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全委会美国委员会

42岁的卢翠萍（音）想要卖掉自己的一个肾来缴纳巨额罚款，给9岁的儿子小杰（音）上户口，但她被告知她太老了。

21岁的李雪（音）与母亲在他们北京的家中。因为没有官方身份，她从来就没上过学。

（博谈网记者周洁编译报道）加拿大《环球邮报》3月14日报道：中国在1980年推出了一孩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了被丢失的一代人——那些未被注册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他们不能去上学，并继续生活在阴影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社会实验之一。Nathan VanderKlippe探讨了它对人及经济带来的代价。

小杰（音）戴着黄颜色的帽子，穿着灰色的连帽衫，飞奔出学校的大门。妈妈正在马路对面等着接他回去吃午饭。他兴奋得蹦蹦跳跳。“我最喜欢吃炸薯条”，九岁的小杰说。在学校，他最喜欢的时间是下课。“因为下课后，你能到外面去玩。”

当他的母亲卢翠萍（音）在他们位于北京郊区的小公寓里煮青菜时，他拿出了一个乐高海军护卫舰，“我想成为一名军事专家”，他说，“研究海军的武器。”

“他非常爱国”，卢女士说。通常情况下，“敌人是日本......但有的时候，他会瞄准计划生育委员会。”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一个孩子把攻击这个国家作为梦想是可怕的。但小杰不是中国人——至少对于中国来说，没有他这个人。就像一个鬼。

45年前，由于担心过多的人口会带来灾难，中国开始了人口控制的时代。1980年，中国正式宣布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强行限制家庭的人口数目。但不可避免地，有的人有第二个（很罕有的，会有第三个和第四个）孩子：政府不给这些孩子登记，他们没有正式的身份。小杰就是其中之一。

自1971年以来，中国共计堕胎3.36亿例，完成了1.96亿例绝育，并放入了4.03亿个宫内节育器。

更难统计的是那些被生出来，没有正式身份的人。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估计，有1300万人没有正式的文件——相当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人口。

中国的一孩政策被称作“历史上最壮观的人口实验”及“迄今见到过的最严厉的政府社会工程之一”。根据现有的最佳证据，该政策一直是失败的。

它几乎没有改变出生率——大部分的出生率下降发生在更早，即1970年代两孩政策时期。同时，一孩政策带来的所谓最显著的经济利益——让妇女更少时间怀孕生产，能更好地投入工作行列，提升国家生产力——这正被由于放弃大量的人口，造成中国今天面对的烂摊子所抵消。

而对人口的限制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国，一孩政策本身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好处。相反，通过人为地将家庭切剩只有一个孩子，它带来了几十年的痛苦，以及它制造出上千万的“鬼孩”，他们仍然没有正式的家和喘息的机会。

活得像鬼

中国公民生活的基础是户口，一个栗色的户籍文件。共产党政权设立这种身份的形式，用来控制中国境内人民的流动。有了它，就可以获得国家发放的身份证，去上学，获得基本的医疗服务，找地方住，乘坐长途车或火车，开设银行账户，找工作，及获得护照。没有它，上述的每一样事都变得很困难，对于没钱没关系的人，则通常是不可能的。

对于那些钱包鼓鼓的人，有变通的办法。虽然政府限制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但是政府会允许他们简单地交个罚款，就可以多生孩子，未交的罚款会随着时间而增长。换句话说，富人可以为自己买到随意生孩子的机会。交罚款，你的孩子就能上户口，就与其他孩子没有区别。与此同时，那些普通薪水的人，他们要支付起来很困难，罚金高到实际上他们是无法支付的。

卢女士上一次查看她的罚款额是在2012年，已达到了333466元（约6.75万加元）。卢​​女士最近失去了工作。此前，她一个月挣2000元。该罚款相当于她166个月——近14年——的全部工资。

她失去了工作，部分原因是她拒绝了老板要求搬到一个新的地点。她知道在那个社区，她无法找到一家小学能同情小杰，让小杰上学。现在这是小杰能上学的唯一办法。即使他们留在当地，他的教育也不会长久：小杰不会被允许参加升初中的标准化考试。

