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 玉成 转自 真相网
目录
前言
一、苏家屯秘密集中营事件回放
苏家屯集中营被曝光
苏家屯暴行被曝光后的连锁反应
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
二、中共器官移植的历史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准备期：1984-1999
三、中共通过活摘器官迫害法轮功
活摘器官从零星个案开始
自焚谎言为活摘器官铺平道路
军队系统集中营为大规模活摘准备条件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造成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疯狂攀升
大量的移植手术是无法掩盖的罪证
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为移植产业带来暴利
四、全世界为曝光和制止活摘器官的努力
五、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没有停止
罪恶的交易——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图文传单：罪恶的交易——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前言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利是江泽民和中共系统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手段之一。1999年，江泽民与中共相互利用，挑起了针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运动，导致十年来众多法轮功学员广泛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1999年6月10日，在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国大陆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人称纳粹盖世太保似的“六一零办公室”，是一个全国范围的执行秘密任务、推行和实施这场血腥迫害的机构。中共发动的大规模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通过“610”系统，开动各级政治和国家机器，层层遍及全国。
1999年7月20日迫害法轮功开始时，为配合江泽民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法轮功被中共媒体铺天盖地的谎言抹黑、妖魔化，法轮功学员遭到肆意绑架、关押等迫害。江泽民又命令“六一零办公室”系统性地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打死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
从1999年到2006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开过六次“处理涉外宗教问题”专门性会议，主要针对法轮功。此后，以中共军队后勤部为首的军队系统层层开动，开动中共建政以来形成的活摘器官系统，开始按照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意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达到其“肉体上消灭”的迫害目的，而贩卖器官成了一条被江泽民默许而鼓励的军队生财之路。
总后勤部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资源，将到北京上访而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和各地被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验血编号，输入电脑系统，利用军车、军航、专用警备部队和各地军事设施和战备工程作为集中营，统一关押，统一管理，成为国家级的活体器官库。总后勤部统一分配集中营，分管调度、运输、交接、警卫和核算，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强制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军事监管人员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执行。中共总参谋部则利用其情报系统，全力阻挡真相向世界传递。
现任总后勤部政委孙大发，1999年1月后任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2001年被江泽民提升为中将，2005年7月任总后勤部政委。孙大发刚上任，便面对苏家屯集中营曝光事件，他向全国各地方相关军事机构转发了在北京秘密结束的一个会议精神，要求“针对特别军事监管管理区（即集中营）问题的资讯大量外泄”问题，“进一步封闭法轮功的资讯管道，强化保密体系，并重申对泄密行为的严厉处罚。”
各级地方医院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加入活摘器官行列，形成了以中共中央六一零和军队医院为主，地方公、检、法和医院为辅，利用集中营、监狱、劳教所大量关押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谋利的流程。中国与世界上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成为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份，几个人因此升为将军，原因就是该领域的所谓「成绩」。
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完备法律，中国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在2007年5月才开始实施。该条例遵循八大原则，包括自愿、知情同意、公平公正、技术准入、非商业化、自主决定等，并对移植机构实行准入制。但对于人体器官的买卖行为，该条例虽然明确禁止，刑法中却并没有直接针对此一行为的罪名。因此，中共没有任何法律把在中国大陆活体摘除人体器官认定为犯罪，更没有任何具体的处罚办法。
2006年3月以来，多位证人指证中共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设立秘密集中营，关押数千法轮功学员，大量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肾脏、肝脏和眼角膜等器官牟利并私设焚尸炉焚尸灭迹的骇人罪恶。知情人披露，在中国有36个类似的集中营。
2009年，追查国际一名特别调查员与一位曾在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的证人进行了一段持续近三十分钟的对话；该证人披露了2002年自己目击的一起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事件的经过。证人为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其中一位三十多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被经过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被强迫灌食，已经是伤痕累累。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将该名学员转移到沈阳军区总医院十五楼的一间手术室，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任何麻药，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目击了活体摘取这名女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
中共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从1999年开始的零星个案发展到2001年底的系统性大规模活摘器官，其中大规模活摘从2003-2006年进入高峰期。中共军队通过独立的后勤系统、武装保卫、交通运输、情报保密、医疗设施主导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移植产业，控制了中国98%的器官移植源；面对移植器官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到目前为止，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全国600多家医院、1700名医生。
随着证人指证和更多的证据浮出水面，全球正义人士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查和指证。全球各大州纷纷成立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由国家（联邦）级政治家，省市级政府官员，宗教和社区领袖，器官移植专家和医生，执业的国际人权和刑事律师，非政府组织和团体，国际媒体和人权活动家组成，通过对中共谋杀法轮功学员盗取器官牟利指控的调查，揭示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受迫害的真相，制止迫害，并对策划和执行此种灭绝人性杀戮的参与者追究其国际刑事法上的“反人类罪”责任。
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United Nations Committee Against Torture）的专家命令中共对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的指控和对这场对法轮功迫害的责任人进行调查。反酷刑委员会的建议包括：中共需要立刻进行或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法轮功修炼者受到迫害和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以确保行恶者被绳之以法并受到惩罚。
