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淑钗转自第一文库网
造成中国分配贫富差距的原因和对策？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国民经济总体水平的提高,居民收入状况和生活质量也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格局被打破｡但是,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结构的转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分配差距扩大趋势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如何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和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这就是本文所要论述的主要问题｡
一､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
洛伦茨(M.Lorenz)在研究居民收入分配程度时,创造了所谓的洛伦茨曲线｡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依据洛伦茨曲线,提出了计算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统计指标,称为基尼系数｡它是最常用的反映收入差距的指标｡基尼系数越大,收入差距越大｡按照国际通用标准,该系数在0.2以下表示收入分配绝对单平均,在0.2~0.3之间表示收入分配较为合理,在0.3～0.4之间表示收入差距扩大,在0.4以上则表示收入差距相当悬殊｡对当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现状应给予高度关注｡
1.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16,1988年为0.386,2001年为0.395,现在已达0.45左右,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据测算,在我国现有80 000亿元左右的居民储蓄存款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了80%,即64 000亿元,人均近25 000元;而80%的人口只有20%,即16 000亿元,人均约1 500元｡另据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
2.城乡､地区､行业及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具体表现为:(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据统计,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为3∶1;若按货币收入计算,差距为4∶1;若加入各种有利补贴,差距为6∶1｡朱光磊认为,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1.75∶1,1995年为2.47∶1,1998年为2.54∶1,1999年为2.65∶1｡如考虑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城市居民收入要比农村居民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陈益龙认为,农村居民人均在1 000元以下的有12%左右,与城市居民10%最高收入户的收入相比,比例为1∶12[1]｡(2)地区之间收入呈东高西低的特征,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划分来看,东､中､西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系数在1978年分别为1.20∶1.09∶1,1998年则提高到1.94∶1.35∶1｡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北京､广东､江苏1988—1995年期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分别是81.9%､78.9%和64.7%,而同期甘肃仅为0.6%｡(3)不同阶层､行业､职业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据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2000年初对全国15万户城镇居民进行的抽样调查,全国城镇居民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差距明显拉大｡如
果按户人均收入由低到高分线,计算各组户人均收入及其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重,其中,20%的高收入户占总收入户的42.2%,户人均收入达992元,20%的低收入户仅占总收入的6.5%,户人均收入124元,高收入组与低收入组的户人均收入比为8∶1,差距相当大｡行业之间的差距亦呈扩大趋势｡1978年,我国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工资之比是1.38∶1,1998年则升为2.35∶1｡一些垄断行业､新兴行业部门,金融､烟草､电信､电力部门收入增长很快,各类奖金､福利很多｡而一些传统部门如冶金､煤炭､纺织等行业的职工收入增长就相对缓慢[2]｡而私营企业主､外企中的中方雇员､项目经理､明星的收入与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和落后地区的农民收入对比鲜明｡
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不是单一原因所致,而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其中,既有合理合法的原因,也有不合理不合法的原因｡
1.就业机会的不均等
收入分配不平等既有产业结构变动引起的原因,也有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带来的后果｡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不断升级给“富者”带来了增收的机会,却减少了“穷者”的就业和收入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推行的一些体制改革带来了就业机会的不均等,引起了收入分配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分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所实行的一些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富者”增加收入,但“穷者”增收的环境没有大的变化｡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在三方面的政策安排上对收入分配的平等性带来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一是全国各地兴起的城市化浪潮给低收入者,特别是农民的积极影响不大;二是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政府为“穷者”和“富者”带来的机会不平等;三是我国金融制度和政策的不当安排,也是“穷者”和“富者”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之一[3]｡
