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安徽省太和县李兴镇南谢庄村北新立一块墓碑，上刻“恩师谢玉璧师母王兴荣之墓”。立碑那天，阳光下的绿色麦田里，一群白发苍苍的老人，年纪最小的也已68岁，站在墓前发出一片此起彼伏的啜泣声。
谢玉璧的儿子谢树秋是个农民，从来没想过要给父亲立碑。“已经死了50多年了，没必要了。”儿媳孟玉华，对公公谢玉璧几乎一无所知。1974年嫁到谢家时，谢玉璧已去世16个年头。
朱守仁老人第一次找到孟玉华，告诉她想给谢老师立碑，遭到拒绝。“俺不认识他，俺没同意。”没几天，朱老头又来了，说这个碑一定得立，孟玉华依旧没同意。邻居劝她，学生给老师立碑是好事，让他们立。
这位73岁的立碑发起人朱守仁，退休前是付集小学的语文老师。他在悼词里写道：谢老师是“伟大中的伟大，一流中的一流，不是慈父，胜似慈父”。59年前，小学四年级学生朱守仁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新班主任，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谢老师，教语文和体育，个子不高，皮肤黑里透红，穿着一身天蓝色中山装，不苟言笑，讲起课来却非常生动。“教《小英雄雨来》时，他还给我们示范雨来捉鬼子的动作。”
有一天朱守仁病了，谢老师提着一兜鸡蛋到他家探望，用手抚摸他的额头，还吩咐他妈赶紧给他做鸡蛋汤。50多年里，关公眉、大眼睛的谢老师多次进入朱守仁的梦里。
班里一个男生没钱理发，谢老师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让他去理发。但是一毛七一块的肥皂，谢玉璧却舍不得买。学生孙光亮至今记得，谢老师把草木灰装在篮子里，从上面浇水，下面接住，沉淀后用来洗衣服。
体育课有3个项目，篮球、跳远和单杠。篮球架是谢老师找木匠做的，单杠是把打兔子用的土枪上的铁管抽出来，固定在两个木桩上，跳远用的沙坑，谢老师自己挖，自己从河里挑来沙子。“这些都是谢老师自己设计自己弄，他在黄埔军校读过书，知道怎么弄，别人都不会。
谢玉璧原来叫谢玉备（当地bi、bei不分，谢玉备死后慢慢被写成谢玉璧），生于1924年，1943年进入黄埔军校西安分校，1946年6月毕业，分配到国民党36军28师83团三营九连任少尉排长、中尉副连长，代理连长3天即被“解放”。在解放军里学习6个月后，留在四川部队。1950年回乡，在二郎小学任教，两年后调到付集小学。就是在这所小学，谢老师在他的学生们心目中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记。1955年，付集小学有7名学生考上县重点中学，而此前3年，该校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才有6个。1956年，谢老师的学生有11人考上县重点中学。1957年，这个数字增加到12个，超过了李兴小学。
因教学成绩显著，区书记点名把谢玉璧从乡小学付集小学调到李兴区中心小学李兴小学。这似乎是一件好事，可是也可能埋下了日后的祸根。“他要是还在付集教书，可能就不会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他在付集威信高，把他打成反革命，学生不愿意，学生家长肯定也不愿意。”孙光亮分析说。
谢玉璧到区里工作仅一年，太和县的一个领导就说，谢玉璧在国民党军队当过副连长，还代理过3天连长，不能当老师。这个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就这样被开除回家。1958年8月，太和县法院判谢玉璧为历史反革命，管制3年。“那时定历史反革命的标准，在部队是连长，在地方上是区长。那时区长相当于现在的正科级。”