2006年7月6日，在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之后，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渥太华，向媒体公布了长达六十八页的《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报告中指控的中共活摘器官是“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报告的出台引起世界范围西方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包括路透社、法新社、加通社、加拿大广播公司、澳大利亚人报等主流媒体都在当天做了重要报道。
该报告经过第三版修订，于2009年10月出版成书，名为《血腥的器官摘取（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两名作者因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并在全世界范围揭发和制止中共毫无人性的血腥器官摘取所做出的不懈努力，而被提名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大卫•乔高在介绍《血腥的器官摘取》一书时说：“我们通过调查，在这本书里得出的结论，至今还在发生着。那就是中共利用政府、军队、医院的体制，大面积的、而不是个别的，从被监禁的、活着的中国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其血腥程度令人发指。”
2007年，移植学会医疗事务主管和世界卫生组织顾问Francis L. Delmonico医生访华时，负责接待的不止有卫生部长陈竺和副部长黄洁夫，军方人物就占了一半（包括军队301医院的政委文德功。一直到今天，中国移植界一直不被国际移植界接纳，是因为器官来源不透明。据Delmonico医生的说法，中方官员有“非常强烈的愿望”让他们的移植人员被国际移植界所接纳。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北京三零一医院）是全军最大的综合性医院承担全军各大军区、军兵种疑难病的诊治，为国家及军委领导人提供医疗、保健服务。该院规定，器官移植供体来源、移植数量要保密，如果谁泄露出去，就取消做手术资格。该院医生向患者保证换肝的等待时间在一周以内。
2009年8月底，中共通过英文版《中国日报》向全世界用英文发布消息，承认摘取死刑犯器官，并承认中国大陆所有器官移植中，超过65%的器官来自死刑犯。而中共官员历来的公开讲话中，一贯否认摘取死刑犯器官。如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声称，“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蓄意捏造，欺骗舆论。”2006年4月10日，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海外传媒报导大陆随意摘取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说法。他称，大陆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来源于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10月10日，秦刚回应BBC记者傅东飞的报导（报导中提及探访的医院医生说“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时称，“境外一些媒体报导中国的器官移植时编造‘假新闻’，‘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
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一直呈上升状态，但在2003年至2006年间，器官移植突然成倍增加，使移植数量呈现蘑菇云一样的爆炸式膨胀。中国大陆在2003-2006年的疯狂增长之后，随着2006年3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在国际上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大陆2007年的器官移植大幅跌落，从2003-2006年的每年一万两千例到两万例，下跌到不足一万例。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文章提供的官方数字显示，迫害法轮功开始前的97、98年，中国没有成功的肝移植案例，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中国肝移植例数逐年增加，到2005年达到高潮，2006年活摘器官案曝光后，肝移植数量急剧下降，2007年的数量只是2005年的一半。到了2009年，肝移植数量回落到迫害法轮功初期2001-2002年的水平。
2010年3月16日下午5点30分，美国国会众议员在国会大厦以412票赞成，1票反对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605号决议案中，将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在2008年12月12日发行的有关中国的第四期报告中的内容：“中共应立即对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和摘取器官的报导进行调查，并采取适当措施确保那些犯罪者被绳之以法”的部份列入第605号决议案。国会众议员在议案中对过去十年来仅仅因为个人信仰而遭受中共持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及其家人表示同情，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胁迫、监禁及酷刑折磨，释放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605号决议案获得通过当天，议案起草人罗斯雷婷恩议员在投票前陈述说：“中共系统杀戮法轮功学员，以获取他们的器官，这残忍得令人无法想象。法轮功基于真、善、忍法理，然而这些无辜的人们却遭到中共政权的残酷迫害，中共采用邪恶至极的手段，这些手段包括：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甚至暴力恐吓那些居住在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作为这项决议案的起草人，我感到自豪。这项决议集中针对发生在当今世界上对一个特定团体进行系统迫害的最邪恶的案例。”
自2006年3月初，中共在苏家屯秘密集中营关押迫害6000法轮功学员并摘取活体器官的黑幕被海外媒体曝光后至今，在这4年零4个月间，中共官方和各级党、政、军机构没有任何官员或发言人公开否认过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而1999年迫害法轮功时，由中共各级宣传机器和各级党政机关发布的对法轮功的诽谤式宣传在一个月间就遍布了整个世界。2010年1月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以顾问的身份，参与台湾举办的防疫卫生研讨会，黄洁夫近期频繁的在海外就大陆器官移植状况、新条例、新法律不断发表言论，但面对现场媒体问及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相关问题时，黄洁夫则是规避不答。
一、苏家屯秘密集中营事件回放
苏家屯集中营被曝光
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有43万人口，驻军多达16个单位，号称“全国第一屯”。驻苏家屯的军警单位包括：中国人民武警警察部队沈阳指挥学院（简称武警沈阳指挥学院）；沈阳军区机要技术大队；防化技术大队；电子对抗团；沈阳军区汽车技工训练大队；区武警中队；598仓库；598部队；武警辽宁省总队仓库；武警汽训队；65149部队。
现称沈阳南站的苏家屯火车站有近百年历史，是东北最大的路网性编组站，也曾是日本南满铁路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站点。日本关东军最大的武器仓库就设在苏家屯，这个工事群和关东军武器仓库是一体的，武器库紧邻铁路从而方便运输，工事群是保护武器库的要塞。整个工事群分为地上和地下两部份。地上分主要是炮楼和地堡，一共有5个。地下部份主要是位于地表下近8米的钢筋水泥通道。这个工事从地面上测量，有近2000米长，现在只能进入一半。朝鲜战争期间，苏家屯被选中作为近一百三十万入朝部队的军供站，当时一昼夜可以不间断地供应1200人用餐，2000人饮用开水。1951年共接待129.64万人。
2006年3月以来，多位证人指证中共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设立秘密集中营，关押数千名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器官牟利并私设焚尸炉焚尸灭迹。2006年3月8日，大纪元时报报道证人之一的采访，指称苏家屯有一秘密集中营，关押有6000多名法轮功成员，他们遭到杀害，器官被摘取出售，尸体在医院焚尸炉当场火化。
证人之一曾在媒体工作，他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富，最后终于调查到隐藏在苏家屯的一个设施，里面关押着大量的法轮功学员，在这其间他们的眼角膜、内脏器官包括骨髓都被活体摘取以后，然后被焚烧。甚至于他们的头发做成假头套，还有皮肤、脂肪被买卖，然后将残骸扔到焚尸炉火化焚尸灭迹。
证人之一说，“在美国肾脏移植手术，一个适合的肾脏移植的器官需要等待两年或更长的时间，而一般切割后的肾脏或其它器官，把它储藏很困难的，它的鲜活期是24小时到48小时之间。而心脏就更短，而在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网页上显示案例，从2001年起做这样的手术大幅度的增加。在沈阳中国国际器官移植网络中心，在他的这个英文网页上公布：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需要一个星期到一个月的时间。这是一个庞大的多集团、多单位的共同参与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它这里面有劳教所的管教，有做手术的主刀医生，有护士、政府卫生系统，有公安部系统的官员，甚至有北京中央一级的官员、贩卖黑市器官的中间商、海外帮助招揽病人的中间商，完全是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超级犯罪。”