2.收入高低和劳动者受教育程度､技能水平密切相关
就劳动者自身而言,较高的工资收入是和熟练地掌握较高的劳动技能密切相关的,而熟练的技能又和受教育程度密切相连｡因此,从受教育程度和收入高低的关系看,劳动者由于接受教育的程度不同､劳动技能不同而形成收入差距｡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进行了经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年限与他所获得的收入成正比变动关系｡就是说,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只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在收入上要高得多,而中学毕业的劳动者的收入要比小学毕业的劳动者的收入高得多｡而在同一年龄组内,文盲的收入水平是最低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收入水平基本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水平,这样,从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中又一次看到人力资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前,在我国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熟练劳动和复杂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多倍于简单
劳动和非熟练劳动｡能从事复杂劳动的人才短缺和不足,从事简单劳动的人力大量过剩,使收入拉开差距｡
3.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优胜劣汰法则必然导致一定程度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推进战略也会使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4.由于人们占有生产要素的质量和数量不同,承认按生产要素分配,客观上也会造成人们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的差距｡
著名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在2003年就指出:“我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这两类最值钱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在国有资产的统计中根本没有数据,而是分布在各个企业里,由各个企业小集团利用,成为企业资产甚至个人资产｡结果这一块造成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也造成企业盈亏的模糊｡一些资源性的､垄断性的企业,如果不是占有着自然资源又不交资源税(所谓利润留归企业),占着土地又不交地租,也许早就亏损了｡随着我国经济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开放,如果我们再不重视土地和自然资源及收益的分配,将会有越来越多的私人资本(包括外资)无偿分享这些资源,国有资产将更加大规模地流失｡可见,土地和自然资源配置不当是造成收入分配差距的重要原因｡”[4]
- 6.非公有经济内部分配机制决定的内部收入差距､非公有经济和公有经济之间的工资悬殊,造成不同经济成分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个趋势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7.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到位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大量不合理收入｡在部分领域,对于有限的社会资源的调配,仍取决于权力关系而不是市场因素,即依靠行政权力,以国家的名义占有和瓜分本属于全社会的经济资源,由此造成垄断部门的从业人员与所占有的资源比例极不协调,尽管其从业人员不多,但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极为惊人｡由于它们长时间垄断行业资源,使从业人员待遇极为优厚｡由于对统一市场的不合理分割和地方行政干预导致的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不能正常､合理地优化配置和整合,从而形成人们在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异｡除此之外,形成收入差距不合法的原因主要有:个体私营业主的偷税漏税收入;由于权力市场化､商品化而导致的各级党政官员的腐败贿赂收入;走私贩假等其他的非法､非正常收入｡这正是人们常说的收入分配不公,这种分配不公很容易引起人们的不满,进而对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实际上,收入差距扩大并不必然会引起人们对收入分配的不满｡如果收入差距扩大来自于人们认可的原因,如劳动贡献､知识技能,甚至个人机遇等原因不仅不会引起不满,反而会成为提高生产率的激励因素,这也是改革的初衷和目标｡相反,通过利用一些非法手段,借助权力和垄断力量来获取个人私利的行为,将会引起人们巨大的不满｡如处理的不好,就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三､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是由相互联结的若干部分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收入分配问题是一项相当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出现的问题,涉及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方面面,既涉及到分配过程,又涉及到分配结果;既包括初次分配问题,又包括再分配问题;既牵扯到收入分配政策调整问题,又牵扯到税收体制改革问题｡