42岁的卢女士越来越绝望，她觉得把孩子生出来就是自己对孩子的诅咒。她试图卖掉一个肾来筹钱缴纳政府的罚款，但她被告知她太老了。“我曾经想过抢银行”，她说。“但我没那本事。”

在大多数情况下，她向小杰隐藏她的情感，但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处境。当他发现有禽流感时，他不再吃鸡肉，担心会生病，没有适当的证件，医院不会帮他的。在他上一个生日，他央求母亲不要给他买礼物或蛋糕。在杂货店，他告诉她不要买任何东西，除非是在减价促销。他要她省下钱来，希望能缴纳那笔罚款。

他们的午餐是土豆丝拌辣椒，白菜和豆腐干。吃饭时，小杰提出了另一种解决办法。“也许你能嫁个大官，这样他就可以杀死计先生”，他的说法带着童趣。计是“计生办”的第一个字。

所有这些本不该发生。

1993年，卢女士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一个女儿。六年后，她离婚了，她丈夫获得了孩子的抚养权。后来，她再度坠入爱河。虽然他们没有结婚，但她怀孕了。她感到惊喜，一个新的孩子或许能抚慰她失去女儿的痛楚。当时她并没有担心一孩政策的限制。她是蒙古族，少数民族大多可以免受该生育政策的限制。此外，她的第一个孩子已经被（前夫）带走了。

但小杰出生后，她被要求出示结婚证。她没有。法院最终认定她与小杰的父亲是合法婚姻，而小杰的父亲在前一次婚姻中失去了对自己孩子的抚养权。“因此计生办判定小杰是我的第三个孩子”，卢女士说。

她毁了自己儿子的一生，她被这种想法压垮了。她宁愿放弃儿子，只要能给他一个更好的生活。“帮我找个家庭收养他，这样，他就可以去上学”，她说。“否则，我将会毁了他。”

新人口论

在北京的中华世纪坛曲线型的展厅里，放有40位中华名人的青铜像。马寅初是其中之一，他生于1882年，被认为是一名经济学家、教育家和人口学家。

“马寅初提倡中国节制生育”，牌匾上这么写着。对许多人来说，他是一孩政策之父。

马先生自己的家人对这种联系感到震惊。这显然不是马寅初的理论，马寅初的孙子马思泽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出示了马寅初四合院的照片，他就是在那里长大的。“实际上，我爷爷的人口理论是呼吁家庭有两个孩子”，他说。“而且他反对堕胎。他把这视为杀生，而且不利妇女的健康。”

然而，马寅初的故事在许多方面叙述了中国试图控制人口的大背景。

1949年共产党接管时，马先生是中国最杰出的学术声音之一。他曾担任北大校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的友人。1953年，共产中国进行了第一次人口普查，录得中国有6亿人口，较1947年的4.5亿有惊人的上升。预计人口将达到10亿突然成为了可能，而且是吓人的。如果中国想要她的每个人都富裕，马先生认为，较少的人口将更容易达到这一点。此外，他补充说，中国没有土地来养活这么多人。

作为一个解决方法，他提出了“新人口论”，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励节育，奖励人口少的家庭，并呼吁官僚劝阻大家庭。

中国并非唯一的国家在斟酌这些问题。出于不同的原因，美国军方在1950年代开始给出了这些警报，担心新兴的亚洲人群将为共产主义革命提供肥沃的土壤。1960年代，全球人口突破了30亿，国际上也出现了对环境的担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都主张控制人口数量，后者推定不受控制的人口增长不利于经济增长。理查德·尼克松称这是“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的一个世界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抵制这些想法。当马寅初1957年公布他的理论时，遭到了敌意；他被称作“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马列主义”。毛泽东的名言相信生产者越多，意味着生产得越多。

但是，二十年后，当中国的人口超过8亿，北京开始对该想法升温，并采取了行动。1971年，中国明确制定了降低人口增长率的目标。在“晚、少、稀”的口号下，中国制定了晚婚的年龄规定，并要求一对夫妇在生第一个孩子之后，至少要等四年才能生第二个孩子。在城里，家庭被限制为两孩。1960年代，官员们已经开始免费提供避孕药具。

