输掉了？
肖叶青：是。
解说：这位是当事人之一肖叶青，在她身上，有着第一代农民工群体的深深烙印。生于上世纪50年代，90年代跟随打工大潮南下深圳。直到2006年，肖叶青所在的服装厂，才给工人统一办理了社保。
肖叶青：这里才交了七年零八个月。
解说：在深圳工作20年后，虽然工作的稳定性让他们看起来与城镇职工无异，但在退休的节骨眼上，他们却因为没有缴满足够年限的养老保险，而面临养老难题。
肖叶青：虽然我们是外来工在这里打工，也生活了二十多，辛辛苦苦的已经付出了，他们都可以在这里养老，我们干吗不可以在这里退休呢？
解说：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深圳非户籍人口已达到726.21万人，那一年，《劳动合同法》开始实施，深圳的绝大部分外来务工人员，才开始被覆盖到国家的社会保障网下。但是，这也意味着，在近年达到退休年龄的农民工里，将有一大批人因不满15年缴费年限，而无法领取养老金。
张展新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保障研究所研究员：50岁以上的农民工，可能因为过去的制度框架他还没有资格来参加，或者就算参加了也是刚刚参加。年限比较少。
解说：在深圳拿不到养老金，这些老工人们，或者是无计可施，或者是认了命，回到农村。像肖叶青这样，只能把她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中的钱转回原籍，参加家乡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肖叶青：像我们在外面买的是职工保险是不是，转回农村一个月才拿几十块钱，对于我来说拿的那个钱还没有买的那个钱多，至少我们很不划算的，
解说：此外，由于农民工有较强的流动性，而我国直到2009年才出台养老保险转移接续暂行办法，规定职工养老保险可跨省转移。但是直到现在，仍有地方未能执行这一办法，这也让不少农民工，不得不中断社保、甚至弃保。
张展新：那么高龄农民工回到家乡，不能因为他们在城里的打工经历，而面临参保困难。各个地方有很多变通的办法，中央政府应该敦促地方政府，通过补缴，就是要参照当地老年职工的参保这种灵活变通的办法，让一部分在城里打工已经多年的，但是离15年缴费期还有一定差距的，通过补交来获得城市养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