因此,必须全方位地分析､比较､探索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即正确理顺分配关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解决分配领域的诸多矛盾,防止两极分化,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可承受的范围｡江泽民同志曾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一文中指出:“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各方面的严重后果｡”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而影响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1.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分配取决于财产所有权和财富积累的分布状况,而收入的分配取决于知识技能､职业培训和这些技能的市场价格｡当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是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搞平均主义｡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解决｡只有经济发展了,生产率提高了,才能减轻和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奠定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吸收的就业人员就越多｡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不可避免地与经济波动相联系｡当经济运行转向不景气时,不可避免地有大量的企业陷入困境,程度不同的减员是他们可能采取的措施之一｡这就会造成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相反,当经济开始回升时,景气预期将促使企业纷纷扩大经营规模,纷纷雇佣劳动力,新企业也不断涌现,这些都急剧地扩大了社会就业量｡就业越充分不仅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提供经济基础,而且也解决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2.坚持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相结合的分配原则｡在收入分配调节中,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紧密结合起来,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效率,机会均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再次分配中注重公平,统筹安排,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提高社会再分配能力｡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大额财产税､特别消费税;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通过多方面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3.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即劳务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应主要从工资性收入入手,尤其是外出就业的现金收入｡农民外出就业的主要渠道是当前和今后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除此之外,以市场为
导向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开拓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基础建设等,都是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4.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严厉打击以各种方式获取非法收入和不正当收入的竞争行为,对垄断企业建立资格审查及事后监督机制;加强对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力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为市场竞争主体提供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积极营造一种使人们通过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来致富的社会环境｡
5.强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必须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建立以岗位工资制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以岗定薪,适当拉开不同岗位的收入差距,对于企业要提高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人员的收入水平,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要在继续增加公务员和教师工资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拉大职务､职称之间的收入差距[5]｡
6.为了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还要完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正确处理工资和就业之间的关系｡既要随着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的提高而逐步提高工资,又要防止工资增长过高过快,就业岗位减少而增加就业压力｡
