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轩屹转自中国妇权网
鄧小平的“鬆綁”一系列政策不惜一切成本，拉動中國經濟起飛，城鄉婦女拼命工作，普遍相信政府說的“吃飯權大過人權”。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使社會結構重新分化， 在市場主導的資源分配中，不同階層的婦女都面對自己權益的失落。 1990年代，鄧小平以“黑貓論”的經濟發展觀取代了社會主義經濟分配原則的同時，女工紛紛被迫下崗，失去參與社會勞動的機會，在城市，女性幹部和女工是遭最先淘汰的對象，招工招生若招女性，叫“搭雜糧”。隨著經濟改革的深化，性別歧視更加公開化、普遍化，傳統的男權文化回潮。湖南省的公務員招考條件中，有專門針對婦女的規定，如有性病、雙乳不對稱的一律不得錄取；一些大公司、外資企業只使用女工的“黃金年齡”段，將招工年齡段控制在17至20歲、合同期一般定為3至5年，期滿即不再與這些女職工續簽合同，以避開女工的婚、孕、產期，還有些研究機構明文規定合同期間不能懷孕。直到2014年，一名在中國著名電視台做主持人以及另一名在著名大報業集團的女記者分別告訴筆者說，她們都與聘用單位簽了工作合同，其中保證三年內不結婚、五年內不生孩子。女大學生就業也相當艱難。 2010年12月1日，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在第三期中國婦女社會地位調查中，訪問了有求職經歷的女大學生，24.7%女大學生曾遭遇過不平等對待。即便是女性高層人才，也有19.8%認為性別給自己的職業發展帶來阻礙。在各高等教育院校，明文規定女性和男性的錄取分數不一樣，女生門檻比男生高，有的科系強調不收女生。婦女傳媒監測網發布的《2013年“211工程”學校招生性別歧視報告》指出，從全國抽樣的112所高校，目前仍有近七成高校在招生中設置了性別限制，有些大學在招生章程或錄取規則中明確指出，“建議男生報考”、“宜男生就讀”、“宜女生就讀”，這足以令考生望而卻步。
1988年中國實行優化勞動組合，剝離廠礦企業的富餘人員，而被剝離的人員中約70%是女職工（北京紅楓婦女心理諮詢服務中心介紹https://www.maple.org.cn/ tabid/76/Default.aspx）。 1990年代，國企改制，首當其衝的也是女性，大量女工集體下崗失業，而且各級政府以提升效率為理，大舉撤出企業的社會福利領域，如單位食堂、托兒所、幼兒園紛紛停辦，迫使大批已婚婦女不得不退出職場，回家帶孩子。另一方面，勞動重新被性別化，已婚婦女支撐著農業和農村小區及家庭，年輕的女孩爭相進入沿海經濟開發區的外資合資工廠，在有毒、無醫療福利的環境中超時工作，深圳一帶早期的合資工廠年輕未婚女工佔7成。雪上加霜的是政府不公平的退休制度，名正言順的導致女性過早失去工作機會，大量女性45歲後就被迫離開職場，回家帶孩子、做飯。 50年前中國國務院規定的退休制度沿用到今天，1993年出台的《國家公務員暫行條例》仍然規定“男60周歲退休，女55周歲退休”。重體力勞動以及效益較差的企業、機構的女工，45歲便被要求退休，使婦女因為政策和製度性的不公而失去了晉升和發展機會。失去經濟上的獨立，就會失去在社會和家庭中的平等地位。工作是女性與社會保持聯繫的重要途徑，也是婦女參與社會發展的基本形式之一。
女農民工或外嫁女無權益可言。在農村,婦女已佔農業生產力的65%以上，她們是推動農村農業現代化、新型城鎮化的重要力量。但大批婦女尤其是“外嫁女”喪失了土地使用權和集體經濟股份所有權。經濟比較富裕的沿海地區，政府或私人企業對農村土地進行大量徵收， “外嫁女”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以及城郊村組耕地被徵後補償款的發放、安置、宅基地、股份分紅等事宜依然分配不公，“外嫁女”應有的權益沒有得到合法的保護，國務院保護婦女平等權利的相關法律法規如一紙空文，到處可見村規民約嚴重侵害“外嫁女”平等享受土地補償等分配的權利。因此中國的上訪大軍中又多了“外嫁女維權”這一群體。儘管外嫁女們以理性、和平、非暴力的方式進行維權，但權益不僅難以得到解決，甚至還被無端拘押，維權不成，反倒失去人身自由和飽受磨難，廣東佛山6名外嫁女維權代表2014年1月被警方拘留就是其中一個案列。
中国民主党中国女权问题观察员 周轩屹
2015年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