2006年3月17日，大纪元时报报道证人之二出面指证，此秘密集中营就设在辽宁省血栓中西结合医院的“地下医疗设施”里。她的前夫就是“苏家屯集中营”活体器官摘除主刀医生之一。他是脑外科医生，主要从事眼角膜摘除。活体器官摘除和焚尸的惨烈，给证人和她的家庭带来摧毁性的阴暗后果。在她从丈夫的口中得知此讯息后，给她的家庭带来摧毁性的打击，她们后来因此离婚。她希望借由出面指证，能让此惨无人道的事情受到关注并得以停止。由于没有人能够存活出来，约六千法轮功学员当中的四分之三的人已经被挖空心脏、肾脏、眼角膜、皮肤后死去，并被毁灭尸体。目前没有人能够存活出来，约六千法轮功学员当中相当部份的人被摘除肾脏、眼角膜、皮肤后死去，并被毁灭尸体。
证人之二说：“被关押到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大多都是从沈阳大北监狱、马三家劳教所和其他监狱转过来，或者是从公园、民宅等地抓捕过来的法轮功学员。这些法轮功学员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被抓时没有正式的逮捕证书，家属也不知情，有的根本没有名字等。另外，由于中共当局对法轮功学员实行“打死算白死”的政策，法轮功学员的死亡对中共监狱来说不是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这些医务人员被告知这些法轮功学员是因为杀人或其他犯罪被判死刑或者因为炼功入魔而导致濒临死亡等。”
苏家屯暴行被曝光后的连锁反应
苏家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被曝光之后，一系列围绕着揭示和隐瞒事实真相的事件接连发生。
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活摘器官暴行被曝光第二天
3月10日，法轮大法学会和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通告，呼吁知情者提供苏家屯集中营犯罪人员名单，并表示定将行恶者绳之以法。
第十六天
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3月24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表示，如果苏家屯事件属实，参与者应被立即法办。当一位听众提出，国际媒体披露沈阳苏家屯集中营活体割取法轮功学员内脏器官，希望韩主任调查时，韩启德对此表示震惊，他说“此事如果属实，（参与人员）应立即进监狱。”演讲结束，几位“保镖”立即上来“簇拥”着韩启德离开大厅。韩启德未能参加在讲演厅外已摆好的接待宴，协调演讲的耶鲁医学院院长奥波恩（Robert Alpern）对此举表示不解。
第十七天
2006年3月25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办公厅发出通知（厅字 [2006]12号）部署清退、销毁所有标有密级的中央发至省军级、市地级、县团级的文件以及标有密级的省委办公厅制发的文件。
《通知》要求：“绝密级中央、省委文件和发至省军级中央文件各单位不得留存。中央绝密文件由省委办公厅收回上缴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销毁；省委绝密文件由省委办公厅秘书处负责清理和销毁。省委办公厅秘书处、市（地）委和县（市）委办公室负责销毁有密级的中央、省委文件。”“销毁纸介质涉密公文，应当确保秘密信息无法还原。采用焚烧、化浆等方法处理，粉碎销毁须使用符合保密要求的碎纸机；化浆销毁送保密部门指定的单位销毁，并由送件单位2人以上押运和监销，监销人员在文件销毁之前不得离开销毁现场。”
3月25日，四千多名各国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中城举行盛大游行，揭露中共6年多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虐杀，特别是苏家屯集中营活体取器官灭绝人性的特大罪恶。
第十九天
中国大陆把「苏家屯」三个字列入网路禁词。3月27日，中共当局匆匆推出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禁止人体器官买卖，但施行时间却定在七月一日。外界质疑，既然人体器官买卖是非法的，应该立即执行，为什么还要等上三个月？莫非有人需要时间来处理现有器官库？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东东就此规定向媒体表示：“我参加卫生部器官移植立法工作小组有三五年时间，以前想做成《器官移植法》，后来降到《器官移植条例》，目前出台的只是部门规章、行政管理条例。原因是器官移植问题涉及器官供体、受体、医生行为、器官来源、储运、调配，是医学、法律、伦理、经济和政治的交叉体，牵涉复杂，立法难度大。卫生部黄部长问我的看法，我说，几十年做器官移植，终于有了一个立法，有总比没有好”。同济医学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教授一直参加规定的讨论，他对媒体解释：“目前我国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太大了，出台管理办法的国内外压力比较大。”
第二十天
美联社北京3月28日报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3月28日当天下午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被记者问到苏家屯集中营是否存在时，发言人以“太荒唐”、“太离奇”做出回应。外交部发言人还以医院太小，不能容纳下六千人，避而不谈医院附设的地下室和集中营。
在中国大陆民众可以登陆的中共外交部网站“新闻服务”栏目中的“例行记者会实录”2006年3月28日“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答记者问”全文中，关于苏家屯集中营的提问和回答部份只字不提。
高智晟律师对中共外交部否定苏家屯事件分析说：“最关键的，也是最耐人寻味的是：外部世界需要去问清楚一个问题，为什么一句话要准备三个星期，有还是没有？为什么要准备了三个星期后，才去说这句话？”
第二十二天
2006年03月30日，来自军医系统的证人之三指证：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目前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1.4万人被集中关押；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代号672-S,关押人数超过12万；苏家屯地区医院地下集中营在2005年初2005年之前的确曾关押超过1万多人；转移5000人只需一天即可专车专列用封闭的铁路货车；目前即使进入苏家屯地区调查也是查无证据，因为转移几千人太容易了；中央同意将法轮功作为阶级敌人进行任何符合经济发展需要的处理手段。中共中央军委在1962年就行文，省级政府有权在所辖军区的监管下，设立重刑犯的资源再回收机构，这政策一直沿袭至今。据1984年补充规定，重刑犯的器官移植被合法化。1992年后，活人甚至死人尸体都成为了生产原料。并且现在“中共中央已同意将法轮功学员作为‘阶级敌人’，法轮功学员不再被当作人类而是被当作生产原料，成为商品。”
第二十四天
2006年4月1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表报告，声称确认这些指控属实，在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区，确实存在一个庞大的人体器官“市场”。从关押“器官供体”的死亡集中营、组织配型、手术摘取、尸体处理，到使用器官的医院（不一定在苏家屯），形成了程序化操作。这是在国际人权组织已经报道的摘取死刑犯器官，甚至为摘取器官来决定死刑的操作之外的另一个独立的系统。被摘取器官的法轮功学员没有经过任何法律程序，没有人知道他们的下落，处于完全封闭的被绑架状态，摘取器官后被焚尸灭迹。
苏家屯集中营的操作从2001年就开始了，2002年达到高峰。集中营位于苏家屯某医院附近，整个设施设在地下，是在原有“人防工事”（地下防空工事）和其它地下建筑的基础上改建利用的，至少有一个出口设置在该医院的后门。地面上看不出任何不平常。该设施处于高度警卫的封闭状态，有自己的供应系统，包括地下商店。
大批法轮功学员被秘密绑架和关押在此，目击者形容状况“惨不忍睹”。由于不存在死刑执行时间的问题，摘取器官取决于医院移植手术的时间。摘取器官是在活人身上进行。由于过程极其残忍，参与的医务人员大多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存在普遍的失眠、做恶梦，部份人通过嫖娼缓解心理压力，还出现过因精神压力过大而自杀的事件。
第二十七天
2006 年4月4日，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于发起成立了“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汇集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组建了联合调查团（CIPFG），以赴大陆进行全面、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彻底调查中共劳教所、秘密集中营、医院及相关设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以终结迫害。根据积累的大量第一手资料，
第二十八天
2006年4月5日，赴中国大陆调查苏家屯集中营及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委员会发出紧急通告“苏家屯等地下集中营人证已被秘密转移并随时遭到屠杀，一些大陆医院突然开始大批赶做器官移植手术。2006年3月初在国际社会曝光后的三周之内，位于沈阳的苏家屯地下集中营已被匆匆转移。与此同时，中国大陆的一些医院和移植中心，正赶时间大批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以销毁集中营受害者/人证为目地的屠杀正在发生。
第三十天
4月7日，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调查真相委员会”调查取证范围的通知》和《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关于第一批追查取证对象名单》，誓言将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罗干以及竭力追随江罗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各类凶犯绳之以法，