现在中国最大的矛盾莫过于贫富差距过大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何消除贫富差距，什么原因导致现在的贫富差距，可能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不一样的答案。曾经有个人告诉我说，中国之所以这么穷，是因为人太多，只要杀5亿人，中国人就都能富裕起来了，只要杀10亿人，中国就能成世界第一了。在这里我想纠正一下，中国人心里有个根深蒂固的常识性错误就是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大是因为人多而拖累了社会导致我们的贫富不均。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下面，在表面上确实有几分道理，中国社会资源资金有限，人一多，一平摊，那自然每个人分得的很少，所以人多是导致社会贫富差距大的根本原因。但其实这个观点是完全错误的，社会资源有限是不错，但社会资源的组成是多样的，不只是自然资源，人多也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多，也就意味着存在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企业也更多，市场也更活跃，当然就业机会和岗位也就更多。举个例子，日本的国土面积38万平方公里，中国的国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日本人口大约是1亿2000万，中国人口13亿。日本的国土面积只是中国的0.0396，人口却是中国的0.078左右。照这个数据看，日本的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而在资源匮乏，灾害不断的日本，发展潜力甚至不如中国。以我们的看法，日本人这么多，日本也应该贫富差距很大，很穷才对。但事实上，日本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只要大家查查日本在二战之后的四个发展阶段，就会看到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有一个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而每一次发展都让日本的薪资大幅提高，使日本的廉价的劳动力升得和欧美不相上下。 日本20%最富的人的资产总量是20%最穷的人的资产总量的3.5倍。而中国是1%的人控制了社会50%以上的财富。日本人口密度已经这么大，政府还在天天鼓励民众生育，振兴日本经济，因此，人多和社会贫富差距一点关系也没有，当然人多会给社会造成更大的负担，但主要不是体现在经济上，而是主要体现在自然资源上。
那有人可能会想说，如果人多不是导致中国贫富差距大，那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有3大马车。一个是靠国内的消费拉动经济的繁荣，例如美国70%的GDP增长都是消费所带来；第二就是靠投资：第三就是靠出口。中国的经济是全世界增速最快的，但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国内消费市场一直疲软，居民普遍喜欢存钱以应急，因此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一直不大。那中国就把重心转到了国内投资和出口上。相信大家已经明白了，国内投资对中国经济拉动是最大的，而最热的部分莫过于房地产和招商引资了。房地产在中国的火热程度，相信大家都不陌生。政府把当地的土地大量用来修建商品房，对房地产开放商收取巨额的费用，而因为巨大的成本导致房地产价格飞涨（这只是房地产天价的一个原因，其他原因不予讨论），最后转嫁到消费者手上。这本来就是一个加大社会贫富差距的一个手段。大多数买房的人往往不是什么有钱人，他们通过按揭，把钱送到了银行，房地产商和政府手中，这些钱可能是他们一辈子用廉价劳动力所换来的，导致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因房地产的巨大利益诱惑，导致利益方乐此不疲的修建者房子，但市场需求总是有限的，过多的房子，过高的房价，导致许多商品房如同镜中月水中花。据统计，中国现在所有空闲房屋，可以供无家可归者全部入住，换句话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房地产堆起的泡沫过大，现在发展已经明显减速，因此政府意识到房地产的局限性，开始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时，国内投资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新的救星。而国内投资，又主要以国外企业在中国的投资为主。为什么主要是国外企业呢？因为登录中国的国外企业，大多具有雄厚的资本，丰富的管理经验，所以招商引资成为各地政府炫耀自己政绩的一个主要手段。大家可以看到，各地政府，为了吸引到国际资本，争先恐后的表现着自己，提供大量的优惠政策。比如把地廉价甚至免费得卖给国外企业用作工厂，3~5年之内不收税，之后收税幅度甚至小于当地民营企业。国外资本当然乐于进入中国了，一是中国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二是中国有着丰厚的资源和宽松的政策环境（比如污染了不用负责），第三则是中国有着难以抗拒的劳动力成本。欧美的平均工资是30~50美元每小时，而中国平均只有0.2~1.5美元每小时。中国劳工的超低廉成本，吸引着全世界各地的企业们竞相抱着国家资本来中国安家落户。他们的存在，支撑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这就是我马上要说的中国社会贫富差距巨大的真正原因，中国可以通过很多手段（比如税收）来调整社会贫富差距，但是中国的反映如此迟缓，那是因为，中国一旦削弱了社会贫富差距，让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大大的削弱中国招商引资的能力。许多国际企业会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而把工厂搬到劳动力更低廉的地方（比如东南亚）。中国的经济也将会失去巨大的动力。可能有人会说，不是还有出口吗？事实上，中国的出口虽然保持着巨大的贸易顺差，但80%的出口，都是国外企业在中国当地生产，而运送到国外获得利润的。也就是说，中国仅仅是一个加工厂，一旦国外企业的撤离，中国的出口也会大幅下降。中国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因此，消除贫富差距，中国政府不是不想为，而是不敢为。
可能又有人会问，为什么邻国日本的贫富差距这么小，他们在二战之后的发展，缩小了贫富差距的同时是怎么做到经济也同时高速发展的呢？事实上，日本的发展一直不是依赖着国际资本的进入，日本对于国际资本的进入反倒异常排斥。他们在发展之初，民族工业还未完全成型之时，对国际资本的进入设立了重重障碍。当时IBM要进入日本，日本政府要求IBM把他的专利提供给日本企业为前提才能进入，结果IBM进入换来的不是在日本市场的大行其道，而是日本政府大力扶植的富士通（不是富士康。。。）NEC等企业在日本本土打败IBM，并趁机打入国际市场。日本当年正是因为对外国企业的进入设置重重障碍，又同时大力扶植本土企业，使日本很快就拥有一大批优秀企业。日本经济的组成也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高科技行业。因此这就是为什么日本敢消除贫富差距的原因，日本的企业，大多是以高科技企业的高附加值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立足，因此利润高，定价权话语大，不易受制于人。而反观我们，在市场还没成熟之际，早早开放市场，放入国际巨头在市场肆虐，政府甚至还带有对本土企业歧视的现象，为了吸引国际巨头对税收给予优惠，对本土企业收税高于国家巨头，使本土企业迅速倒下。中国的28个主要行业，被外资控制了21个。中国本土经济依然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因为是劳动密集型，工人的工资低也在情理之中， 贫富差距大也是必
