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钗转自爱思想
● 苏海南
关于中国到底会否滑入中等收入陷阱，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称，“十三五”期间，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6.5%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十四五”期间保持5%以上的年均增长率，那么到2023年，中国人均GDP可望达到12795美元，超过12275美元就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
未雨绸缪提高警觉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关于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讨论非常热烈。综合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因素，你认为中国有多大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苏海南：从总的方面来看，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是太大。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方略后，如果全部落实到位，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更有活力，质量也会更高，就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去年中国人均GDP是7575美元，现在离2020年还有五年多的时间。我做了测算，在“十三五”期间，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6.5%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十四五”期间（2021~2025）保持5%以上的年均增长率，那么到2023年，中国人均GDP可望达到12795美元。
国际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长期陷入3000多美元到12275美元这一段不能往上走。而人均GDP超过12275美元就跨过了这个坎儿，所以中国有望在“十四五”期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再保守一点测算，假如经济增速再慢一点，“十三五”期间人均GDP年均增长6.2%，“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4.5%，到2024年，也能达到12959美元，跨过12275美元的坎。所以，即使按保守增速测算，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我认为现在提出中国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坏事。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去年以来，包括今年一季度的数据也显示，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仍处在下降过程中，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也比较大。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未雨绸缪，提出提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问题，提高大家的警觉，想方设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利于我们应对并逐步解决当前遇到的困难。
今后有个问题值得重视。国际上有个比较新的说法，就是“翻越高收入高墙”。目前来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虽不是很大，但“翻越高收入高墙”会比较困难。所谓“翻越高收入高墙”，指的是跨越12275美元后继续往上走，达到人均1.3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继续朝人均1.4万美元或更高人均收入发展，会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我们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比较担心的是跨越之后，中国在人均GDP超过12275美元之后，能不能继续往上走。可以说，更严峻的挑战在后面。
日报：为什么翻高墙会比跨陷阱更难呢？
苏海南：因为到2025年后，我国经济体量更大，按规律经济增速必然进一步放慢；同时，届时我国人口将接近峰值14.8亿以上，人口老龄化也将更趋严重；改革红利作用可能比此前也趋弱一点，而经济领域遗留的诸种问题也可能造成新的制约；再加上其时国际经济环境可能遇到一些新问题，以上多方面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届时我国人均GDP在13000美元基础上再持续稳定向上提升必然难度会更大。当然，那时我国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那时面临的问题是一种更高层次发展阶段的新问题，与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
稳增长和惠民生不可偏废
日报：尽管我们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但在具体的对策上，你认为目前最关键的是什么？
苏海南：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思想认识的统一上。现在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老百姓(行情603883,咨询)收入增加快了，工资也增长得过快了，经济增速又减慢了，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最重要的是稳增长，做大蛋糕，增收节支，收入增长就要调慢一些。另一种观点认为，一方面应该继续努力做大做好蛋糕，同时更应该分好蛋糕，这样可以调动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让蛋糕做大做好的速度更快些、质量更好些。我个人明确持第二种观点。
从国家统计局最近几年发布的数据上看，人均居民收入增速稍快于人均GDP增速；工资增速从全国总算账看稍快于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但是要注意这几年的增速快是有一定特殊原因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长期是“两低于”，即居民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工资水平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导致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偏低。最近几年中央提出“两同步”原则之后，我们要偿还历史欠账，所以工资和居民收入增长得就快一些。
今后需要的是真正做到“两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同步，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继续贯彻落实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把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立脚点和归宿点落实到改善民生上去，公平合理地分好蛋糕，从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保持甚至提高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那样反而有利于我们把蛋糕做大做好。这个阶段要特别警惕思想认知上不要出现新的偏差。既要稳增长调结构，又要促改革、惠民生，不能偏废。
我们要明确跨“中等收入陷阱”、“翻高墙”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单纯追求人均GDP达到12275美元以上。如果我们获得了一个较高的人均GDP，但是居民收入差距非常大，收入分配不公仍然严重，多数人收入财产仍然明显偏低，少数人收入财产却很高，那么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又有什么意义？这种出发点和落脚点就错了。
