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峻、张华转自人民网
前不久，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集中公布了针对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国家工作人员、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人员的红色通缉令。4月25日，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营业部总经理戴学民被缉拿归案，成为首个落网人员。5月9日，“红通”2号嫌犯、潜逃新加坡4年之久的江西鄱阳县财政局原股长李华波被遣返回国。这些动作和成绩凸显出中国正将反腐正能量投射到国际社会。从“猎狐行动”到“天网行动”，从《北京反腐败宣言》到“红色通缉令”集中公开，中国在国际反腐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并将在破除国际反腐法治瓶颈、构筑全球反腐法律统一战线上提供更多中国智慧。
境外不是法外
中国延伸到境外的反腐举措，改变了中国与外国反腐合作的困境。
对现代文明国家而言，海外反腐是一场事关国内法尊严的法律战。贪官外逃躲避法律制裁，是一种破坏司法公正、践踏本国法治的败坏现象，一个国家对外逃贪官的追捕力度，直接关系国内法治的实现程度。观察中国近来海外反腐的诸多举措，不能简单地从震慑国内腐败的实用主义角度理解，更要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法治建构层面来认识。
长期以来，由于国家间存在的法治壁垒，境外成为一些贪官的“法外仙境”。中国社科院2011年的一份报告显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共有1.8万贪官外逃，携款8000亿元人民币。倘若不能将这些外逃贪官绳之以法，就意味着中国法律在外逃人员身上失去效力，境外成为法律规制的“后门”。中国不惜代价启动海外追逃行动，于国内而言是遵循“有罪必究”的铁律，重塑国内法治的威信；于国际而言是弥合各国反腐的法律差异，促进国际法治的统一。
在目前的国际反腐法律框架下，国际追逃需要在国内建立集中统一、高效顺畅的协调运作机制。为了建立更为灵敏的海外追逃机制，中国的国际追逃从中央层面深入到各省区市，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成立省一级的追逃办。国内组织机制健全的背后，乃是弥合境内境外法治真空的努力，是中国法治对接并积极参与建构国际法治的重要方式。
境外不是法外。正是出于对法治的价值认同和捍卫，使得中国延伸到境外的反腐举措，赢得了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也改变了中国与外国反腐合作的困境。作为中国贪官外逃重要目的地的澳大利亚，明确表示将协助中国追逃追赃；美国也传递出越来越强的合作信号，其司法部对中储粮河南周口直属库原主任乔建军发出通缉令；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等国也纷纷表态，拒绝为腐败分子提供“避罪天堂”。
追逃是场持久战
面对如此多的外逃贪官，个案式的追逃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下，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向中国提供反腐合作，一些欧洲国家也开始批准向中国引渡经济犯罪嫌疑人。从根本上分析，这种引渡依然停留在象征意义上，缺乏普遍化、制度化、常态化的机制保障，中国海外追逃依然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例如，2001年公安部就已发出A级通缉令的程维高之子程慕阳，一直以知名房地产商的身份“潜伏”在加拿大，虽然加拿大司法文件也证实其身份，但将其引渡回国接受司法审判，却并非易事。事实上，程慕阳并不是唯一隐匿在加拿大的外逃人员。在100个红色通缉令上，逃往加拿大的有26人之多，位列所有国家中第二。由于中国和加拿大没有签订引渡条约，追逃工作难度极大。虽然两国有过引渡的先例，但这种个案式的协调成本过高，更多是从政治效应上考虑而难以获得法治上的普遍效应。最典型的莫过于赖昌星引渡案，从2000年加方向赖下达离境令，至2011年7月被遣返回国，整个遣返过程长达11年。可见，摆脱个案协调的巨大成本，进入常态化、法治化的国际追逃路径，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目前，中国境外追逃主要有四种方式：引渡、移民法遣返、异地追诉和劝返。其中引渡是国际刑事司法合作的重要形式。中国已经与38个国家缔结了双边引渡条约，从这些引渡条约的签订国看，很多不是中国贪官外逃的热门国家，而美、欧、澳等发达国家与中国签约极其有限，这些地区恰恰是中国贪官外逃的主要目的地。缺乏正常的引渡机制，中国追逃几乎要就每起个案与不同国家进行谈判协商，由于每个国家的法治体制、司法传统和政治制度不同，加之利益和偏见的影响，使得每个追逃案件都充满诸多不确定性。面对如此多的外逃贪官，这种个案式的追逃显然不可能一蹴而就。
国际反腐的法治壁垒
缺乏刚性有约束力的国际间合作机制，是国际反腐面临的最大困境。
造成中国海外追逃法律困境的根由，在于目前国际反腐存在法治壁垒。虽然腐败是全球性“病毒”，但由于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法治模式和法律体系，国家间合作存在许多法律上的障碍和抵牾，这种壁垒恰巧为腐败分子提供了“空子”。
仍以引渡为例。由于法治背景不同，不同国家之间签订引渡条约障碍重重，诸如死刑犯不引渡、政治犯不引渡等原则，因国家间利益博弈的需要而存在极大的解释空间。死刑犯不引渡原则，使得存在死刑的国家遭遇制度瓶颈；而政治犯不引渡原则，更是容易被西方发达国家作扩大化解释，对发展中国家极为不利。即便在签订引渡条约的国家之间，也会因为彼此对对方的司法公正、人权保障有异议，以及在双重犯罪原则（在两国法律中均构成犯罪的行为）和赃款分成（对协助国的费用支付）等方面存在诸多认识上的分歧，使得实际引渡的效果很有限。
