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林转自博讯网
一、看守所囚禁生活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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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间宽3米、长12米左右，不到40平米的狭小空间里，关押着40个左右的囚犯，里面拥挤、污浊、黑暗、各种皮肤病肆虐流行；且专制、暴力、兽性、毫无安全感、时刻在生死的边缘线上······我就是在此坐牢达三年半之久。幸亏我当时22岁到26岁，是身体最健康、精力最充沛的年龄，否则我很可能不能活着出来，可能被饿死、被同监犯人打死、得绝症病死、得精神病错乱致死、不堪苦役累死、甚至因毫无盼望而绝望致死。在这里面，我深刻地体验了何谓饥饿、何谓恐怖、何谓生死的边缘，在这里我真实地体验了中国司法制度的黑暗、残酷，也更加体验到自己作为一员的人类的败坏罪性。我是从大学校门直接进入牢门的，这是我的第一份社会经验。
我坐牢的地方是深圳市上梅林看守所，它位于深圳市闹市区的一个小山之下。这个看守所曾经关押过王炳章、薛明凯、杨匡等著名政治犯。刑满释放多年以后，我到深圳还从马路上多次遥看过它阴森的大门。甚至我成为教会传道人后，在毗邻上梅林看守所不到100米的深圳市梅林大教堂还去讲过两次道，当时数千会众中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我就是从附近的看守所释放出来的政治犯。wa
深圳市是中国最早改革开放的城市，因为它毗邻香港，所以被邓小平选中作经济特区。在1990年代，它无疑是中国最富裕最繁华的城市，这里的人均工资远远高于内地任何一个地方。这里高楼大厦林立、物质高度丰裕。然而，有哪一个善良的深圳市民会想到，在这个繁华似锦的城市中的一个角落里，一大群人竟然每天都处在饥饿恐怖绝望的边缘：他们会为一块长了毛的猪肉而回味好几天；会为一个花生粒而大打出手；他们一年当中只能喝一小杯啤酒；他们会因为得不到一片药片而重症缠身；他们会因一张面值很低的监狱流通币而出卖尊严、良知和肉体；他们会因一件监狱苦工没有作好而被打得遍体鳞伤；他们每天都听到因暴力殴打而发出的恐怖惨叫声；他们也因亲人寄来的二百元钱而狂喜流泪；他们也因被放风一次而欣喜若狂；他们也因看到久违的图书报纸而眼睛发亮；他们也因死刑犯被拖出去枪毙时的一句告别语而泪如雨下······
在这里，我经历太多太多，光是从我身边被拖出去枪毙的死刑犯就不下20人。这些死刑犯的泪水、绝望和残酷多次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多想把有关上梅林的一切全部遗忘，但是内心的呼唤迫使我要把这一切写出来——这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回忆，不如说是又一次的精神折磨。
中国的监狱以牢房为基本单位，北京叫牢房为“号子”，到深圳却叫“监仓”，每个仓由一个管教管理。10多个牢房被称为组，各牢房管教由组长管理。所有组的组长被监狱长或看守所所长直接管理。我的案子由于长期羁押，等判下刑来也就在看守所服刑了。我没有去过正式监狱、劳改农场，我的囚禁经验来自看守所，但几乎所有的犯人都承认，看守所比正式监狱、劳改农场恶劣好多倍。
上梅林看守所警察的管理是三级：所长—组长—管教；而囚犯内部的管理也是三级：牢头—打手—普通犯人。而囚犯三级管理的顶端却是由管教直接控制的，也就是说，管教通过控制牢头来控制整个监仓的囚犯；牢头威权的根本来源完全在于管教，管教是他的靠山，其是牢头无法无天、滥使暴力和淫威的后台和权力根源。
在上梅林，牢头被美其名曰“辅导员”，打手被叫做“马仔”。在监仓内，辅导员和马仔形成了一部暴力机器，他们靠殴打、苦役、虐待、辱骂等各种暴力手段维持他们的统治。辅导员是监仓的元首、皇帝、总书记、“国家主席”，他的日常权力来自于5-6名打手，他靠打手们的暴力恐怖来维持统治，当然在其背后，是一个更狰狞的暴力体系作为后台，那就是狱警管教。
二、看守所中的暴力专制
暴力专制，是监仓统治的特征。这种专制与中共的专制统治本质上是同构的，二者都相信唯有暴力才能征服人、让人听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刀把子坐天下”是他们的逻辑——即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监狱里，他们使用暴力更加肆无忌惮，其是最正常的管理方式。在他们眼里，囚犯就是罪大恶极的敌人，尤其是政治犯；所以在这里，“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怖达至巅峰状态。
首先是赤裸裸的暴力。比如在铁笼子似的监仓里，犯人一旦触犯监规，即关禁闭、施以酷刑，如坐“老虎凳”、管教或牢头狱霸对之殴打，等等。其次，武警常常闯入监仓，强行搜查，殴打犯人。在监仓中，酷刑虐待、人格侮辱、没收财物、死亡威胁等等，是家常便饭，这些构成看守所暴力的要素。
我总共被关押过4个看守所，分别在北京、岳阳、深圳还有我家乡青海省湟中县。其间，我耳闻目睹了无数被殴打和施酷刑的事例，至今哀嚎惨叫仍缠绕耳边。在深圳看守所，我被牢头和管教残酷地殴打过，尤其是在踏进监仓门的头一天；在我老家看守所，也遭过一名管教的殴打。被殴打的痛苦和耻辱至今记忆犹新，我深刻体会到了中共政权的流氓性，及人性中的阴暗险恶。自此，我对人性彻底绝望，有了“世人皆有罪”“世间没有一个义人”的体验。但是，我对自己的罪性，是很久以后才体察觉悟到的。