第三十三天
欧洲委员会2006年度第二次决策会议于4月10日至13日在斯特拉斯堡举行。欧洲委员会十一名代表向大会提交动议提案，要求对近期曝光的中共集中营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的罪行举行听证会，并要求中国政府向国际调查团开放所有的劳教所。
该动议提案被列为欧洲委员会第10904号工作文件，标题为“召开有关中国人体器官摘除的公开听证会之必要性”。
4月10日讯 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境外媒体蓄意编造中国从执行死刑的犯人身上随意取出器官进行移植，这是恶意诋毁中国的司法制度，欺骗群众，是别有用心的。
第三十七天：
2006年04月14日，一位在济南医疗系统工作长达20多年，因对罪恶保持沉默而良心备受煎熬的知情人投书海外媒体，披露了其所知道的事实：位于济南市的山东省千佛山医院、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山东省监狱、山东省女子监狱（位于工业南路上，对外挂的牌子是“山东省兴业发展有限公司“）及更多的监狱、劳教所共同勾结，形成了从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活体器官库的建立维持、器官移植市场及中介，到活体器官摘除、移植、实验及利益分赃等环节的完整的“一条龙杀人产业”。这两家医院都直接得到中央一级的明确指示，由院方全力组织直接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活体器官移植采用了“流水”作业。
山东省警官总医院分为内外两个院，外院向社会开放，一般人和警察可以看病。内院设在两道铁门之后，实质上是一所监狱，内院的规章制度按照监狱执行，只是多了大量的医生和医疗设备，器官摘取多在这里进行，这里是残害法轮功群众的人间炼狱。
第三十九天
2006年4月16日，追查国际发出关于中国大陆各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追查国际经调查确认，中国大陆多个省市以及大部份的军队/武警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供移植。在苏家屯集中营事件于3月9日被曝光后，东北至少有部份接受调查的医院表示接到通知暂时停止器官移植手术。然而，在卫生部于3月27日发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并确定为7月1日实施后，全国各地的医院和各大移植中心不仅恢复了器官移植手术，而且数量大量增加。全国各地很多医院都表示四、五月份有充足的器官供体，此后供体将会很困难。由于案例涉及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提示中共当局正在大批消灭作为器官供体的法轮功学员，且这一群体灭绝行动的命令来自中央。
中共在转移苏家屯集中营后，主动邀请美国国务院官员参观苏家屯血栓医院，美国官员在现场没有找到支持活摘器官的证据，但官方发言人Sean McCormack表示华盛顿重视法轮功的指控，并督促中国政府调查。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山东千佛山肝脏移植中心、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武汉同济医院在直接对话中均表示能提供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供移植。
第四十七天
2006年4月24日，81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总统布什，表示对最近曝光的中共未经本人同意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严正关注。这81名国会议员呼吁布什，“我们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表明立场并调查这些指控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应该查明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揭开这一事件的真相可能会帮助挽救数百万无辜的生灵，这将作为你的一部份功勋而被铭记。”
4月30日，沈阳老军医再度披露中共盗卖法轮功学员器官官方流程，指出中共军方直接参与了器官盗卖勾当，仅他本人经手的伪造自愿捐献器官资料就有六万多份。另外，中共严重隐瞒了盗取器官规模，将十一万说成三万。二零零零年以后中国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资料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份，有几个人还因此升为将军。
5月7日，老军医揭露了在北京秘密召开的“中央军委处理涉外宗教问题会议”中的一些内容，针对集中营绝密信息大量外泄，“中央军委”要求进一步强化保密体系，封闭法轮功的信息渠道；要求对声援法轮功的非法轮功人员按法轮功人员处理；将顽固不化的不受控的基督教、天主教等教徒与法轮功学员同等对待，将迫害法轮功扩大化。同时，对军队、武警及医疗系统进行内部清洗，以稳定军心。
2006年5月8日，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前主席、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大卫•乔高与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接受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的邀请，在加拿大联合领导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工作。7位来自执政党、自由党和新民主党的议员到场支援。执政党联席会议主席雷翰•杰佛（Rahim Jaffer）代表加拿大政府到场支援，并表示，加拿大政府鼓励就法轮功学员被中共活体摘取器官指控的证据核实的努力。
6月2日，两位调查员向中国大使馆发信，要求赴中国大陆进行独立调查取证。
6月23日，中国大使馆官员拒绝了调查员的签证申请。
2006年7月7日，由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资深国会议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组成的独立调查组向加拿大媒体公开了“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在当天的新闻发布会上，麦塔斯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称为“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
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独立调查组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取证，通过对18类证据的证明和反证（Proof and disproof），调查组报告说：“根据我们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我们得出了非常令人遗憾的结论，即指控是真实的。我们相信，大规模的、违背意愿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掠取一直存在，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着。”
报告中的数据分析，根据公开报导，在2000至2005年六年间，中国大陆境内大约进行过6万次器官移植手术，而迫害前六年间的数据为18500次。这意味着，在迫害的六年中，有41500个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报告中称，活体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说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
报告结论部份称，“中国政府及其分布在全国许多地区的执行机构，尤其是医院还有拘留所和‘人民’法院，自从1999年以来，已把大量、但具体数字不详的法轮功良心犯处死。他们的身体器官，包括心脏、肾脏、肝脏和眼角膜，几乎同时都被掠摘，非自愿的被摘取，然后被高价出售，有时被卖给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通常需要等候很久才能得到自愿的器官捐赠。”
随后，乔高和麦塔斯单独或共同出访了全球多个国家或地区，向各国议会、政府、非政府组织、外交官、医学教授、宗教团体、媒体和公众等介绍他们的调查报告。到目前为止，关于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调查，麦塔斯及乔高已经出版了三份报告。
二零一零年元月十六日，国际人权协会（IGFM）瑞士分部将二零零九年度的人权奖颁给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奖励他们为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付出了的努力。在参与调查的四年中，两名作者收集了52种不同的证据，证实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实实在在发生着。这两位加拿大调查员被两名加拿大国会议员提名为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麦塔斯表示，目前中国的政策已经将器官移植市场转向主要面对国内客户，基本没有外国游客到中国做器官移植。不过，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没有变，器官来源没有变化，反而被判死刑的人数减少了。死刑犯的减少意味着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乔高谈到，通过调查，他们得出结论，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起至二零零五年，有四万一千五百例被移植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中共在他们展开调查后，推出了一些关于器官移植的规定，但是仅仅让大部份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从外国人变成了中国人，而在器官的供体这方面却没有什么改变。