然。
中国经济的未来有好的光明前景么？如我前面所说，中国的市场已经形成了主要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高科技行业大部分是国外企业在中国开设的。因此，中国如果想要翻身，就必须转型。但想象一下，要长虹向苹果Sony竞争，要李宁向NIKE竞争，可能你会觉得这是个神话。日本的电子之所以超过美国，是赶上了当时新产品层出的大好局面（很多现在的电器都是二战以后开始发明并市场化的），日本的汽车之所以超过美国，是赶上了70年代的石油危机。可以说，这些机会都是上帝送给日本的，中国产业要想崛起，不知道上帝在未来还给不给这个机会，就是给了，中国也未必抓得住。因此，中国还能撑多久？当中国吸引完有能力来中国的所有企业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速就会放缓，但在那之前，中国经济还可以得到很长时间的发展。但想贫富差距缩小却不那么容易，或许未来穷人会比现在稍微好点，但穷人财富上升的速度会始终低于富人。
作者：李铁
近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内地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红线》的文章，引发了媒体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大讨论。
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 .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
想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首先就要弄清楚是哪些原因造成了收入失衡。在这场大讨论中，以下几个因素被提及最多，被认为是收入失衡的主因：
一是政府挤占。认为政府权力过大，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就存在严重失衡。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民收入分配不断向政府和与政府有关系的企业集中，向城市集中，向少数人集中。比如享有垄断地位的央企，在几万亿的红利中，上缴国家的最高也不到10%。
二是劳动所得偏低。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占比不到百分之四十二，并呈逐年下降趋势。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
三是税制不健全。富人收入越高，越有资源和关系偷逃税款，由此进一步增加其财富集聚的速度。而本应获得税收支持的中小企业和小商贩，却被迫课以重税，发展速度和步伐缓慢。 四是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歧视。1978年至2007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了7.5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7.3倍。但1990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幅明显低于城镇居民，二者之间绝对额的差距逐年扩大。
如果我们考量一下以上的四大原因，其实最终可以归纳为一个原因：那就是经济贫富差距的背后是政治权力的失衡。
看看以上中国导致贫富分化的四大原因，普通劳动者、农民、中小企业主在公共权力上的弱势，才是他们收入贫瘠的根本原因。而看看那些这些年收入高涨的人群，无不是政治上的强者。
掌握政策的权力大小决定了收入分配的多少，谁说了算谁自然得的多，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早有过清晰而详细的论述，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社会分配都向穷人有所倾斜，甚至一些国家在分配上有民粹主义的倾向，政客们用劫富济贫的竞选纲领拼命讨好中下层民众，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这倒不是那些政客们多有同情心和平等意识，实在是底层民众手中的选票起了作用。穷人手中没钱，但却握有选票，这是他们争取利益的根本。
为了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缩小贫富差距的鸿沟。有人提出要开征一些奢侈税，用税收等手段调控高收入。最近争论很热闹的物业税、房产税也被很多人寄予厚望，希望能实现劫富
据媒体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近日发表《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称，伴随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的贫富差距也在急剧拉大。报告中说，尽管政府一直在致力于缩小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但贫富差距快速拉大却是个不争的事实。报告结论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Gini)已接近0.5高压线，达到了0.496公认的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水平。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贫富差距日愈拉大，已经成为中国实现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大威胁。社科院的报告，用数字和事实批驳了一些“精英”们关于“中国根本不存在贫富差距”的谬论。报告指出：虽然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数百万人摆脱了贫困，但经济不平等状况仍在迅速加剧。
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持续拉大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深度分析，忠言认为政策和制度缺陷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最重要最根本的因素。
