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偷了一块面包，被判刑5年，4次逃跑，共加刑14年，累计刑期19年。但是，雨果认定的悲惨世界对于中国人还不算很悲惨。本文的主人公杨继年，年仅11岁，什么都没偷，却被判10年刑，4次逃跑，加刑24年，累计刑期34年。
当初是，杨继年的哥哥偷了一只羊，被判刑10年，全家七八口就都跟着成了“偷羊贼家属”，管制劳动4年。因受不了国家煽动组织的群众批斗，偷羊贼家属举家外逃。黑天半夜，11岁的杨继年迷路失散，转回家中，被警方抓获，称他是反革命偷羊贼，关进牢狱，判刑10年。其判决书称：杨继年，又名杨志远，男，11岁，内江县人，贫农家庭成分，盗窃出身。
1963年的加刑起诉书称杨继年18岁，推算回去，杨首次判刑时（1958年）应为13岁。1970年的加刑判决书称杨21岁，即意味着1958年进监狱时杨仅有9岁。不管是11岁、13岁还是9岁，杨离成年都很远，都属于少年入狱。至于出现三个彼此矛盾的年龄，是法院渎职的明证，悍然将一位少年判刑则是明目张胆的残暴。
花样翻新的酷刑，死去活来的种种毒打，土手铐，几十斤重的脚镣，假枪毙，陪杀场，枪一响泼半脸半肩红白脑浆渣子，嘴里打麻药塞棉花，严防临刑呼喊“反动口号”，打断肋骨并撬嘴塞大粪以检验是否装疯，被关进惩罚小号，不放风，不洗澡，不用筷子，象畜生一样锁在黑暗中长达四年！
杨继年如何能在四年小号黑牢后重返人世？也许全凭他11岁入狱练就的童子功。还有，让我们再来看看当时杨继年的即兴式“逃跑”吧：毫无预谋，从审讯室拔腿就跑。本来这不是那种我们一般称之为逃跑的行为，而完全是一种应该送医治疗的精神现象。但没有医生，唯有士兵“赶鸭子一般”追撵。“我抵拢墙了，九米高，墙头拉了几道电网，我向后退几步，再俯冲，一次又一次跌跟斗，一次又一次上窜下跳。脑壳撞大了，浑身血口子，哨兵懒洋洋地拉枪栓，鸣枪示警。”够了，猫捉老鼠的游戏到此该收场了！却不是，双方都兴犹未尽。疯狂了的杨继年继续喊叫着跳跃，一次又一次撞向那九米高的大墙，“哨兵射击了，左一枪，右一枪”，等杨继年舞蹈得力竭命尽，虚脱倒地那一刻，“那些追捕的解放军战士才笑嬉嘻地围上前，问我：‘逃够没有？’接着拳脚如雨点落下来。”
写到此，我不禁深情地怀念起《悲惨世界》的反面角色，那位跟踪冉阿让、迫害孤女寡母的警官沙威，其一举一动是何等绅士呀！
杨继年忘不了他被抓进监狱时乡邻们的掌声。警察先拽过他双手上铐，却不料手腕子太细，铐不住，就用麻绳捆，11岁的杨继年吓得哇哇大哭。警察宣言道：“哭死骇不倒人民政府，无产阶级江山是铁打的！”围观群众都鼓掌欢迎，喊：“整得好！”杨继年赖在地上不走，警察就把他拦腰夹在腋下。“我边哭边蹬腿，姓肖的警察稳不住，毛了，骂声狗日的，把我横搁在膝盖上，噼里啪啦打屁股。周围群众都被惹笑了，几个民兵笑得连步枪也背不住。警车停在村口大路旁，同村人象过年一般热热闹闹‘护送’我上车。”
这一去就是34年，真正是阔别了。再回来就应该是贺知章的诗境了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太自作多情了！
冉阿让出狱后改名换姓，发财成了大富翁，还当上了市长。我们的杨继年却没有冉阿让幸运，他的出狱只意味着生不如死的下半生的开始。
阔别34年后，杨继年回到家乡，父母、兄嫂、姐姐、侄儿、侄女等一大家人都已在那场大饥馑中死绝。他残着半边身子，一脚高一脚低在村里晃荡了几个来回，不见儿童来“笑问”，却来了一伙人抓贼。杨继年自证身份，村长不信，叫几个老人来确认，然后说：“耕地和宅基地早按人头分给各户了，你家又死得连毛都不剩，你一个孤人挂靠在哪儿？我拿啥子安置你？”
杨继年哀求说：“无论咋样今晚你要给我找个住处，能遮雨避风就行。”治保主任说：“你到底滚不滚？”杨继年热泪横流，叫喊道：“我滚不动，我要去你家端碗。”
