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上述这番符合国际惯例的解释，并不能彻底说明城管的合理性，尤其不能说明城管执法中出现的暴力现象。我们必须搞清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警察比例这么高？这就要说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西方社会称自己为法治社会，法治社会简单说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法律条文将人们的每一个行为都规范起来，每一个行为都有法律参照，是否越出，是否该受法律制裁，查查条文就可以遵照执行。其实，中国很早就实行了这种单一的法治社会，例如，从商鞅到秦朝建立，秦朝的法律甚至细化到每一个农民在哪一天播种。秦朝之所以短命，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种单纯法治的结果，因为，单纯的法治使得司法和执法的成本很高。西方人到今天还没有汲取秦朝的教训。
西方文化一方面鼓吹自由，竭力倡导个人至上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法无禁止即自由”之类的原则很畅行，同时还有一大群律师出于赚钱的动机，想方设法地为当事人掩盖、隐瞒或减刑，成为消耗法制成本的寄生虫。立法机构只好随时制定法律堵漏洞，执法机构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不得不加大各种各样的监督，以保证法律的兑现。从社会价值观的过度自由化到严密的法网，必然要消耗很多社会财富，包括对执法机构的监督，对监督者的监督，对监督监督者的监督等等。单纯的法治社会是昂贵的，只有西方发达社会才消费得起，才能把大量财力消耗在违法与执法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上，这也是很多穷国学习西方法治却难以成功、依旧腐败累累的原因。由于过度强调个人自由，单纯的法治不光是昂贵的，而且是像美国警察那样，武装到牙齿的。
单纯的法治就好比大禹的父亲鲧治水的时候，用法律到处堵漏洞。中国之所以后来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实际上就是针对单纯法治的不良后果。孔子曾经说，“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以政令来管理，以刑法来约束，百姓虽不敢犯罪，但不以犯罪为耻；以道德来引导，以礼法来约束，百姓不仅遵纪守法，而且引以为荣。用儒家思想作为社会的主导，目的就是让人们有合理的社会价值观，自觉地减少违反法律、侵犯他人的念头。如果用大禹治水做比喻，儒家的方式就是用道德来“疏”，而不是用法律来“堵”。当然，疏与堵是相结合的，但是，在疏导为主的方式下，堵的成本要轻得多。因此，鲧即便有永远生长而不消耗的“息壤”，也没能堵住水的泛滥。大禹没有“息壤”，以疏导为主，却成功地治理了水患。这个概念用于社会治理，道理也一样。西方文化过于强调个人自由，就好比不主张疏导，反而有为所欲为的倾向，而单纯的法治就是一旦自由越线，法律就来堵。无穷无尽的法律条文和日益庞大的执法机构，就像是“息壤”，它的结果依然是鲧治水的失败。
因此，当中国的现代化过度地以西方社会为榜样时，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因自由泛滥失控而导致的治安形势严峻，这是当今中国社会“警力不足”的根本原因。当社会还没有富裕到能够像美国一样消费法律、消耗法治成本时，便不得不采取成本相对较低的城管、保安之类，作为警察执法的辅助手段。前一段时间，网上爆出一个“城管操作实用”手册，类似城管培训用的。其中讲到了城管在执法时，如何使用暴力，引起舆论哗然。事实上，这个“手册”的编写者就是警察。由此我们就能理解，如果把城管都纳入警察队伍，补充“万人警察比”为30的国际惯例，那么，这个手册就应该叫做“警察操作手册”，而警察使用暴力是合法的。此外，编写这一“手册”的警察，有一位号称“中国首席谈判专家”。这是一个向西方学来的警察新职业，即面对绑架、劫持等危机事件时，与犯罪嫌疑人进行谈判。谈判专家与嫌疑人谈判时，一定是用表面的平静掩盖最终制服对手的目的。这对警察来说很正常，但是由这样的警察来编写城管的“手册&rdq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