第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向极端。改革开放之初，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这一政策的初衷邓小平解释的很清楚，就是“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之一。但是，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却片面强调少数人“先富”，而严重忽视“共同富裕”，甚至把少数人“先富”搞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以至于谁要提“共同富裕”，就给谁扣上“极左”的帽子。这些年最时髦的口号之一，就是“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进一步拉开收入分配差距”。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不讲“先富”的手段方法是否合法，只要富起来就是本事，“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于是出现了许多违规违法的“暴发户”，一些人靠“双轨制”、“官倒”等投机行为捞足了“第一桶金”。
第二、“国企改制”直接损害工人阶级利益。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所谓“国企改制”，把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国营企业，先是用一字之差改为“国有企业”，随后便不必与主人商量，任由政府对国有企业开始了“抓大放小”的重组改制。在这个过程中，数以千万计的“国有企业”被贱卖、被股份化、私有化，国有资产大量流失，数千万国企工人被迫下岗。国企改制的最终结果，是少数人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千万或者亿万富翁，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资产被瓜分，而且国企工人几乎没有任何报偿地被无情抛弃。他们由“企业的主人”一下子沦为市场化的弃儿。
第三，教育产业化、商业化。教育关系祖国的希望和未来，许多纯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也都属于社会福利的一部分，但在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转轨，教育产业化、商业化政策把教育事业当成了敛财的机器。一些人以“减轻财政负担”为名，竭力向社会大“甩包袱”。这些年来，中国的GDP在高速增长，但国家用于教育事业的投入却是下降的。来自联合国官员的资料说：中国几乎属于世界上对公共教育投入最少的国家。中国每年的教育投入只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二，远远低于联合国建议的百分之六的标准。她说，中国 政府只承担了学校开支的53%，其余的费用则转嫁到学生头上。
第四，医疗市场化。与教育改革十分相似，中国在医疗市场化改革中政府退位，过分依赖市场，失去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质。我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政府投入占医院收入的比重平均为30%以上，2000年这一比重下降到7.7%。在欧洲发达国家，医疗卫生费用约占GDP的10%，其中的80-90%由政府负担。医疗服务高度市场化的美国，政府卫生投入也占到整个社会医疗卫生支出的45.6%(2003年)。而我国在2003非典的特殊年份政府投入也仅为全
国卫生总费用的17%。医疗市场化，造成看病难、看病贵，许多人家庭因没有医疗保障而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另人汗颜的是中国在世界卫生组织的192个成员国中，中国的医疗公平性排名为倒数第四。
第五，解体集体经济，扶持私有化。改革开放前30年，支撑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柱是全民性质的国营企业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企业，在农村则表现为人民公社制度。但是，八十年代初的政策“一刀切”，一夜之间把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解散，20多年的财富积累化为乌有。在城市，伴随着“国企改制”和工人下岗，民营（实为私有制）经济大行其道，所谓“国退民进”。而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私有经济必然产生剥削。私有经济的目的就是赚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更谈不上什么分配公平。这些年来，除了少数公职人员、国企职工，绝大部分劳动者都是在给资本家打工，他们付出的是超强的劳动，收获的是低廉的薪水，他们成就了一个个亿万富翁，自己不得不成为弱势的低收入群体。最近，美国《时代》周刊，把中国工人评为年度人物，实为对“中国工人”艰难生活的另类注脚。
第六，忽视社会保障。一些所谓经济学家鼓吹社会保障“养懒汉”，他们竭力主张减少和取消社会福利。这些年来，也正是这样做的。毛泽东时代广大劳动者享有的教育、医疗、住房等福利，纷纷被取消而被市场化取代，老百姓上学难、看病难、住房难成为“新的三座大山”，重重地压在了人民头上。一些资本家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不仅污染环境、破坏资源、不讲社会责任，甚至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中国频发的矿难事故每年夺去上万工人的生命。中国社科院资料表明，中国“有80%的人现在还没有被社保覆盖，农村基本上没有社保，城市拥有社保的人口还不到一半，整个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残破的。”
第七，淡化按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原则，是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但这些年来，按劳分配几近成为一纸空文。“效率优先”、“多种分配形式”被片面强调，在改了制的企业里，按资分配成为天经地义，劳动者变为商品成本的一部分被严重压低。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是，一些地方以改革劳动用工制度为名，无论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还是公私企业，劳动者被分为三六九等，比如什么正式工、合同工、聘用工、临时工等等，他们干同样的活，却拿不到同样的报酬，他们的劳动所得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被肆意剥夺。这种制度性不公，以80后群体为先导，使他们成为劳而少得甚至劳而不得的典型代表。这一现象如果不加以遏止，必将越来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第八，过度追求GDP政绩。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惠及全体国民，而绝不是单纯追求GDP的增长，而不管社会财富流向何方。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观，加剧了官员的短期行为、做表面文章、不计后果地招商引资等行为，而且严重助长官商勾结的腐败行为。以房地产为例，这些年来老百姓因畸高的房价而买不起房，就连一些官员也说买不起房，许多人无可奈何地成了“房奴”。房价为什么居高不下？其根本原因就是一些政府依靠着房地产的泡沫，来支撑GDP的增长。据有关资料，房地产在一些城市GDP份额中占到了60%以上。最近的电视剧《蜗居》，也真实地反映了高房价下底层百姓的生存现状，真实的令人窒息。
