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铁明转自博讯网
1. 时间点上正是股市动荡、软硬兼施逼迫个人买家和个人企业通过爱国主义救市、并且出动两个最不可能作为的部门——宣传部和公安部的时候，全国闪电大逮捕是不是“末日方案”就地解决”敌对势力“的预演？但官方通过流氓方式竟然能制造出股票重新涨停的假象，而且股市暴跌的时候形势也还不到民怨沸腾的爆炸点（推特上的民意和生活中的民意往往有区别），可见现在暂时还不到全面动荡的关口，当然官方维稳总是反应过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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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抓人以后不同处理方式如果梳理一下就会发现，被长期扣留的基本上是王宇案相关人士，王宇案是屠夫案引出来的，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维权律师被约谈后释放。可见此次大逮捕并非我一开始猜测的无区别镇压，而是有两层含义：打击和屠夫案（更远可以延伸到庆安枪击等案件）有关的维权律师、同时震慑整个律师群体。
3. 外界营救和谴责是当然的，但是惊叹大可不必。“依法治国”的含义是用法术统治国民，从来就没有以法律约束政府的含义。中共还在井冈山时期强力机关运作就是黑社会化的，改革以后愿意披上“与国际接轨”的面纱，但近年年高调反普世价值，宣称“不要拿法律作挡箭牌”、“依法治国不能影响党的领导”，骗局早已被当局自己揭开了。
4.海内外反对派人士当然要发声，但是发声的意义是什么？中共并不怕海外舆论，甚至不怕国内民意，它担心的是国际关系和国内群体抗争，这也是对外对内维稳的两个基本点。海外人士的声音可以引起国际关注和谴责，但这种关注和谴责要对中共造成压力越来越困难，此事影响习近平访美似乎有难度；海内人士的声音可以让大家知道还是有人敢说话、抗争在继续，但抗争者在国内仍然是少数。所以，反对派发声的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5. 体制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谁? 不是在和体制彻底决裂、在海外频繁发声的反对派，而是在体制边缘甚至就在体制内、利用体制反抗体制的维权律师、学者、访民和宗教人士。贺卫方希望”强调持不同政见者的说理部分”，他自己走的就是这条道路，这也是最容易利用生存空间、最能在国内引发共鸣、中共最害怕的道路。迄今为止，极权体制的变革除了外部入侵的情况，无不以体制基础液态化作为前提条件。很多人都有自己相信和期待的“主义”，但最能造成变革的，恐怕是当前新公民运动解决“问题”的模式：维权-围观-死磕，很多参与者虽然在解决“问题”，但是对“主义”仍然充满理想。他们的反体制可能只是停留在心中，但他们的体制内博弈其实无时不刻不在一点点地动摇这个体制。因此才有中共近年来镇压重点的改变。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