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69年，我32岁，和丈夫生有两个男孩儿。丈夫是一个高中历史老师，文质彬彬，很儒雅，在课堂上很风趣，各种鲜活的历史故事加上他自己的独特见解，颇受学生们追捧。也正因如此，丈夫不可避免被扣上了臭老九的帽子，全家下放到天津南郊一个小村子进行劳动改造。
从市区到农村，无论生活上还是精神上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那时我任纺织厂的车间副工长，虽不像丈夫博学，但我历经各种生活磨难，谙熟各种为人处事之道，并练就一张利嘴，用丈夫的话说：“你做事的胆量和智谋，一般老爷们都比不了。”
到南郊农村之后，丈夫变得沉默孤僻，每天按时参加生产队劳动，回家就闷声看书练字写文章，随身带来的那几本书早已翻得起了毛边儿。我以极强的适应能力，在短时间内丢掉思想包袱，成天乐呵呵面对改造。我本以为乐观的态度可以使我们一家迅速融入这个村子，谁知并非如我所愿，在村民眼里，我们永远都是外来的可顺便欺负一把的贱民。
当时流行一句话：“工分儿工分儿，社员的命根儿。”有一次，丈夫去生产队结算工分并领钱，会计竟少算我家25分，说是有些工作没有做到位，扣去了。沉闷的丈夫没有过多询问，回家告诉我，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把我气得够呛，要找会计理论。丈夫一再阻拦，我暂且认了这个哑巴亏。
事隔两个月，又到结算工分领钱的日子，我特意再次让丈夫前往，目的就是看看这会计是不是真的存心欺负我们一家。丈夫回来后，说这次又扣了35分，他生气了，钱也没领，直接回来了。
我顿时气得火冒三丈，一人直接奔向生产队的会计室。那会计正坐在那张简陋的办公桌前喝茶看报纸，我一把夺过他手里的报纸，指着他问道：“为什么要扣我们家35分？我们是缺了勤了还是短了工了？”他着实被我这话吓了一跳，操着一口略带河北口音的天津话说道：“你要干嘛？”“还问我要干嘛？上次扣了我家25分，就没找你理论，你还扣上瘾了怎么着？”
只见这时这会计板起脸，严肃地对我说：“有什么问题叫你男人来跟我谈，我不跟老娘儿们共事儿！”听到他说我“老娘儿们”，我变得不慌不忙，一把揪住他的衬衣领子就往外拽，并故意大声反问他：“你叫我什么？老娘儿们？毛主席的话忘了吗？毛主席说过‘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你敢说不跟老娘儿们共事儿？我今天就替红卫兵抓你个现行反革命！”
由于我的大嗓门，话还没说一半儿，生产队大院里就已经聚集了很多围观看热闹的村民，其中当然也有村干部。我故意重复“老娘儿们”、“现行反革命”等突出字眼，会计此时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在旁边一直低声央求我。他怕事情闹大，我可不怕，越大越好。过了一会儿，围观的人群中挤进一个中年男人，告诉我先把会计放开，他立马给我解决问题。“玩儿”得正起劲儿的我反问他：“你谁啊？你做得了主吗？你能解决吗？”那男人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说道：“放心，保证让你满意！”
原来这人是村长。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给我补回了两次扣掉的工分，并主动提出以劳动积极为由每天给我家多加1个工分。后来从村民口中得知，会计是村长的小舅子。这每天多加的1个工分，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我家调回市区。
时光荏苒，40年过去了，每当我给身边人讲起这段儿“智斗现行反革命”的故事，总引得他们开怀大笑，并赞许我当时的智谋和胆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