治保主任叫来几个人，把他扔出村口，还顺手塞过一只破碗说：“这是我家看门狗老黄用的，免费送给你。”
乡书记说：“一个大活人还叫尿憋死？杨家冲生不了根，你就回监狱嘛，你在里头混了三十几年，那才是你真正的家，说不定还能娶上个女犯人呢。”
杨继年问：“你开玩笑吗？”
乡书记说：“跟你这种人有啥玩笑可开？你回监狱吧。”
于是乡政府给杨继年开了回监的路条：“原我××市东兴区凤天乡杨家冲村二组村民杨继年，因劳改释放，现家里无一亲人、财产等，所以无法生活。根据本人技术特长，故介绍前来××市第一监狱做工。望贵处给予支持，特证。”
走投无路的杨继年，一路乞讨着走回到监狱，“轰地双膝跪下”，恳求入狱。“我鼻子一酸就嚎啕大哭，监狱折磨我大半辈子，但此刻，高墙、电网是那样亲切，我真想长一对翅膀飞进去，我的监舍，我的双层钢架床，躺在上面，至少有一个房顶遮着，至少没人撵你，至少还算暖和。”
杨继年恭敬地“双手呈上乡政府的路条”，并诉说了自己“重返监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监狱方面也对他很有感情了，但他牢已坐够，户口已迁回原籍，爱莫能助。狱方打电话开证明要求地方政府安置，把球踢回去，但地方政府仍然拒绝接收，称“再上门纠缠就打断你狗腿”。此时的杨继年，右手右腿已经残废，要再打估计就是左面的狗腿了。
当杨继年再次手捧乡政府的路条回到监狱时，监狱也对他恩断义绝了，绕大墙转了一星期也无人理睬。
他到省里告状，劳改局再次“介绍”他回乡。小小的乡政府横蛮依旧，终于把杨继年逼成“上访作家”。“从市、省到中央，几级公检法，还有全国人大、国务院信访办、省政府，我见庙就递申诉状。看来，还得告十年状，这条道走到黑了。”
杨继年是良善之辈，经常心怀感激地回忆起“坐牢的唯一好处”，那就是为了写认罪揭发材料，人人都必须学文化。“我两三年就脱掉文盲帽子，不用求别人帮我写申诉了。这床底下，这几口纸箱和麻袋里都是我的杰作，从十几岁到如今，40多年，我写的申诉材料能把人淹死。我无家无室，一条老光棍，所有财产就是申诉。”
杨继年写了几百万字的各类申冤材料，堪称世界上创作量最大的“上访作家”。两年前，他终于含冤而死，这几百万字所记述的荒唐与残忍，就成了留给我们的遗产。
最后当了市长的冉阿让居然大字不识，而共产党的牢房竟然把杨继年从文盲变成“作家”；冉阿让因持假释出狱的“黄色身份证”而不能就业，在中国，所有的杨继年从出生起就持“农村户口”，严禁脱离农奴地位。
出狱后的冉阿让偷了米里哀主教的银餐具，旋踵被警察拿获，主教称那是送给他的礼物，还问他，那一对最值钱的银烛台为何忘记拿走？冉阿让深受感动，自此开始自己全新的生活。在杨继年所遭遇的现实中，没有那样一位主教，更没有那一对慈悲的银烛台。
在我们的故事里，永远不会有米里哀主教，永远不会有那一对慈悲的银烛台，永远不会有良心发现而投河自尽的沙威警官。亲爱的雨果，如果没有这一切，你拿什么来构造你的“悲惨世界”？
我们现在的故事是这样的了：“冉阿让”没有偷一只羊，判刑10年，四次加刑共24年，累计刑期34年。出狱后，他没有盗窃，当然米里哀主教大人就没想起来送他一对银烛台，而送他一只狗碗，并劝慰他重返监牢。
“冉阿让”不想发财更不想当市长，而是乞讨着走回监狱，流着泪向“政府”倾诉自己“誓把余生贡献给祖国的劳改事业的强烈愿望”。晚年的“冉阿让”流落巴黎以乞讨和上访为生，同时进行篇幅浩繁的开放式史诗写作：《我没有在11岁偷那只永难消化的羊》。
他常常构思小说中自己的结局，说：“我与这个社会有太多的账没算清，哪天感觉自己不行了，就提前去买10公斤炸药，10支铜雷管，1公斤铁沙子，用四副电瓶接起引燃……”如果实现了，那就是行为艺术结尾。
惜乎没来得及，在小说之外的真实世界里，“冉阿让”死于一次偶然的火灾。——如果是这样，亲爱的雨果，你如何来写你那部充满诗意的巨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