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北京大学法律系，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还是一名酷爱英语的学生。他参与翻译的数本教材，让他那一代人在毛泽东去世后首次接触到了令人兴奋的西方法律理念。

然而换到今天，李克强的努力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在尝试颠覆政权。

本周，中国反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运动进一步扩大，又增添了一个新的靶子：外国的教科书。

在北京与几所知名大学的领导召开会议时，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传达了限制西方教科书的使用并禁止那些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课本的新规定。据官方通讯机构新华网报道，在与大学负责人召开的会议上，袁贵仁表示，“加强对西方原版教材的使用管理，绝不能让传播西方价值观念的教材进入我们的课堂。”

在旨在加强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生活的控制，彻底封堵法治、自由民主和公民社会思想传播途径的一系列措施中，限制教科书是最新的动作。中共认为，这些思想非常危险，具有传染性，可能会动摇其对权力的控制。

1月19日，领导层发布指导意见，要求高校把思想上忠于党、忠于马克思主义和习近平的讲话精神作为首要工作。

袁贵仁本周传达的讯息明确了大学应该如何做到这一点。

据新华网报道，袁贵仁指出，“决不允许各种攻击诽谤党的领导、抹黑社会主义的言论在大学课堂出现；决不允许各种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言论在大学课堂蔓延；决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发牢骚、泄怨气，把各种不良情绪传导给学生。”

袁贵仁还强调，中国高校必须确保，习近平的讲话精神“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手握重权的习近平是一名热衷传统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

中共多次试图加强对教育领域的思想控制，特别是在1989年之后。当时，邓小平动用了全副武装的军人来镇压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要求民主的学生抗议活动。不过，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表示，习近平将对西方颠覆其政权的担忧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极端层面，而对教科书的审查就反映出了这种忧虑。

“高等教育一直被定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身居上海的律师张雪忠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2013年，由于学校认定其传播危险思想，他被解除了教职。

“这不会是最后的动作，接下来还会有更多，”张雪忠接着说。但他表示，中国社会非常多元，接触了大量外部信息，因此即便存在审查，强制推行纯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至于说效果，是不是每一所大学、每个学院都会按照要求，执行相关规定，”张雪忠说，“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尚不清楚教育部有关外国教材的要求究竟将如何实施。在中国的很多高校里，自然科学、经济学、法学、新闻学与社会科学的教学中使用英语教科书及其翻译版本的作法已颇为普遍。很多渴望去国外求学或工作的学生认为，精通外国著作对自己取得成功至关重要。

N·格里高利·曼昆(N. Gregory Mankiw)编写的著名教材《经济学原理》(N. Gregory Mankiw)被中国的经济学院系普遍采用，其授权中译本与英文原版一样，会经常再版。

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了一系列英文原版新闻学教材的影印版，包括梅尔文·门彻(Melvin Mencher)的《新闻报道与写作》(News Reporting and Writing)。同样位于北京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引进了人文、商业和法律领域的外国系列教材。

“课本往往就是国外的课本，但是老师讲课的时候，往往会加以中国化，”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建波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你要把他改过来要费的劲儿也很大，”他说，“很多文献都是国外的文献——经常是国外对这么个问题怎么看，因为国外毕竟走在我们前面。”

尽管共产党不大可能彻底封杀此类书籍，但它要让学校清除政治上令其担忧的思想的决心似乎不可阻挡。在袁贵仁提出上述要求的会议上，高校官员一致拥护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打压行动。

“高校宣传思想工作必须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首要职责，”根据政府旗下的中国教育新闻网的报道，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在这次会议上说。“广泛深入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教育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教育。”

一周前，同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树立了榜样，带头召开了一次政治局的学习会，讨论如何将马克思列宁的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政策当中。在会上，他向其他官员介绍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

“要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习近平说。

出席周四召开的这次教育工作会议的人员包括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负责人。这两所学校被认为是属于中国最著名的学府之列。在会上，一些官员称，新近提出的忠于中共信条的要求可以与开放治学共存。不过，感受到习近平在收紧意识形态控制的那些学者认为，坦率辩论的空间已经大大压缩，即使是与过去几年推出的各种限制措施相比也是如此。

北京大学的法学教授贺卫方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整个对于高等教育，对大学这种控制趋势看起来是非常明显的，”由于秉持自由派观点，贺卫方已在遭受严厉批评。“但中国整个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一个接受西方影响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西方的理论。”

其中的矛盾之处在于，对学术界进行本轮打压的这一代共产党领导人，步入成年的时候正好遭遇了文革的苦难岁月，并感受到了其后第一波自由化的学术浪潮和政治动荡。

作为一名法律系的学生，李克强总理当年曾翻译过阿尔弗雷德·丹宁(Alfred Denning)的《法律的正当程序》(The Due Process of Law)，而丹宁是一位以独特个性著称且颇有影响力的英国法官。当可以学习西方法学思想时，李克强还帮忙汇编了北京大学法律系使用的西方法学材料，并协助一名教授撰写了一本教材——《比较宪法与行政法》。

“事实上，在法学研究中，主流思想都来自西方的理论和传统，”贺卫方教授说。“我们应该召开一个会，专门研究李克强总理是如何传播西方法律理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