到了1970年代，中国大批的妇女不容选择，被强制使用宫内节育器。同时推出了强制堕胎和绝育的运动，虽然后来，这一运动实行的程度更甚。

宣传也在起作用。人们被告知当地社区的财务状况，作为一种制造彼此施压的方式——不要生额外的孩子给这一系统制造负担。1979年，一家国营报纸（《光明日报》）发表社论，认为这个国家因为忽略了马寅初的理论，犯下了惨重错误。其标题是“错批一人，多生三亿”。

接下来的一年，全面出台了一孩政策。当时，医疗组喊的口号是“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

随即，使用强制手段飙升。单单在1983年，就有2070万中国妇女被做了绝育，并且实行了1440万例堕胎。很多人并非出自自愿。

对这一体制失去信心

冯先生是北京一家火箭研究机构的高级工程师。这是一个令人垂涎的工作。多年来，他和妻子试图有个孩子，最终他们花了大约1万加元，诉诸体外受精。2009年，他们生了个女儿，以为不会再生了。

后来，他妻子又怀孕了，这次是自然受孕。他们的生活开始破碎了。

“我知道我肯定会失去工作。但是，后来我们就想，或许我们可以秘密地把孩子生下来”，42岁的冯先生说。他要求只使用他的姓，因为关于违反一孩政策仍是敏感话题。这一决定让他们家开始了与同事、朋友、邻居们的猫鼠游戏，也动摇了他对这个体制的忠诚，该体制曾经让他如此成功。

当他妻子的腹部开始隆起时，她就不出门了。但是有人——他仍然不知道是谁——把他们夫妇告到了他的工作单位。单位打电话问冯先生他妻子怀孕的事。他向他们否认，后来又向问他的研究所领导否认。“他们说，‘好吧，那就叫你老婆到这里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他再一次撒谎。“我老婆不在北京”，他说。“她已经回南京去了”，那是她的家乡。这个赌注很高：作为一个国营单位的员工，他每年都不得不确认他们家没有额外怀孕。如果他被发现违反了规定，他本人、他的上级和所有同事都会没有奖金，而且可能不得晋升。冯先生开始安排把他妻子送到北京城外的一个村庄，一个朋友家里。在打了第一通电话的48小时内，他就请了下午的假，准备开车把她送到那里。

在路上，他的手机响了。另一位单位领导想要见他。“快回来”，领导说。冯先生在一个小公园停了下来，他妻子可以躲在那里。之后他就开车返回单位。他被告知要写书面保证：他妻子没有怀孕，如果她怀孕了，他将承担一切后果。他签了字。

那天晚上，冯先生开车把妻子和女儿送走了。一个多星期过去了，他开始感到轻松了一些。后来，他又接到了单位领导的电话。这一次，他们需要提供他妻子没有怀孕的证明。冯先生提出会让他远在外地的妻子提供，然后他想让他的小姨子假扮他妻子去进行测试。

这个诡计没多久就不灵了。十天后，一位同事走过来，命令式地说他的妻子必须返回北京。冯先生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位同事透露，他已经订了两张到南京的票：“你和我一起去看你老婆，让她到医院进行检查。如果是阴性，就没问题。但是，如果是阳性，她必须得做人流。”

同事预订的是当晚的票。

“我再也无法隐瞒了。我说带他去南京，这是不可能的。我说，无论他们做何决定，我都接受。”

他的同事起身，打印了一封辞职信，信中称冯先生是因个人原因辞职的。冯先生签了字。他们拿走了他的安全通行证。当天下午，他就离开了。

在家里，居委会每天都上门，迫使冯太太去堕胎。当他们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儿子，终于出生后，他被告知：得交37万元（7.5万加元）才能上户口。“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他告诉他们。 “把我的房子卖了我都筹不到那个数。”

自从在大学当学生会主席以来，冯先生一直都在中国的体制内追求着成功。但生第二个孩子的经历让他深感震动。“对于人来说，生孩子不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吗”，他问，“这样做难道不是合情合理的吗？”

“我曾经是那种认为我们不应该给党找麻烦的人”，他在新公司外的一家咖啡店里接受采访时说。目前他在一家私营公司做软件工程师。无论是福利还是职称都无法与旧单位相比，但是至少他有工作。“但是，这让我不仅重新思考这个计划生育政策，而且包括更广泛的问题，例如为人的权利，以及构建我们的公民社会。我开始重新思考这整个的体制。”