他们表示，迫害还没有结束，他们会继续和各国的政府，议员联系，揭露中共的罪行。
二、中共器官移植的历史
现代器官移植起源于前共产苏联，1936年前苏联医生沃罗诺夫将一个尸体的肾脏移植到一位因汞中毒而肾衰竭、病入膏肓、无药可救的年轻人体内，病人在48小时后死去了。
中共建政后继承了苏共体制下的这一发明，中共的器官移植业随其建政开始发展，移植医生通过为中共高层保健服务而得到特权和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机器的机会，中共则利用这些医生进行器官移植的培训和推广，形成共产党体系内特有的器官移植系统。吴阶平是泌尿外科医生，在60年代在国内率先开展了肾脏移植手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取消领导干部配保健医生的制度，成立了一个保健小组，吴阶平任组长，全面负责中共领导人的健康。
中共在2001年挑选肝移植专家黄洁夫作卫生部副部长，随后，黄洁夫2005年7月升任中央保健局局长，是负责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中央保健会诊专家的总管，负责所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的医疗保健。
老年人的保健以心血管、慢性病为主，是内科医生的专长，泌尿外科医生和肝移植外科医生成为中共高级领导的保健总管，本身就是违背医疗常识的。
利用军队系统搞器官移植，特别是使用活体器官来提高移植质量成为了中共器官移植的特色。1977年10月，301医院泌尿外科医生李炎唐进行肾移植，活体取肾，取肾车由警车开道，一路开绿灯，通过通讯兵部队架一条线，从取肾地点直接通到手术室，当肾取下可用时，立即通知手术，病人开始准备并开刀等待，两不耽误。负责通讯兵部架线的就是手握兵权的中共元帅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
2005年9月23日，以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为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去往新疆，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50周年的庆祝活动，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也是代表团成员，并于9月28日为一名46岁的肝癌患者进行手术，手术中需要备用肝脏作移植准备，24个小时内就取来了两个匹配的肝脏，在医学界上创了世界记录。
2006年4月，北京三零一医院一名外科医生在电话中证实，她自己就主刀过肝移植手术。该医生补充说，器官来源是“国家机密”，任何泄露器官来源的人“会被取消做这类手术的资格。
设在沈阳的中共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该中心2003年使用的网页以及后来2005年更新后又在苏家屯惨案被揭露后迅速删除的中文网页如此写道：目前，中国每年完成的移植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可谓世界上第二移植大国。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官立医院仅肾移植手术已经完成3万5千余例，在全国范围内，每年肾移植手术例数多达5000件以上。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政府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民政部于1984年10月9日联合颁布有关法律，确立提供脏器是一项政府支持行为。这可谓世界绝无仅有。
中共到现在仍没有一部与器官移植有关的法律，从计划的《器官移植法》，后来降到《器官移植条例》，目前出台的只是部门规章、行政管理条例。原因是器官移植问题涉及器官供体、受体、医生行为、器官来源、储运、调配，是医学、法律、伦理、经济和政治的交叉体，牵涉复杂，立法难度大。器官移植立法工作进行多年，业内人士称立法进程几起几落。有观点认为：“器官在中国是高度稀缺资源，立法涉及各方利益再分配，其中不仅是大小医院和医生的利益，也包括部委利益和地方利益。
业内人士透露，地方上不成文的规定是本地供体保证本地医院，获取跨地域供体不可避免地需要发生“公关费”。《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报导，2005年美国的 14492例器官供体中，7594例来自脑死亡尸体，6898例来自活体。而中国目前的亲属活体捐献率仅为1.1%，其余约98%的器官来源都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准备期：1984-1999
1984年10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民政部等联合颁布实施《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规定以下几种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１．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２．死刑罪犯自愿将尸体交医疗卫生单位利用的；３．经家属同意利用的。这份大陆迄今为止唯一指导死刑犯遗体处理的法规，确立了死刑犯本人和其家属处置死刑犯遗体的主导地位。
医学界资深人士介绍，1980年代，受器官移植技术和民众经济能力的制约，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有限。在对死刑犯摘取器官数量少，且主要供应医疗卫生单位科研和教学使用的历史背景下，该暂行规定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到了1990年代，大陆器官移植进入快车道。1989年以来，每年实施肾移植1000例以上，到1994年底累计完成13594例次。当技术不再是器官移植障碍，大陆一个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很快初具雏形，且呈现供不应求的饥渴状态。
《“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报告中揭露，在中国盗窃死刑犯器官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被利用的死刑犯常常还没有断气，相当于是变相活摘。在中国大陆，移植技术和免疫抑制剂在90年代末已经成熟，中国缺乏器官共享体系，一般是当地医院和当地的死刑犯进行匹配，在1999年前，来自死刑犯的器官，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也是主要的器官移植来源。每年死刑犯提供的器官大概在6000-6500例上下。但死刑犯器官受由组织配型要求、冷缺血时间限制、是“过期作废的一次性资源”、并受时空地区限制，不是能满足器官移植这个暴利行业的最好资源。
即便如此，中共利用死刑犯器官谋利的移植产业在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已经初具规模：纽约时报曾报道，愈来愈多摘自中国大陆死刑犯的肾脏、肝脏、角膜以及其他身体部位的器官，被卖给美国籍的患者，而接受移植者再回到美国，享受保险给付的护理治疗。尽管大多数摘自死刑犯的器官都移植给大陆民众，却有愈来愈多的东南亚、日本与美国的患者，也成了受惠的对象。这些外国患者如果在本国排队等候移植，可能要等上数年的时间，或者只有等死。中国医院非常欢迎外国患者，因为这些患者支付较当地患者高十倍的手术费用，而这些外国患者若是在本国接受器官移植，费用可能更高。
英国电视台报道，数以百计的马国肾病患者，为了换肾，而以7500英磅（约1万8900元）的代价，远赴中国购买被处决的死囚的肾脏。吉隆坡国家肾脏基金的迪鲁文迪兰医生在接受同样的节目采访时说，几乎每一天都有肾病患者询问关于到中国换肾的事项。医院的记录显示，大约60至70名病人在中国换肾后，回到马来西亚时，还需接受护疗。
王国齐2001年在美国国会的国际运作及人权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出庭作证，中共有组织摘取死囚器官贩卖活摘器官。王国齐参军后转入武警天津市总队医院，并考入武警卫生学校学习。自1989年11月起，武警医院院派其到解放军军医进修学院学习，也就是解放军总后勤部直属的解放军三零四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阜外大街一零六号。在解放军三零四医院，多次参与取组织器官，学成之后回武警医院继续工作。从 1988 年到 2000 年之间，他曾被医院指派，上百次在刑场和火葬场摘取死囚的皮肤和眼角膜。
一九九五年十月的一次，在河北省唐山地区滦南县的一次取肾及取皮，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终身难忘的记忆。当取完肾脏后，囚犯还有呼吸及脉搏、心跳，车下的临时指挥问县法院的人，是否需要再补一枪。那人说，两侧肾脏都取出来了，绝对活不了，不要浪费子弹了。
王国齐亲身经历了医院为了巨额的经济利益，千方百计地倒卖囚犯的人体器官，不为下属及具体工作人员着想，不给他们正当的心理保障的工作态度。其科室刘凌风主任与天津眼科医院及北京解放军304医院联合，要求每次取皮一定要取回眼角膜。然后任再将眼角膜转手给天津眼科医院或304 医院，从中牟取利润。院方做这些事情，不完全是为了病人，不是为了科学研究，而是为了巨额的经济效益，是为了他们个人的政治目的。医院有了钱，他们的成绩就大，就可以升官了。
中共否认盗用死刑犯器官的态度过去一直很明确，关于王国齐向美国国会提出的证词，2001年6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章启月说，“某些人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对中国恶意攻击，他们竟然妄为到捏造耸人听闻的谎言，中国严格禁止买卖器官，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器官来源是人们自愿捐献的。”
