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绍兴塔山区有徐氏者，与夫同庚，十八岁完婚，十九岁生子。二十三岁那年，天降恶运，出嫁不久的三姑姐的丈夫因失业，兼三姐又怀了孕，迫于生活压力，于农历七月大伏天投河自尽。一家六兄弟，没人关心老五的自杀；倒是妻弟，即徐氏的丈夫，连续几天没日没夜到各处荒郊河道打捞尸首。姐夫的尸首是找到了，因暑热、疲劳再加悲伤，妻弟却病倒了，上吐下泻。本来城中有西医，吊上盐水，打上几针，谅不会有大碍，可是家中老人思想保守，说西医是洋鬼子开的，吸人血，不去看，只看中医，不几日一命呜呼。徐氏夫与潘天寿同门，师弟亡故，师兄潘天寿还送了挽联。
徐氏与丈夫生有二子一女，此时大儿子五岁，二儿子三岁，女儿半岁多，家里还有公婆、公婆的兄嫂和徐氏的母亲五位老人。公婆的兄嫂，因子女相继夭亡，兄弟未分家，一直吃住在一起。二十三岁花季年龄的徐氏成了寡妇，兼家里的顶梁柱。
日本人来了。为避战乱，徐氏带着儿女逃难到乡下。十二岁的二儿子患痢疾，受医疗条件所限，病死乡下。徐氏自认命运不好，便吃斋信佛，积善积德，定期到庵堂做功课，希望通过自己念佛修行，使恶运不再降临这个家庭。
徐氏夫家祖上（康熙年间）有五房兄弟，徐氏夫家属于第五房。二房在外做官，定居外地，出资在老家买了一百二十亩田，留给家中兄弟及其后辈，轮流收租，接济生活。繁衍到徐氏的丈夫这一代，这个家族己有一百五十多户族人。二房留下的田地，成为这个大家族的公田，每年一家，轮流经管、受益。徐氏一个妇道人家，无论自己家的田，还是轮到的公田，都托夫家一位做过师爷的族兄代管。自家的田，与租地的农民五五分成，最多四六分成，有些年景不好，只收倒四六，租户得六，她得四。街坊邻里有口皆碑，称赞徐氏好心肠。
好不容易把几位老人送走（送终），熬到儿女长大，土改来了。土改工作组根据实情将她划为小土地出租，并且也告诉了她。
问题出在家族的公田上。
1948年，家族公田轮到徐氏收租。起初，土改工作组将1949年收租的那一户划成地主。地主不就是土地的主人吗？划作地主就做地主，那一户也没争辩。土改工作组要枪毙地主了，将其他被划为地主的人员也被绑去法场“观礼”。1949年收公田租子的那一位也陪绑去了法场，吓坏了，开始醒悟：“地主是当不得！”于是就提出申诉，说这个公堂地主不该由他当。土改工作组决定，那就由1947年收公田租子的那一家顶替这个地主名额。可是1947年那一家顶门立户的也是男人，会争，会辩，去闹，逃掉了这个地主名额。最后，这顶地主帽子落在不谙世事、与世无争、处处小心退让的寡妇徐氏头上。
随着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强调，到了1961年，居委会又重新给徐氏戴上地主帽子。当时重新戴帽的据说有六到八人，包括国家级统战人物邵力子的侄子、民国时期当律师的邵堂。徐氏因与邻居关系不错，在给她戴地主帽子的居民斗争大会上，没人斗她。三里外另一个居民小组的莲香，是一个姓王的理发师的老婆，拎住徐氏的头发将她揪上台，并发表斗争演说：“你在旧社会穿的是绫罗绸缎，吃的是山珍海味，压迫我们穷人。”
徐氏的邻居陶阿凤大嫂和朱爱爱姑娘，主动上台保护她，责问理发师的老婆：“你知不知道她的情况？她穿过绫罗绸缎？吃过山珍海味？对老人怎么这么没有礼貌，没有规矩？”坐在台下的派出所长急眼了，把大嫂和姑娘拦了下来，责问她们怎么这么没有觉悟，并问爱爱在哪个学校读书。得知姑娘这一年刚好小学毕业，要升初中时，他立即交待：“告诉她的学校，不准给她升学！”