就其本身而论是失败的

中国称一孩政策避免了多生4亿人口。如果没有它，计划生育官员说，中国今天的人口将要多出30%。在中国以外，环保团体称这是中国对地球的健康所做的最大的环境贡献。而经济学家称它为几十年来中国积累的巨大财富做了很大贡献。

但人口学家不这么肯定：在中国的生育率下降中，大约70％是来自推出一孩政策之前那些年的努力，通过不那么严厉的限制来遏制家庭人口，例如晚婚和延缓生第二个孩子。虽然1970年代的两孩政策，无疑导致了侵犯人权，但是接下来的一孩政策，大大加强了对生育的限制，飞快加速了强制堕胎和绝育的步伐。人口学家认为，一孩政策历时远远超过了所需的10年时间。在中国的亚洲邻国，财富的增加本身就导致了人口出生率下降。

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批评来自中国的学者，他们查看了该政策是否的确防止了4亿人出生。一些人认为，更准确的数字应该是1亿人。“大多数被避免出生的人口，如果有的话，是因为1970年代生育率快速下降，而不是一孩政策带来的”，人口学家王丰、蔡勇和顾宝昌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得出结论说，历史可能会把这个政策视作是一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他们认为该政策得以继续存在的唯一解释是官僚：为了维持一孩制度，现在雇佣了如此多的官员——有几十万，也许更多，中国一直不愿意让他们失去工作。

在中国严厉限制生育背后，起初是为了避免人口灾难性的增长。但是经过近半个世纪人为地改变出生率，中国已经造成了长期的人口问题，它正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这整个的庞大实验。尽管估计各不相同，中国的人口预计在2020年到2030年之间达到高峰，约为14.5亿人。到了2030年，中国社科院预计，中国将成为地球上最老化的社会：今天，中国几乎是5个纳税人来支付一份养老金；到了2030年，该比例将降为大约是2：1.

学者们和蓝领工人都在担心：中国人在变富之前先变老；与此同时，中国的GDP增长已放缓至二十四年来的最低水平，预计还会继续下降。中国已经达到了“后马寅初时代”，北大人口研究所的穆光宗最近写道。中国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需要尽快从人口过剩和加强计划生育这些虚幻中走出来。

其结果是，中国正在重新认真考虑计划生育政策，许多人认为北京完全摒弃对生育的限制只是时间问题，在一些城市，官员们已经在讨论给宝宝奖金，以鼓励多生孩子。中国拒绝明确地为错事让步，2013年的时候只表示将会“逐步调整和完善”该政策。那时所做的放宽是允许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生两个孩子（此前是双方都必须是独生子女才可以生二胎）。

在公开讨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时，中国的精英们心照不宣地承认一孩政策已经走得太远了。他们没有做的是去做些改变，减缓该政策最严重受害者的痛苦：那些鬼孩子。

“社会抚养费”

48岁的Max Wong是一名长期的牧师，堕胎对于他来说是禁忌。因此，当他的妻子第二次、第三次意外怀孕时，毫无疑问，他们会把孩子生下来。他没想到的是这所导致的后果。

在他们第三个孩子出生后，他被解雇了。“作为一名牧师，你已经违反了中国的法律，你不是一个好的楷模”，教会其他领袖告诉他。在家里，他的第二个儿子告诉家里人，“因为我没有身份，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这种严重的抑郁使得Wong回到了老家，看看缴纳罚款的事，在老家可能会“便宜”一点。他被告知要先缴10万元（约2万加元），才能给两个孩子办户口。他被告知“你很快就能拿到。”

那是一年多前的事。他至今什么都没有收到，虽然他预计会很快。他认为，那些罚款很容易被官员用来垫自己的腰包。“那些钱成了地方政府的灰色收入”，他说。

在回应《环球邮报》的书面提问中，中国的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回复说：关于独生子女政策的罚款，地方官员必须公开自己的规则，以及他们收集了多少钱这些信息。法律要求地方官员把那些罚款——即中国所谓的“社会抚养费”——上交国库，虽然之后它们会返还给地方预算。因此，这仍会促使地方官员将第二胎（的罚款）作为一个财政来源。这不是个小数：2012年的一份报告表示，中国三分之二的省份发现，他们收取的这类罚款总计26亿加元。