2006年3月，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记者会上声称，“有关中国存在从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的情况，完全是谎言”“蓄意捏造，欺骗舆论”。
2006年4月10日，中共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否认海外传媒报道大陆随意摘取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的说法。他称，大陆移植的器官来源，主要来源于公民在去世时候的自愿捐赠。他说：“一些境外媒体蓄意编造中国从执行死刑的犯人身上随意取出器官进行移植，这是恶意诋毁中国的司法制度，欺骗海内外舆论，是别有用心的。”
2006年10月10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回应BBC记者傅东飞的报导（报导中提及探访的医院医生说“器官来自于死刑犯”）时再次声称，“境外一些媒体报道中国的器官移植时编造‘假新闻’，‘攻击中国的司法制度’。”
但是，2006年8月26日的英文版《中国日报》代表中共官方首次公开披露，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大部份器官来自死刑犯，但没有在中文媒体上有任何表示。国际社会也解读为中国政府在盗用死刑犯器官上的正式表态。中共自打嘴巴承认盗用死刑犯器官，从信誓旦旦地反对走到高调地承认，是在被指控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目的是想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直到一九九九年迫害法轮功开始，经过几十年准备的器官移植系统转而把法轮功学员作为主要的器官来源，成为迫害法轮功中的一支特殊力量。
三、中共通过活摘器官迫害法轮功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使修炼者能够返本归真的高层次修炼法门。法轮大法历史极其悠久，过去都是历代单传。1992年法轮大法的师父李洪志先生第一次把大法公开传给了人类。大法传出以来，李洪志先生历尽艰辛、不辞劳苦,在亚、欧、澳、美等世界各地讲法。大法弘传一百一十多个国家，载誉无数。亿万修炼者返本归真，获益无穷。
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法轮功）按照真善忍为修炼标准，是修善的、和平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自愿的、免费的。不分男女老少，从几岁幼童到九旬老人，修炼者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对个人来说，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而且能开启智慧，逐渐达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奥秘的自在境界；对社会来说，修炼法轮功能增加社会的稳定、包容与祥和，提高人们的整体精神生活质量。因此自传出以来仅凭人传人、心传心便修者日众，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时间内法轮功传遍中国和世界50多个国家及地区，受到各国政府、团体七百多项褒奖与支持，目前全球各民族各族裔的修炼者人数超过一亿。
1999年7月20日，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权开始对修炼“真善忍”的上亿法轮功学员的镇压。江泽民由于个人的妒嫉，把法轮功视为敌人，发动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他利用中共的权力，胁迫宣传机器漫天造谣诬陷法轮功，制造恐怖、隔阂与仇恨。上亿的法轮功群众被无辜地迫害，十几万人被送进监狱与劳教所和精神病院，数以千计的人被无辜地迫害致死，而且这种迫害还在继续着。这场迫害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也针对着所有自愿信仰和追随真善忍的人们，是对人类正义、道德与良知的无情毁灭。
1999年，法轮功学员本着相信政府的善良愿望，前往北京上访，希望能用自己切身受益的经历来让政府纠正错误。全国各地有大批大批的法轮功学员去北京和各省市政府部门上访，反映法轮功的真实情况。由于上访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众多，警察已经不够用了，于是中共的军队（尤其是武警）直接参与截访和非法抓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许多城市的政府部门，在天安门广场，以及北京附近通往北京的重要路口，大批军人把守路口，截堵和非法抓捕上访的法轮功学员。
据北京公安内部消息，到二零零一年四月为止，到北京上访被抓、有登记纪录的法轮功学员就达八十三万人次。为了不让中共株连所在工作单位和地方派出所、公安局，还有大批法轮功学员没有报出姓名或未作登记。有消息说，二零零一年十月，北京公安局通过计算每天街头馒头售出量的递增，估算出当时来京上访的法轮功学员至少一百万。美国国务院2008年宗教自由报告提到中国劳教所里关押的人中法轮功学员占人数的一半以上，至少数以十万计。
中共对上访学员采取了非常恶劣的株连和连坐政策：让家人下岗，让单位领导受罚，让全单位职工都没有奖金，甚至让地方政府部门承担责任，以乌纱帽相威胁。这样一来，中共实际上就是把学员周围的一切环境都动员起来参与到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单位里本来对法轮功学员有同情心的同事，因为奖金被扣，也被煽动起对法轮功的不满。地方政府部门为了保住官职，从消极状态变为不顾一切的阻扰法轮功学员去上访。地方公安被派到北京信访办门口去截访，“驻京办”变成了各级地方政府在北京抓捕当地大法弟子的派出所。
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从当时明慧网上的学员交流文章就可以看到，“不报姓名地址”成为了法轮功学员抵制株连迫害的一种广泛流行的做法。这些学员后来怎么样了？很多人失踪了。外界只知道他们很可能被集中起来关押到一些地方。
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在世界各地调查采访了很多被中共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提到在看守所遇到了许多多不愿说出姓名和住址的法轮功学员。这些学员最后不知去了何处。同时，这些失踪学员的家属很多并不知道自己的亲人去上访，更不知道亲人被谁抓捕，被关到了哪里。严酷的现实是，想要人都不知道跟谁去要。
目前身居海外的郭国汀律师说：“他亲自办理的上海黄雄案件就是这样的。黄雄在上海交通大学的宿舍失踪，没有任何信息，我们也查过好多地方都没有。”
活摘器官从零星个案开始
对法轮功的迫害开始于1999年7月，最早的器官例子发生在劳教所被打死的法轮功学员身上。在2000年就逐渐披露出一些怀疑被摘取器官的迫害致死案例（这可解释从2000年开始大陆器官肾和肝移植数量上已经出现快速增长）。
法轮功学员王斌，44岁，黑龙江省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计算站软件室工程师，于2000年9月24日被大庆男子劳教所恶警冯喜等毒打致死。被打死后内脏被野蛮摘除，遗体被放在大庆人民医院太平间里，心脏、大脑被剖出。图为王斌伤痕累累的遗体。(王斌的遗体内脏已被野蛮摘除，心脏、大脑被剖出。)
图为王斌伤痕累累的遗体
2000年12月22号，明慧网登出一条来自于中国的消息，“一些邪恶警察正在与贪财黑医密谋出售大法弟子人体器官，据悉，仅石家庄某中医院已分得六个指标”。这大概是最早提到中共在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道了。因为这条消息没有提供更进一步的细节，而且透露出的信息残酷得令人难以相信，所以，当时并没有引起许多人的关注。
福建省宁德市法轮功学员孙瑞健，男，29岁，2000年11月进京上访时被北京公安拘留。12月1日家属被告知孙在公安押解情况下“跳车死亡”。当孙瑞健的妻子见到遗体时，遗体已被剖腹解剖，死者眼睛异常突出。
自焚谎言为活摘器官铺平道路
随着迫害的进一步升级，为了维持迫害。中共与江泽民集团在2001年1月23日一手炮制了“天安门自焚事件”，意图栽赃嫁祸于法轮功，以所谓的五人“自焚”谎言欺骗海内外人士。
从中央电视台制作的“天安门自焚事件”一系列录像进行分析，就会暴露出很多疑点：一、在“自焚”事件中被大面积烧伤的小女孩刘思影气管被切开后四天就能接受采访并能唱歌。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录影证实，刘春玲没被火烧死，却被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倒下。三、天安门巡逻的警察在汽油焚烧如此迅速的“突发”状况下，几分钟内拿出二十多个灭火器和灭火毯“应付”。四、北京积水潭医院治疗“自焚”大面积烧伤者，不作任何防护，允许记者近距离采访，完全违反医学常识。五、王进东在自焚时衣服已被“烧”焦，但是最易燃烧的头发还在头上，他腿间的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完好无损。在他喊出那句似是而非的口号之前，警察手中的灭火毯却在他头上悠闲的摇晃很久，没有丝毫灭火的急迫。六、在央视和新华社的“自焚”报导中，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王进东”。台湾大学语音识别实验室受“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委托，对王进东的声音作了语音鉴定，得出明确结论：《焦点访谈》第一集中的王进东与后来的王进东不是同一人。
《华盛顿邮报》在二零零一年二月四日头版头条发表了调查报告《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是加强对法轮功的斗争》。邮报记者菲力蒲•潘亲自到自焚身亡的刘春玲的家乡开封实地调查，邻居们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刘春玲炼过法轮功。此后，“国际教育发展组织”于二零零一年八月十四日在联合国会议上，就“天安门自焚事件”，强烈谴责中共当局的“国家恐怖主义行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是对法轮功的构陷，涉及惊人的阴谋与谋杀。声明指出：从录影分析表明，整个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共代表团面对确凿的证据，没有辩词。该声明已被联合国备案。