以上种种，仅仅是笔者的一些粗浅思考。解铃还须系铃人。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严酷现实，多为政策制度设计所造成，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要缓解贫富差距、避免两极分化，使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成功实现，需要而且必须在政策和制度上作出调整。邓小平同志早在1993年就预言到中国将来必须面对和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他指出：收入差距“这个问题要解决”，虽然“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但是一定“要利用
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现在应该是勇敢地正视问题、并逐步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对中国贫富差距现状的成因分析、解决之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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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说赤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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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消息 发表于 2009-7-3 01:11|只看该作者|倒序浏览 一 、贫富差距现状 1、贫富差距引起两极分化 数字证明：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而根据北师大经济学教授钟伟统计，大陆50个富豪的资产即相当于5000万农民年纯收入，300万个百万富翁的资产，相当于九亿农民两年的纯收入。 此外，人民银行统计发现，中国银行体系总计8940亿元存款中的80%，集中由20%存户持有。 感性认识：作为一名大学生，在校园里，所接触的社会阶层最多的就是教师和学生。可能这也是两个差距比较悬殊的阶层。教师是一项令人羡慕的工作，尤其是大学教师。工作稳定，报酬不低，各项福利待遇应有尽有。而学生生活水平因家庭收入不同而差距明显。据自己了解，生活费最低的每月就300左右，而花费多的则没有上限。而象高档服装、笔记本电脑等奢侈品在校园内也并不鲜见。由学生影射出来，他们背后的群体会有
怎样大的贫富差距。
由此可见，两极分化现象已经存在，并呈愈演愈烈之势。
2、两极分化引起的仇富现象
中国人现在对那些一掷千金的人的形容词中最常用的就是“非
富即贵 ”。富人一掷千金理所当然，旁人无话可说。而那些达
官贵人又为什么能一掷千金呢？国家**能支撑他们的豪宅名
车吗？！中国人也由此产生了仇富心理。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我们国家，如果有哪个人一夜暴富，比如是买彩票中大奖。
那么他就要小心了，好多双眼睛已经盯上他了。于是他就会心
惊胆颤，想象着黑社会的抢劫或者勒索。试问那些一步一个脚
印走出来的富豪们为什么就不去理会那些黑暗势力呢？当然
这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中国人的仇富是因为好多富翁们
的钱来路不正。众所周知的就是，每年福布斯中国富豪名单公布结束后就会有相当一部分人锒铛入狱。
为什么中国人会仇富？！
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公布的《2006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0.4％最富有的家庭却占有了70％的国民财富，而在日本、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一般则是5％的家庭控制50％的国民财富，而且他们大多都是经历了漫长的几代人积累财富的过程，中国的富豪则大多是在极短时间内“爆发”起来的，其“爆发”致富的原因、过程乃至速度多令周围的人们生疑。而据有关报道，近几年，中国政府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据统计，这两年之中，平均每月有1600多名政府官员下马，其中大多数是部门一把手。由这两组数据可以想到中国今天的腐败问题。腐败因何而来？当然是有人给他们送钱。但又是哪些人会给他们送钱呢？为什么会给他们送钱呢？当然是为了更大的回报。于是出现了一批贪污腐败的官员，于是也出现了一批迅速“致富”的典型。贪官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下马了，可是那些因此发了财的人却是不会把钱吐出来的。于是恶性循环，贪官一批批的下去，那些不走正道的富翁却还是一批批的冒出来。这就是中国的悲哀了。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了这种现象的发生。这也许就是中国人仇富的原因。因为这种“致富”没有建立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某种程度上，公平竞争在中国或许显得有点奢侈。
当然，确实有好多人是通过勤勤恳恳，扎扎实实一点一点积累了财富。可是，这毕竟是少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下，形形色色的人利用政策上的各种漏洞挖到了第一桶金。财富的快速积累让他们有些飘飘然，于是在个人生活上极尽奢华，在社会地位上高人一等，在政治圈场上弄权耍术，在对待穷人上耀武扬威等等，加之他们个人素质修养较差，张扬普遍大于收敛，因而在有意无意之中将自己置于老百姓的对立面上，某些富豪招来周围穷人的“仇怨”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成因分析
贫富差距原因细分就是权利上的差距，知识上的差距，还有收入上的差距。
从宪法上讲，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可是这些并没有落实到具体的每一个人身上。当然，这本身就是一个制度上的难题。可是，公民在把权力交给人大，交给政府代替实行的时候，人民大众的权力就落在了极少数人的手中。让代表们去执行权力在理论上说无可厚非。可是，某些代表却在利用大众的权力谋自己的利益。而宪法所赋予民众的监督权也没有很好的落实。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小农意识，以及对达官显贵们在心底深处的那一丝惧意，使百姓们只能委曲求全。我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在农村，这种现象非常普遍。老百姓根本就没有真正懂得“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含义，那些官员们也没有真正懂得什么叫“国家公仆”，什么叫“为人民服务”。老百姓不敢真正去争取自己应有的权力。很简单的例子，