思想认识统一之后，就要针对当前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根源进行标本兼治的改革。主要根源是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社会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制约市场活力，限制了把蛋糕做大做好，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就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收入差距悬殊和不公现象正在好转
日报：收入差距悬殊被认为是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收入差距悬殊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现在对于收入差距状况的走势还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收入差距还在持续扩大，有人认为在减小，你的观点呢？
苏海南：我的判断是收入差距状况正在逐渐朝好的方向、较合理方向发展之中。
从最近的国家统计局数据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前几年的3.33倍缩小到2.75倍，地区居民收入和平均工资的差距也在缩小。行业工资差距也从4.71倍缩小到3.81倍。央企高管的薪酬跟央企职工的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城镇居民五等分的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也略有缩小；但是农村居民五等分的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总的来说，多数分配关系在逐渐朝合理方向发展，只是有的快一点有的慢一点。
至于基尼系数，我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比国家统计局去年公布的0.479要高一些，但国家统计局近几年公布的基尼系数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缓慢上升、四大差距（城乡、地区、行业、人均收入）多数呈逐渐缩小的态势中得到印证。
基尼系数只是一种算法，用两个比重加四大差距分析可以更清楚地判断收入分配状况。2012年，居民收入占GDP之比为62%，劳动报酬占比是49%。这两个比重，居民收入比重稍有提高，劳动报酬比重还起起伏伏，但最近一年也有提高。这跟初次分配中实施的减税、让利和再分配中的社保覆盖面扩大、财政转移支付等紧密相关。尽管收入分配领域存在这种稍微好转的态势，但是现有城乡居民之间2.75倍的收入差距，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居民内部的现有收入差距，不管是纵向跟自己比，还是横向跟其他可比国家比，这些差距还是很大的，跟中央号召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绝大多数人都过上全面小康生活还是有较大差距的。所以，这些问题是下一步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配套抓好其他改革要着力加以解决的。
标本兼治、增量加存量调整
日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必然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我们都知道它的难度，你认为在目前的经济新常态之下，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应该如何攻克？
苏海南：经济新常态对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总的来说是不利因素，经济发展慢了，做大蛋糕的速度慢了，增量改革空间变小了。但是坏事能变成好事。我们现在不能像改革开放前30年，主要靠增量改革。现在是既要靠增量改革，也要靠存量改革。增量上，尽可能把新的增量分配到原来吃亏的、低收入者、贫困群体、做出更大贡献的人身上。存量方面则要对那些现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进行调整。降低央企行政任命的负责人的薪酬就是调存量。还有就是加大对非工薪收入的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等税收征管，研究出台房产税等，该出手时就出手。还有反腐倡廉，追逃赃款，几百亿、上千亿的钱都能够回来，加上削减“三公”经费等，这都是动存量。总的对策就是一方面要稳增长调结构，另一方面通过增量加存量的调整和改革来理顺分配关系，更好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
作者：王羚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未雨绸缪提高警觉
第一财经日报：最近关于中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讨论非常热烈。综合目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各个方面因素，你认为中国有多大可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
苏海南：从总的方面来看，中国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是太大。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方略后，如果全部落实到位，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会更有活力，质量也会更高，就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去年中国人均GDP是7575美元，现在离2020年还有五年多的时间。我做了测算，在“十三五”期间，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6.5%以上的年均增长率，“十四五”期间（2021~2025）保持5%以上的年均增长率，那么到2023年，中国人均GDP可望达到12795美元。
国际上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长期陷入3000多美元到12275美元这一段不能往上走。而人均GDP超过12275美元就跨过了这个坎儿，所以中国有望在“十四五”期间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再保守一点测算，假如经济增速再慢一点，“十三五”期间人均GDP年均增长6.2%，“十四五”期间年均增长4.5%，到2024年，也能达到12959美元，跨过12275美元的坎。所以，即使按保守增速测算，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不会有太大问题。
但我认为现在提出中国可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不是坏事。目前我国已经进入经济新常态，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去年以来，包括今年一季度的数据也显示，整个经济增长速度仍处在下降过程中，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也比较大。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未雨绸缪，提出提防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这样一个问题，提高大家的警觉，想方设法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有利于我们应对并逐步解决当前遇到的困难。
今后有个问题值得重视。国际上有个比较新的说法，就是“翻越高收入高墙”。目前来看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虽不是很大，但“翻越高收入高墙”会比较困难。所谓“翻越高收入高墙”，指的是跨越12275美元后继续往上走，达到人均1.3万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继续朝人均1.4万美元或更高人均收入发展，会非常困难。所以，我认为我们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比较担心的是跨越之后，中国在人均GDP超过12275美元之后，能不能继续往上走。可以说，更严峻的挑战在后面。