在中国大陆有许多人因为轻信了中共与江泽民集团炮制的所谓“天安门自焚事件”而仇恨法轮功学员。昔日的德国纳粹法西斯为了有计划地丑化犹太人，曾经故意扭曲与呈现对犹太人不利的资讯，在“谎言讲一千遍就变成真话”的助燃下，让许多原本善良却因被洗脑而产生错误认知的德国人，也加入了迫害犹太人的行列。中共为了煽动中国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使用了同样的手段和方法。
在这场迫害中，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被妖魔化了。本来，中共搞了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已经使得很多人难以接受有神的信仰，认为是封建迷信，信的都是傻子；而中共的那些铺天盖地的“自杀”、“杀人”、“自焚”和“精神病”的造谣诽谤，更是在社会上煽动起了对法轮功的巨大仇恨；加上后来把法轮功反迫害的正当权利贴上“扰乱秩序”、“反华势力”、“反动组织”等各种政治帽子，使得法轮功学员在社会上的名誉受到极大的破坏。
在遭受迫害中，法轮功学员不可以请律师；侵犯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包括打残打死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不用受到制裁；法轮功学员不能上访，他们被随意开除公职，开除学校。不但工作单位和政府机构要把法轮功批倒批臭，就连从小学到高中的教科书里，都明目张胆的有妖魔化和诽谤法轮功学员的专门章节。在劳教所和监狱里，死囚犯的地位都要比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优越，甚至让死囚犯来看管和殴打法轮功学员。
中共建政后在中国大陆的医学教育以西医为主，而5年左右的医学本科教育中，医学伦理学被列为选修课，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概论等政治课程却占据了大量的课堂时间和学分。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大部份医学院校在第五学期开设医学伦理学或在政治课中开设医德课,总课时约为30 学时,不及美国、日本等国家同类课程学时总数的1/5。在如此有限的时间内,不大可能指望医学生对医德范畴、医德规范等有较为系统的了解,更谈不上提供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机会了。中共培养出来的医生成了没有道德约束和教育的工具，治病不治人，认钱不认命成为了医疗界的一种风气。在自焚出现后，认为法轮功学员会“自杀”、“杀人”、“自焚”和“精神病”，器官摘下来能够帮助别人又可以赚钱的观点有广泛的市场，医生们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上没有任何道德良知的谴责或负罪感。
乔高和麦塔斯《关于中共活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调查报告》中提及的海外调查员与大陆医院大夫的电话录音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大夫们并不太忌讳提到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摘器官。因为他们真的觉得杀死一个法轮功学员并不是犯罪，而是从本来“一钱不值”的“阶级敌人”身上“变废为宝”。
2001年2月16日，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三火力发电厂技术员任鹏武（男，33岁）因散发关于天安门自焚的真相材料被捕，关押于呼兰县第二看守所，5天后即2月21日凌晨死亡。警察在未经家属的同意下，将任鹏武的器官摘除，然后强行火化。
为了阻止“自焚真相”的传播，中共与江泽民集团曾经下令对电视插播“天安门自焚真相”的法轮功学员“杀无赦”，导致长春法轮功学员刘成军等多人被活活折磨致死。2001年底政府官员内部秘密传达通知，针对法轮功学员频频讲清真相活动，计划2002年初“将更进一步加大力度打压法轮功”。2002年2月9日零时，江集团开始再一次行动，对大陆法轮功学员进行大规模迫害，为期2到3个月。此项迫害指令由中国公安部下发至各市公安局并转到县一级，题目是《关于切实加强打击和防范……非法活动工作的紧急通知》。插播发生后，江泽民下达对法轮功学员杀无赦的命令，在东北三省各地立即掀起抓人潮，有数千法轮功学员被捕，多人被秘密杀害。经法轮大法信息中心证实及报导的各地镇压指令还有：“610”头目罗干4月亲自下令黑龙江省要在4、5、6三个月抓捕6000名法轮功学员；长春四月份成立“法轮功专项斗争委员会”，对法轮功的迫害手段升级为“坚决、彻底”的“进攻性专项斗争”；辽宁省公安系统四月开会部署进一步迫害法轮功的具体措施，指示警察可不用任何理由及手续，肆意抓捕学员。
2002年中国新年前夕，中央“610办公室”的头目刘京在长春南湖宾馆召开部署镇压法轮功的会议。会议中刘京暴跳如雷地批评了吉林省工作不力，并下达了“彻底铲除”的死命令，“可以开枪打死”法轮功学员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部署的。2002年5月初，还证实了一项由海外媒体透露的中共秘密文件，该文件指示，“一旦发现法轮功学员，先行抓捕，再补办手续”，并明确此项授权直至2007年底。
2002年，直接目睹活摘器官的证人为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 4月9日，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在辽宁省沈阳军区总医院手术室现场目击两名军医活体摘取女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二零零二年四月九日，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派了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将该名学员转移到沈阳军区总医院，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任何麻药，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
证人还揭露，他在为锦州公安工作期间，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命令对法轮功学员“必须赶尽杀绝”。证人参与过对几名法轮功学员的抓捕，并多次严刑拷打、刑讯逼供。辽宁省是迫害法轮功非常严重的地区，仅由明慧网公布确认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高达406名。
军队系统集中营为大规模活摘准备条件
明慧网报导，一名幸免的法轮功学员回忆2001年被非法关押在唐山的一段经历：在上访后，被带到一个派出所，到第五天我和另外一些同修被车带走。和我同车的大法学员有三个，一个是二十几岁的小伙子，被打的鼻青脸肿，另两位是看上去不到四十岁的女同修，当时我们还以为要把我们扔到野外给放了。
车开到一个收费站时，便停下来等候。不长时间后，陆续来了许多载满学员的车，其中还有不少是大型客车，一个小时左右，便组成了一个长长的车队，开上京津唐高速路。当时高速路是被封了，路面都是冰雪。车队到达唐山一个看守所，车刚停，每辆车都上来一位医生，对大法学员逐个号脉，然后就被转移到一辆辆军车上去了。交接过程是分为一个个小组进行的，每个小组有一个医生（穿着白大褂），医生号脉后，便由军人夹送到军车上。看他们有条不紊的熟练的样子，便知这种交接决不是第一次。
这位学员被一位女医生号脉后，医生告诉他们的头目说我的心脏可能有问题，问要不要我，这个头目说不能要。随后他们还进行了一小段时间争论，这个头目坚持不要我，于是我被留在唐山看守所。在他们争论过程中，我被晾在一边，所以有时间看交接过程。我看到的这些大法学员都是年轻人。军车装满后，便一辆辆开走了。
我们通过监室里的电视看到了送法轮功学员到沈阳的录像，一路上漫天大雪，好几辆“依维克”在行驶中，一看就是跟车拍摄的。后来还看到地址的标牌，山海关、沈阳我们分析那是在我们这次之前运往沈阳途中拍摄的。恶警用这种放录像的方式恐吓大法弟子，意思是恐吓我们，以后就这样送我们到沈阳。
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许多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东北的经历。她说，2000年12月20号以后，被送到看守所里的学员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不报名的就被编上号。没几天监室里就放不下这么多的人，警察每天也是在提审追问她们到底叫什么名字，并使用电棍等刑罚，警察教唆监室里其他犯人打她们，可她们基本上都不说。后来警察也不怎么问了，就说你们不说就把你们送到能让你们说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两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车装的。我们监室有个十八、九岁的山东女孩，编号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错号了上了大客车又回来了，说都是往东北拉。后来警察也不瞒了，也是说都往东北送。那一段时间北京往东北送了很多人。
大陆检察院工作的人士表示，中共的劳教所和监狱这些地方，是不会长期接受没有姓名住址的犯人的，因为没有办法按照程序办理登记手续，这些人当然会被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这些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送到了遍布全国的军事设施和集中营，被筛选后成为统一的活体器官供体库。
世界上最为人们了解的集中营是纳粹德国的集中营。纳粹的集中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其中一项建设来有组织地集体屠杀人的地方，也是就所谓的犹太人大屠杀。二次大战时，集中营建立来作为后阶段的歼灭行动。在营内被杀的死者一般会被集体火化。
纳粹的死亡集中营与劳动营不同，劳动营是设立在德国占领区从事剥夺劳工劳力的营地。集中营往往建立在当地，可以就近处理，一定高度保密，避免德国公民知情。同时，营地建立在纳粹占领区的纵深，难以被盟军发现。集中营的选址都选择技术落后地区，这样土地更加容易获得，也可以掩盖焚烧尸体的烟灰和味道，以便关于营地的报告不会被向外泄露。整个铁路系统被德国军管，可以动员大量火车进行集中营要求的快速转移。