中央给农民的
农业直补，我们村根本就没有发下来。可是没有人去要。因为他们懂得一个词 “官官相护”或者叫“民不与官斗”。官员将权力“私有化”，是有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基石。而这导致了贫富差距。因此，权力导致了一部分的贫富差距。
知识上的差距也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一个原因。当然，造成知识差距的原因还是在贫富差距。所以，这两个事件在这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在中国，相对于农村来讲，城市在教育、医疗、交通等等各个方面都有无法比拟的优势。举个例子。拿我自己来讲。我的家在农村。父辈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农村的孩子要想出去就只有考大学这一条路。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城市安家立业，最好一辈子再也不回农村，过上城里人的生活，不再象他们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一辈子也过不上什么好日子。于是千军万马挤上独木桥。也就是说，农村里优秀一点的人都争先恐后去上大学，毕业后争先恐后地往城里跑，去给城市的建设添砖加瓦。于是，农村越来越穷，城市越来越好。人往高处走，这也无可厚非。只是政府不能从政策上向农村加大倾斜力度，让农村变成能招来金凤凰的梧桐树，农村的建设便无从谈起。贫富差距也只能越来越大。 收入上的差距更是触目惊心。例子举不胜举。从工地上的民工和擦身而过的豪华轿车可见一斑。差距是应该有的，但是收入的分配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距。
三、两极分化的社会后果
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总有一天会演变成两极分化。
封建社会里农民造反的例子不胜枚举了。在那时候，当贫富差距到达顶点的时候，就会发生社会动乱甚至引起改朝换代。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中国目前的社会构成已经与封建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在中国***的领导下当家做主。那种封建社会的剥削方式不会回来，人民的政治以及文明意识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当然不会发生封建社会下才有的动乱之类的事情。但是，有一点是相似的，中国的农民还是处在社会的底层，他们的经济、政治地位都是社会的底层。
九亿农民不是一个小数字。而且据有关数据，中国还有9000万人达不到一天一美元的购买力标准。这应该足以引起社会的重视。说严重一点，在目前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背景下，农民越来越穷，这么多人就是社会不安的一颗定时炸弹。而且农村还有接近两亿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需要工作。亟需政府和社会找到合适的出路安排。虽然说中国的农民没钱没地位，但是他们的能量不容小觑。几千年来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意识、思想是住在城市里的人不能体会到的。很有意思的一点，在农村，宗族意识是很强烈的。往往出了什么纠纷，争吵的两方首先想到的不是政府的各个机关，而是一起去找各自的家族，找各自德高望重的人协商。或者打架了，家族的人也会一拥而上，至于谁对谁错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不能让自己人吃亏。
有些
事情也不是靠法律就能解决的了的。因此，对这样的一个阶层，政府应该花大力气让他们能够过上安稳日子。安居乐业是他们所向往的，也是他们一辈子的追求。 四、解决现状的思考 从建国开始，中国实行了有倾斜的区域政策。那就是农村支持城市，农业辅助工业。于是，农民种了粮食交给国家，国家把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拿去支持工业的发展，因为工业更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加速国家的建设。因为那个年代里中国缺钱。这种倾斜政策加速了城市的发展，却也使农村更加滞后。现在，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城市富了，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且据最新报道，中国在年内就能超过德国，坐上全球第三把交椅。政府也开始把政策向农村倾斜，减免了2600多年的农业税，九年义务教育也免掉了书本费和学杂费。这对农民来讲是实实在在看得到的利益。刚刚过去的**也提出了“人均GDP翻两番”的目标，而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农村和农民。 好多人把税收叫做“劫富济贫”，我觉得这种叫法没什么不好。而且现行的税法并不是很尽如人意，例如遗产税等等，还要加强立法和监管。而且所得税的征收应该对富人加重一些。而且还要带动起中国的慈善事业，从税收上给与政策，促进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加强对群众监督方面的立法，建立健全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医疗保险等等，这些在富人看来简简单单的事情，在低收入者来说就是一座座的大山。 理性来讲，贫富差距的存在是合理而且是必需的。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是必然存在的，不可能搞平均主义。有差距的存在才会产生竞争，促进社会的发展。但问题是我们不能让差距过大。把握好“度”的问题。然后就是怎么让大部分的人致富的问题了。当然不能限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这样会限制社会的发展，只能是让低收入阶层加快收入提高的步伐。就是说，高收入阶层在现有基础上收入提高一倍，低收入阶层要提高两倍甚至三倍。这样才能在缩小差距的同时维持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出要为人民群众创造条件致富。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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