日报：为什么翻高墙会比跨陷阱更难呢？
苏海南：因为到2025年后，我国经济体量更大，按规律经济增速必然进一步放慢；同时，届时我国人口将接近峰值14.8亿以上，人口老龄化也将更趋严重；改革红利作用可能比此前也趋弱一点，而经济领域遗留的诸种问题也可能造成新的制约；再加上其时国际经济环境可能遇到一些新问题，以上多方面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届时我国人均GDP在13000美元基础上再持续稳定向上提升必然难度会更大。当然，那时我国已经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那时面临的问题是一种更高层次发展阶段的新问题，与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
稳增长和惠民生不可偏废
日报：尽管我们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信心，但在具体的对策上，你认为目前最关键的是什么？
苏海南：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思想认识的统一上。现在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老百姓(行情603883,咨询)收入增加快了，工资也增长得过快了，经济增速又减慢了，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当前最重要的是稳增长，做大蛋糕，增收节支，收入增长就要调慢一些。另一种观点认为，一方面应该继续努力做大做好蛋糕，同时更应该分好蛋糕，这样可以调动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让蛋糕做大做好的速度更快些、质量更好些。我个人明确持第二种观点。
从国家统计局最近几年发布的数据上看，人均居民收入增速稍快于人均GDP增速；工资增速从全国总算账看稍快于全员劳动生产率增长水平。但是要注意这几年的增速快是有一定特殊原因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长期是“两低于”，即居民收入增速低于GDP增速，工资水平增长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导致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两个比重偏低。最近几年中央提出“两同步”原则之后，我们要偿还历史欠账，所以工资和居民收入增长得就快一些。
今后需要的是真正做到“两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同步，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同步，继续贯彻落实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把经济发展的出发点、立脚点和归宿点落实到改善民生上去，公平合理地分好蛋糕，从而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保持甚至提高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那样反而有利于我们把蛋糕做大做好。这个阶段要特别警惕思想认知上不要出现新的偏差。既要稳增长调结构，又要促改革、惠民生，不能偏废。
我们要明确跨“中等收入陷阱”、“翻高墙”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为了单纯追求人均GDP达到12275美元以上。如果我们获得了一个较高的人均GDP，但是居民收入差距非常大，收入分配不公仍然严重，多数人收入财产仍然明显偏低，少数人收入财产却很高，那么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又有什么意义？这种出发点和落脚点就错了。
思想认识统一之后，就要针对当前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根源进行标本兼治的改革。主要根源是经济发展方式不合理，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社会体制存在诸多弊端，制约市场活力，限制了把蛋糕做大做好，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也就无法充分发挥出来。
收入差距悬殊和不公现象正在好转
日报：收入差距悬殊被认为是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收入差距悬殊已经对中国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现在对于收入差距状况的走势还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收入差距还在持续扩大，有人认为在减小，你的观点呢？
苏海南：我的判断是收入差距状况正在逐渐朝好的方向、较合理方向发展之中。
从最近的国家统计局数据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从前几年的3.33倍缩小到2.75倍，地区居民收入和平均工资的差距也在缩小。行业工资差距也从4.71倍缩小到3.81倍。央企高管的薪酬跟央企职工的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城镇居民五等分的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也略有缩小；但是农村居民五等分的最高收入组和最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还在扩大。总的来说，多数分配关系在逐渐朝合理方向发展，只是有的快一点有的慢一点。
至于基尼系数，我认为实际情况可能比国家统计局去年公布的0.479要高一些，但国家统计局近几年公布的基尼系数呈现逐渐下降趋势。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比重（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缓慢上升、四大差距（城乡、地区、行业、人均收入）多数呈逐渐缩小的态势中得到印证。
基尼系数只是一种算法，用两个比重加四大差距分析可以更清楚地判断收入分配状况。2012年，居民收入占GDP之比为62%，劳动报酬占比是49%。这两个比重，居民收入比重稍有提高，劳动报酬比重还起起伏伏，但最近一年也有提高。这跟初次分配中实施的减税、让利和再分配中的社保覆盖面扩大、财政转移支付等紧密相关。尽管收入分配领域存在这种稍微好转的态势，但是现有城乡居民之间2.75倍的收入差距，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居民内部的现有收入差距，不管是纵向跟自己比，还是横向跟其他可比国家比，这些差距还是很大的，跟中央号召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绝大多数人都过上全面小康生活还是有较大差距的。所以，这些问题是下一步通过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配套抓好其他改革要着力加以解决的。
标本兼治、增量加存量调整
日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必然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我们都知道它的难度，你认为在目前的经济新常态之下，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最大的难点在哪里？应该如何攻克？
苏海南：经济新常态对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总的来说是不利因素，经济发展慢了，做大蛋糕的速度慢了，增量改革空间变小了。但是坏事能变成好事。我们现在不能像改革开放前30年，主要靠增量改革。现在是既要靠增量改革，也要靠存量改革。增量上，尽可能把新的增量分配到原来吃亏的、低收入者、贫困群体、做出更大贡献的人身上。存量方面则要对那些现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进行调整。降低央企行政任命的负责人的薪酬就是调存量。还有就是加大对非工薪收入的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等税收征管，研究出台房产税等，该出手时就出手。还有反腐倡廉，追逃赃款，几百亿、上千亿的钱都能够回来，加上削减“三公”经费等，这都是动存量。总的对策就是一方面要稳增长调结构，另一方面通过增量加存量的调整和改革来理顺分配关系，更好调动大多数人的积极性。
作者：王羚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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