缺乏普遍性的引渡条约框架，国际反腐合作只能寻求其他方式，比如异地追诉、劝返或非法移民遣返。但这些都属于个案合作，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和实际利益，一些个案甚至成为国家谈判的筹码，或成为一些国家向他国输出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契机”。
上述困难重重的合作还只限于单个的国与国之间，国际间的普遍合作机制更是缺乏强有力的国际
法支撑。以国际刑警组织为例，虽然其积极推动各国执法部门的跨境合作，但其本身并不享有执法权，发布的红色通缉令也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有的成员国认可并作为临时拘捕的有效依据，但有的国家拒绝认可。缺乏刚性有约束力的国际间合作机制，是国际反腐面临的最大困境。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推进腐败治理的长效机制，除了想方设法开展具有实际意义的国际合作，还要重视法治因素的弥合，积极推动国际规则的构建，不仅加快同一些被外逃分子视为“天堂”的国家签订双边引渡协定，更要从国内与国际两个法治场域，谋求反腐的法治化框架。
海外追逃的君子协定
在海外追逃过程中，借助专项行动成果，建立一套与他国进行反腐合作的规则体系。
借助良好的国际反腐环境，通过谈判签订更多的双边“君子协定”，增加各国在反腐合作上的共识，进而在充分激活国家间反腐合作常态化机制的过程中，实现国际反腐新规则和新秩序的构建，或许是中国推进国际反腐的一条务实路径。
一直以来，中国海外追逃都面临与其他国家在法律上的有效协调。例如对经济犯罪保留死刑，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反腐刑事司法合作的障碍。破解这些障碍，需要中国以灵活姿态与现有规则接轨，以前瞻性视野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协作问题。事实上，中国近年来在国内法治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面积废除死刑罪名为与国际接轨奠定了良好基础。早在2005年，中国便首次接受“死刑不引渡”条款，与西班牙缔结引渡条约。2013年6月，中国与加拿大谈判完成“分享和返还被追缴资产协定”，这是中国就追缴犯罪所得对外谈判的第一项专门协定。截至目前，中国已与60多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100多项各类司法协助条约，仅去年就完成10项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谈判。
不难看出，在海外追逃过程中，中国的最终目标不是开展专项缉捕行动将贪官绳之以法，而是借助专项行动成果，建立一套与他国进行反腐合作的规则体系，通过法治领域的沟通、合作以弥补国家间基于法治结构的不同而产生的鸿沟，并有影响地介入国际反腐规则的制定完善当中。从实际效果看，上述“君子协定”的签订，也确实让中国海外追逃走出被动格局，并开始为构筑全球性反腐合作新机制提供中国智慧。
发出更多中国声音
为了建构新型全球反腐法治新秩序，中国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
通过简单地梳理不难看出，中国反腐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和支持，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反腐规则的制定奠定了道义基础；同时，海外追逃面临的种种壁垒，也预示着进行全球反腐合作，先要破除“门户”之见，建构更为公平、开放的新规则和新秩序。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有望发挥自己的能力，引导国际反腐合作法治化发展。
一直以来，各个领域的国际规则基本是由以美国为主的西方集团制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难以得到公正保障，国际反腐合作同样也面临国家间的利益博弈。现实中，国际反腐合作存在一种不对等格局：法治后发国家往往因为法治不健全而贪腐现象严重，其外逃贪官又大多逃往法治发达国家；法治发达国家由于制度较为健全，腐败现象相对较为轻缓，贪官逃往法治后发国家的情况较少。这种不对等容易促使一些国家利用法治优势，在构建反腐国家间合作机制时打造“法治特权”。
为了建构新型全球反腐法治新秩序，中国须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事实证明，自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来，中国在国际反腐败合作方面发声日趋频繁，中国正在赢得国际反腐合作的主动权。尤其是去年APEC会议期间通过的《北京反腐败宣言》，这是第一个由中国主导起草的国际反腐败宣言，在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上迈出实质性步伐。
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对腐败坚持“零容忍”，使中国在参与建构国际反腐新秩序上的话语权倍增。面对呼之欲出的国际反腐新规则与新秩序，正如习近平所言，“不能当旁观者、跟随者，而是要做参与者、引领者”，“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在推进构建国际反腐法律协作机制的过程中，中国有能力以自身厉行法治的面貌登上国际规则舞台，并以更为中立公正的立场引导，推动国际反腐规则的制定，维护国际法规则的正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