尽管中国政府在转变态度，但是在给《环球邮报》的回应中，该委员会为继续限制生育辩护，该委员会写道：“中国的一些基本国情没有改变，比如国家庞大的人口及它对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的沉重压力”。该委员会还说，经评估，这些罚款额为当地一名家长年均可支出收入的“三倍以下”。

《环球邮报》采访了六名家长，他们总共有八个“鬼”孩子。这些家长告诉我们，该罚款是当地平均年薪的14倍，而且每年都在涨。

34岁的会计师Raine Ma的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儿，现在已经6岁了。Ma见到对她的罚款从2012年的30万元人民币（6.1万加元）升到了2014年的43万元（8.7万加元）。那将近是她所在的北京当地平均年收入45052元的10倍。

支付这笔罚款将令她的家庭很多年一贫如洗。“这个政策不公平”，她说。“生育不是人的一个基本权利吗？”此外，她指出，无论是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甚至毛泽东和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都不是他们家的第一个孩子。 “有多少优秀的人被计划到别存在了？”她问。 “我认为目前这个政策只能控制像我们这样诚实、正派的人。”

《环球邮报》还向中国的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询问了是否会进一步放宽限制。得到的回复是：对于允许每个家庭生第二胎，“还没有时间表”，以及“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对于那些已经严格遵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人是不公平的”。

世界与她擦身而过

在北京市中心框住李雪（音）的那间寒冷的小屋里，谈改革似乎非常遥远。在她的一生中，一个新的中国与她擦身而过。自从作为家中的第二个孩子被生下来以后，21年里，对于李雪来说，几乎没有变化。一孩政策的放宽没有对这些“鬼孩子”获得合法身份有任何帮助。据官方统计，她依然不存在。

李雪不是来自富裕家庭。她的父亲在国有企业里切皮革，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100元左右。当她母亲第二次怀孕时，一次煮东西时受伤，令她受到感染，医生说，该感染令她不能做人工流产。李雪出生时，她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的母亲失去了在附近一家集资公司的工作。她父亲被告知要为李雪缴纳5000元的罚款。他告诉他们，“如果我们缴了罚款，我们家还哪有钱活下去？”

李雪从来就没有接种过疫苗，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作孩子的时候，她拿来邻居的旧书，她教自己数学、阅读和写作。一捆文档一丝不苟地记录下了接下来的几年，她和她父母为了扭转她的情况所做的努力：官方通知、信函、上访，归纳了她一生的懊恼。无数次跑公安局、计生办和法院，就象一场关于法权盛大的兵乓游戏。

她买不到基本的药物，因为要求有身份证。没有适当的证件，她不能乘坐火车或长途客车。她的一生仅限于围绕她家方圆几公里内。

她的地位，或着说缺乏地位，也意味着遭受社会排斥。“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与受过良好教育或成绩好的人来往，而不像我，根本都没有上过学”，她说。其他人与她在一起也觉得紧张，因为多年来当地居委会把她视为一个麻烦制造者，一直在盯着她，令她看上去是个可疑的人。她知道这个，是因为2009年的时候，她父亲在垃圾里发现了一张纸，上面显示有10个人，包括警察和邻居，被分班，24小时监视进出他们家的人。“基本上，我没有朋友”，她说。

她不曾约会，因为她知道，没有人会愿意娶一个“黑孩子”，这是中国对“鬼孩子”的叫法。约会属于要去谈论未来，她尽量不考虑。“关于梦想，我不会去想太多”，她说。

最近，她花了很多时间照顾她生病的父母——给他们做饭，陪他们上医院。为女儿的户口上访，她父亲虚弱的身体被几次粗暴对待后变得更加糟糕了。去年他住进了医院。秋天，当李雪接受《环球邮报》采访时，医院打来电话说，其他人更需要使用一直在支撑她父亲的呼吸机，她父亲的呼吸机被拔掉了。这让李雪担心“没有呼吸机，我爸爸会死的”。

几天后，他离开了人世。随他而“逝”的是每个月1260元（255加元）的国家补助。留下来的是大约1.5万元（3000加元）的医疗债务。

原文链接：The ghost children: In the wake of China’s one-child policy, a generation is lost

（译文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