爱爱的父亲知道情况后，将她接去省城，脱离了遭受迫害的环境，但这位姑娘从此中断了学业。后来个人问题也未解决，至今是个六十三岁的老姑娘。居委会委员陈阿宝（其子后任该市的农委主任）认为徐氏为人忠厚，胆子小，没劣迹，坚决不同意给她戴地主帽子，但居委会主任不听她的意见，坚持要给徐氏重新戴帽子。陈阿宝以辞职抗议，从此与主任分道扬镳。
徐氏的一儿一女都很争气，入了党。女儿护校毕业，分配到政府疗养院，后又调去中央保健局，在陈云家工作过三年，在陈伯达家工作了六年，直到六十年代查出肝功能数值不正常，才回到省属医院。儿子1949年考上华东军大，1959年立有战功，一直在部队工作，退休后进了干休所。那些年，居委会每年慰问军属送灯笼，徐氏重戴帽子前大部分年份不来她家，重戴帽子后就根本不来了。五十年代安排年青人参加工作，其儿媳有小学文化，贫农出身，本应作为真正的军属安排工作，但到街道开身份证明，因是地主家庭，不给安排，直至随军后才有了工作。
重新戴上地主帽子的徐氏，收到的所有信件，要拿到居委会当着治保主任的面才能拆开，治保主任看完后，她才能看。寄出的信，要经治保主任检查才能寄出。她也做了一点小小的抗争，说儿子的信不是寄给她的，是寄给媳妇的，才使儿子的信在当时免遭检查。徐氏每天白天扫马路，每周晚上各去几里路外的居委会和街道办事处“学习”一次，年终上台一次，接受革命群众的斗争。孙子也被人骂作四类分子，为了不影响晚辈的前程，徐氏主动提出要儿子将孙子、媳妇接走，让她独自生活。
1966年，徐氏的女儿在宁波地区搞四清，原定四清结束自宁波返杭州途中在绍兴下车来看望母亲，徐氏也向居委会作了汇报，告诉女儿将要来看她，但女儿最后没下车来看她。女儿的解释是，当时大串联，车上很挤，很难下车，就没下来。现在她自己也老了，每听电视中唱起“常回家看看”就后悔不己。
徐氏生病了，但她不告诉子女，而且坚持每天扫马路和每周两个晚上的“学习”。实在坚持不下去了，1967年春，徐氏上吊自尽。儿子单位的政工部门见到死讯电报，却不立即告诉本人，压了三天才把电报交给他，且不准他回去发殡母亲。徐氏是阳历3月1日自尽的，赶来处理丧事的女儿发现，徐氏的购粮本上，2月份的指标还未买，1月份购的米，在米罐里还剩十几斤。当时成人的定量是每月二十五斤，这意味着，徐氏在生命最后的两个月里只吃了不足十斤米。
徐氏自杀后，街坊中有一位原先开棺材店的师傅王长荣，公私合营后己改行，提出愿重操旧业，用徐家的门板连夜为徐氏赶制一具棺材。居委会和居民小组长说，你们邻居同意，他们没意见。其女儿则说，这是人民的财产，我不能动。最后，徐氏仅得以棉被裹尸于当天下午下葬。其女也没陪送到下葬地，而由其嫂的姐姐送至大禹陵附近草草泥葬了事。后来徐氏的女儿解释说，从四清回单位后，不少大字报写她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所以不敢再为母亲做什么了。
徐氏的女儿离家回杭州时，被街对面一个老石匠拦住骂了一顿：“你这个地主的女儿XXX，你要弄清楚，你不是人民养大的，你是由地主养大的，你娘一生多么艰辛！多么不容易！你娘把你从一草纸长养大到今天，你为了自己少受罪，竟这么对待她，你良心到哪里去了？你们不回来，我们还可以把她的丧事办得体面一点，你怎么能这么对待她？”面对寿头脑的责备，她只好眼泪往肚里流。如果说她不孝，可她自参加工作，每月都寄十元钱给母亲，这在当时不能算少。
居委会主任、治保主任、居民小组长对邻居们说：“四类分子学习时，我们不到场，由他们自己组织，但我们稍稍站在窗外天井里监听他们的谈吐言行。其他人都有过一些牢骚话，但从未听徐氏发表过不满言论。我们本打算文革结束时给她摘帽子，但她现在自绝于人民。”徐氏一过世，居委会即来霸占房子，将家具用品拍卖。直到八十年代中期，徐氏被霸占的房产才得退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