在中国的监狱里，人的兽性暴露无遗，监狱的管理即是野兽对野兽的管理。
三、看守所中的经济剥削和饥饿威胁
伴随着暴力对肉体和生命的威胁外，对犯人的虐待还表现在经济上的剥夺、苦役和饥饿的威胁上。《圣经》上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路加福音10:7），但中国监狱和看守所中的囚徒是这个国家最廉价的劳动力，工资几乎为零。因此，几乎每个看守所都强迫囚犯奴隶似的为警察管教们作工挣钱。在市场经济发达的深圳看守所，囚犯的苦役更加繁重，如完不成工作或出了差错，轻则被犯人殴打，重则被管教禁闭。深圳看守所的犯人制作的产品，基本上都出口，如圣诞卡、贺卡、塑胶花、小孩玩具等等。国家强制犯人无偿劳作，严重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规定和中国自己的法律。
进深圳市看守所的第一天，我在走廊、监仓里就发现到处堆积起来的美丽的塑胶花，色彩斑斓、各式各样，挺有诗意的，但是开始做苦工后，才知道这些“花”害囚徒们不浅。做塑胶花是手工活，将布块、塑胶等半成品，用手拼接、套装成有枝条、有绿叶、有各色花瓣的花朵。看起来此工作不难，但每个人的工作量巨大，一个人一天要完成80枝花，即使熟练者也需要干8个小时，而刚进来的囚犯，可能干12个小时也无法完成，完不成便遭到责骂、殴打。我进看守所时，管教野蛮地没收了我的眼镜，说是为了防止用镜片自杀，这导致我做塑胶花非常吃力，经常完不成任务，直到三更半夜还在工作。囚犯们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除了春节等假日外，都有繁重的苦役。我在深圳市看守所的三年半时间里，大部分时间囚犯们都做苦工。
除了塑胶花外，在深圳看守所做的还有各种贺卡、圣诞卡。这些产品是深圳外贸企业与看守所签的合同，囚犯们无偿加工，而看守所警察可得丰厚利润。我在深圳看守所的几年中，所做的产品基本上都是出口外国，包括欧洲、美国等，这在产品的包装上就可以看出来。
1991年10月5日，中国政府发布《国务院关于重申禁止劳改产品出口规定的批复》，其中规定：“三、参加劳动的犯人在劳动保护、医疗卫生等方面，与国营企业工人一样，享受相同的劳保福利待遇。四、重申禁止劳改产品出口。外贸公司不得收购劳改产品，也不得让其他贸易公司代为收购用于出口，监狱不得向外贸公司提供出口货源。五、监狱不得与外商建立合资或合作企业。六、如发现任何部门或企业出口劳改产品，海关有权扣留，没收其所得，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有关责任者相应的处罚。”但在实际中，这些规定都是一纸空文而已——毫不奇怪，中共政权一向对自己制定的法律不遵守。
2012年10月，美国俄勒冈州居民朱丽叶•凯斯（Julie Keith ）在万圣节装饰品当中发现一封来自中国劳教所的求救信，信中指明这个装饰品是中国沈阳马三家劳动教养院二所八大队制造。信中说：“在这里工作的人不得不一天工作15个小时，没有周六、周日休息，没有任何假期，否则他们会遭受酷刑折磨、打骂体罚虐待。几乎没有工资，一个月仅10元人民币。”这封隐藏的信，让人们看到了监狱奴工的冰山一角。我在做工时，也曾在卡上注明是监狱产品，不知哪个老外拿到了。所以，全世界人在使用圣诞卡时，要搞清楚是否是中国监狱生产的。
按国家司法部和各地财政局规定，囚犯的食物标准虽然低于社会上的正常人，但有规定配额。但是，由于狱方吞吃国家财政对囚犯伙食拨款，所以囚犯们伙食极差，饭菜不仅非常粗劣，而且数量极少。犯人们常常是处于饥饿中，如果没有家人邮寄来的钱，他们大概会被饿死。
我进去深圳看守所的头半年，每天都处在半饥饿状态。这里一天只吃两顿饭，每天上午10点和下午5点各一顿米饭和菜。饭是用塑料盒装的，糙米，上面是一丁点儿菜，有时是通心菜、有时是豆芽，特别硬，经常是坏的，而且连续几个月就一种菜，像通心菜，可以连续吃上半年。更糟糕的是，饭菜的数量都极少，根本吃不饱。每周一、三、五下午的那顿饭叫加餐，里面有些猪皮、有毛的肥猪肉，每人可以分到两三块。虽然如此，这已是看守所中最好的伙食了，所以囚犯们都在盼每周一、三、五下午这顿“盛宴”。我进看守所的头一年，每天都吃不饱，那种强烈的饥饿感，让你想吃一切眼睛能看到的东西，如塑料饭盒、衣服、纸张、木板甚至铁器。监仓里有不少囚犯骨瘦如柴，如同非洲难民，长期的饥饿把他们折磨成皮包骨的骷髅。
看守所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挨饿，因为狱方大量地卖食品，只要你有钱，你就可以买到足够你吃得好吃得饱的食物。但如何有钱呢？谁能有钱呢？
我到深圳看守所有一年多的时间，由于看守所不让我与外界通信，所以一直没有外面的人送钱进来，因此我饿了一年多。后来我父母和朋友开始送钱了，我可以买些食品；但这也是断断续续，有时一连几个月没有钱送进来，我就会继续挨饿。看守所卖的食物超贵，至少是外面价格的四五倍，一盒粉条外面可能卖3元钱，但在看守所里面卖15元钱；一箱方便面外面卖可能是几十元钱，但在里面是200元钱。看守所靠高价卖物品获得了大量利润。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54期 2015年4月3日—2015年4月16日）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