谢树秋不愿多提“黄埔军校”这四个字：“我父亲如果上的不是黄埔军校，也不会这个样子。”父亲辞世时，谢树秋7岁。他至今记得，父亲每天跟在犁后拣犁出来的红薯，还有人专门看着，防止爱面子的他自杀。
1958年农历九月的一天早上，丈夫不见了，妻子王兴荣问女儿谢树英：“你爹人呢？”家人赶紧找，找一圈没找到人，谢树英却找到了父亲留给母亲的一份遗书：“小周(谢树秋的小名)他娘，你是个苦命的人。我死后，你把我埋得深深的，不要影响社会主义拖拉机犁地。也别烧纸钱，把钱省下来给孩子们生活。”把遗书交给母亲，树英继续找，最后在屋后大坑边桃树上看到父亲吊在上面。
谢树秋当时在李兴小学一年级教室里上课，比他大3岁的一个堂哥把他叫出来。“他告诉俺，俺大死了。俺当时就哭了，觉得自己没大了。”
谢玉备自尽后，王兴荣从邻家买来一口棺材将他下葬。谢老师去世的消息陆续传到付集的学生们那里。谢明义、刘泮廷、刘泮修等几个学生，一起走了20多里路，到老师坟上烧纸，哭了一场。朱守仁当时已上中学了，几个月后得到老师的死讯，一边往学校走一边哭。孙光亮正担任青年团的书记，不敢有任何表示。谢老师自尽并没有引起太大震动，因为那时被管制的人太多，自尽的也不只谢玉璧一人。
丈夫死了，妻子和4个儿女都成了反革命遗属，在家接受管制。王兴荣的弟弟王兴华，在姐夫死后跟姐姐家很少来往，可是每次填表，在社会关系那一栏都得写上“姐夫当过国民党连长”。谢树秋发现，父亲生前为村里人家用正楷写的中堂对子“学习苏联先进经验，建设祖国锦绣河山”，也悄悄被撕掉了。
文革中，人们敲着锣鼓打着镲在集镇上游行。有人告诉谢树秋，那些东西是他父亲活着时亲自去买的。那一刻，他突然觉得特别想念父亲。父亲的音容在谢树秋的记忆里已经模糊，父亲留在家里的照片和书早被母亲扔了，与父亲有关的一切几乎都被清除，甚至包括父亲的名字。
家里没舍得扔的是谢玉璧生前那身中山服和唯一的一支钢笔。那时公社成立搜查突击队，不管家里有人没人，随时进家，打开房门乱翻。谢树秋把父亲遗留的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服穿在里面，得以逃过搜查，父亲留下的那支笔却眼睁睁看着被“突击”走了。
1980年开始甄别平反，29岁的谢树秋随即写了申诉书。他和舅舅翻遍教育局的档案，没有父亲的档案。6年后，他们又把教育局和公安局的档案查一遍，仍然没有，后来最终在县法院的档案里找到了。这年9月1日，太和县法院下达判决书，认定谢玉备“虽代理连长3天，仍是副连长职务”，“当不构成反革命身份，属一般历史问题”。谢树秋用蓝墨水钢笔抄下了这份判决书。凭着这份判决书，母亲每个月有了25元的遗属补助金，直至2007年去世，当时补助金已涨到120多元。
父亲被平反后，谢树秋从姐姐谢树英家里找到了父亲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平头，穿着白衬衫。谢树秋用相框把照片夹起来，挂在中堂。后来母亲王兴荣悄悄把这张照片毁掉了，谢树秋不知何故。谢玉备或谢玉璧的形象，从此在这个世界不复存在了。不过，在谢玉璧那些年迈的学生眼里，他们心中那个谢老师的形象，50多年来一直不曾模糊。
————————————————————————————
1949年春，村里（河北魏县）划分农村阶级成分，采取“自报公议，三榜定案”的办法。我叔叔把他家报成破产地主（当时通俗叫法是破落地主），把我家也报成了破产地主。1940年初，父亲患急病，才30多岁就去世了，当时我不满5周岁。同年，叔叔与我们分了家。土改时，我不满14岁，正在离我村八里远的回隆镇住校读高小，我和有病的母亲都不懂得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政策界限。就这样，我家就定成了破产地主，也成了我的家庭出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