在今天，对于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的“大屠杀”（Holocaust），已经被全世界所了解，而在当时的世界，在建立集中营的早期，曾有极少数犹太人逃离集中营向西方媒体投诉，但当时的西方主流媒体大多数是对希特勒抱着“求西方和平，保资本利益”的心态，几乎没有媒体去关心希特勒法西斯集中营的残酷反人类罪，任由希特勒迫害和虐待犹太人及异议人士。
直到1945年，美军解放了达豪集中营，美军清点了集中营中的囚徒尸体，纳粹集中营的罪恶才首次在西方媒体曝光。美军部队被达豪集中营里面的罪行所震撼，但当地小镇上的德国居民拒绝相信有这样灭绝人性的地方存在，直到他们在盟军命令下前往集中营观看被草草掩埋的尸体才醒悟。
杨•卡思基（Jan Karski）是一名波兰外交官，他从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里逃出来，他亲眼目睹了大屠杀。为了引起美国总统罗斯福对这件事情的关注，波兰大使切哈努夫斯基（Ciechanowski）先安排了杨•卡思基同罗斯福总统身边的一些犹太人高级幕僚会晤，希望能说服他们相信纳粹对波兰犹太人做了什么。卡思基到华盛顿之后的第一次晚餐就遇到了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卡思基花了半小时，耐心地解释他到犹太人集中营所目睹的可怕细节后，法兰克福用一个充满无奈而又柔和的声音回答说，“大使先生，我并没有说这个年轻人在撒谎。我只是说我无法相信他告诉我的话。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纳粹德国通过军队和国家系统对集中营的信息控制和人们出于人性的角度拒绝相信这样得邪恶事件出现，造成了当年人们对庞大的人群在集中营中被屠杀不知情、甚至拒绝相信。
2006年，来自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军医系统的证人站出来指出：苏家屯地下集中营的确存在，摘除器官也很普遍，焚烧尸体甚至活人直接焚烧也很普遍，但苏家屯医院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提供的一些佐证也指出了同类情况。
据这名来自军队系统的证人说，所谓的苏家屯地区的医院仅仅是全国36个类似集中营的一部份，但是目前的法轮功学员基本上还是在监狱、劳改营、看守所较多，只有需要的时候才大规模调动。目前全国最大的关押法轮功的地区主要是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仅在吉林九台地区的中国第五大法轮功集中关押地就有超过1.4万人被集中关押。
在他接触的资料中中国最大的法轮功关押地在吉林，只有代号是672- S，关押人数超过12万，集中了很多的全国各地的法轮功、重刑犯、各种政治犯，但是地址不详。
苏家屯地区医院的所谓的地下集中营在2005年初的确曾经关押超过1万多人，但是目前日常的关押人数仅保持在600～750人，很多已经被转移至其它集中营。目前即使进入苏家屯地区调查也是查无证据，因为转移几千人太容易了。转移5000人只需要一天就可以了，专车专列，使用封闭的铁路货车，因为证人曾经目击从天津向吉林地区的转移列车，一次专列转移超过7000多人，全副武装，夜间进行。所有的人都被铐在专门的扶手上，象被吊起来的白条鸡一样。
沈阳军区一名退伍老兵，看了沈阳市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法西斯暴行，把自己当年参与军事设施建设的秘密曝光于众：毛泽东曾发出“最高指示”：“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军队当然成了落实这些指示的急先锋。从1966年4月开始，野战军几乎倾巢而出，进入深山打洞。68年底完工。这名老兵所在的军团负责辽宁省的建昌县、建平县、凌源县、绥中县、赤峰市（当时划归辽宁）、内蒙古的翁牛特旗的林西、锡林浩特市的南山。以上这些地区的深山，只要符合开山条件基本上都掏空了。步兵团负责掏山洞，工程兵负责被覆（内装修），通讯兵埋高压电缆和通讯明线架设。那些山洞的入口非常隐蔽，几十吨重的钢筋水泥结构的自动门，外加隐形装修，和荒山没有什么两样，不走近细看根本就看不出来是洞口。当时一位副军长给这些士兵我们讲话谈到：“里面计划配备最先进的军事装备，配套的医疗设施，及可供10年的军需生活用品，最小的山洞可容纳一个团。……”
中国国土七分是山，在群山环抱的山脉里，有许多军事用途的山洞，许多重要军事设施、国防仓库转入地下深处。这些山里的军事设施大多都是绝密的，都能够装进许多的人，小的都可以装一个团的人（千人以上）。
除了军事禁区之外，在毛的“深挖洞”时期，在许多城市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地道网。这些早期人防工事，后来和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相结合，得到进一步发展，现在全国已构筑大量各类防空工程。
中共利用军事设施和地下工程搞集中营，与纳粹德国的手法和指导思想如出一辙。
利用远离城市的军事设施，选择落后地区和地下设施以保证无人知情；用军队系统搞器官移植和情报封锁。用火车做大批转移。
来自沈阳军区后勤部下属的军医系统的证人表示，在进行器官移植的过程中，如果器官移植失败，被移植器官人员的资料和尸体必须在七十二小时内全部销毁。整体的资料和尸体，甚至是活人焚毁必须经军事监管人员认可。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强制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军事监管人员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执行。
大量法轮功学员上访，被非法关押，公安不经过司法程序，直接就把人判劳教或者集中到中共军事设施和地下工程，产生很大的一个没有基本人权保障的群体，形成潜在的巨大供体库。没有“法院”，医院或者器官中介直接与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打交道，不用走一系列的法律形式，没有传统的在刑场摘取器官的种种不方便，客观上导致了效率的大大提高。没有后顾之忧：在走法院的形式时，就得曝光，会有来自外界和家属的制约。没有法院，很多法轮功学员失踪了，人从此不见了。在外界根本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任人宰割的对象。集中关押的人可以统一验血配型，送入统一数据库全国范围内管理调配，可以保证在几周内快速找到供体，作为供体来源来说，供体数量和配型几率就大大增加。
解放军总医院（三零一）现任肝胆外科主任董家鸿，因在重庆市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创用了多种肝胆外科新术式，带领肝移植团队完成了肝移植近700例，而在2006年被调入北京。西南肝胆外科医院2001年被确立为解放军肝脏移植重点实验室，2005年3月被总后勤部批准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肝脏移植中心。具备同时进行6台肝移植、每年完成200例次肝移植的实力。该中心还帮助和指导江苏、山东、广东、陕西、河南、云南、四川、新疆、贵州、福建、广西等省区21家医疗机构开展肝移植，成为肝移植技术培训中心。
中国人民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是于2003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正式批准由第二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组建的。这也是江氏集团和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到了疯狂的时候。1996年的肝移植数寥寥无几，到2000-2001年，对法轮功的迫害逐渐达到高潮时，肝移植数量急剧上升。正与法轮功学员被大量屠杀，用于活体器官移植有关。
2005年4月22日至4月30日9天内，长征医院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完成16例肝移植和15例肾移植，据其网页标榜，这创造下“单位时间内完成移植例数的新高”。
解放军452医院位于四川，2000年，医院设备陈旧、医生缺编、外债近千万，被称为乡镇医院，2002年，院长张聪与一名地方企业家签订协议，由私人投资800万元，与医院共同经营肾移植科。共同经营期间，企业家每年给医院交120万元，并无偿为部队服务。结果452医院完成331例肾移植手术，肾移植例数居四川全省之最。2007年，医院在创收近700万元后，以400万元价格收回企业家投资的全部设施设备和经营权，452医院的这一做法，在全军卫勤系统引发关注，军内一些医院纷纷效仿。
中共军队在过去的十年里创了一个世界纪录，器官移植手术在世界军界排名第一。现任总后勤部卫生部部长，原第二军医大学校长张雁灵少将在新华网上公开表示，“1978年，全军只有3所医院能做肾脏移植。现在全军能开展肝脏、肾脏、心脏、肺脏移植和多器官联合移植的医院已经有40所，占全国总数的四分之一。”
各地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场所是“活体器官库”的大本营
大批被非法无限期秘密拘留的失去了一切权益保障的法轮功学员，成为中共当局大规模盗卖器官的一个潜在源泉。中共各地的监狱、劳教所、看守所、洗脑班等拘禁场所，对普通犯人而言，验血并不普遍，而对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抽血是很普遍的。普遍对被押法轮功学员进行的可疑验血和内脏检查，恰是器官匹配、建立人体器官库的必需步骤：
2000年7月广州大抓捕，天河看守所的狱医给每个被非法抓捕的法轮功学员验血、触摸肝、听心肺、查肾和眼睛。2000，2001，2002年，黑嘴子女子劳教所将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带到劳教所医院抽血采样。后来，劳教所还不定期的带坚定自己信仰的学员去抽血。
邹玉韵是来自广州的法轮功学员。她曾于2000年一月被投入广州槎头女子劳教所，非法关押一年零十个月，后又被抓捕，辗转于广州的五个洗脑班被反复折磨。邹玉韵说：“转到最后一个洗脑班又没有别的肯收了，就转到天河区那个洗脑班去了，那个医生就专门带我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很详细，还有脑电图，当然抽血是必然的哪。”
目前居住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甘娜来自北京，曾经是首都机场海关官员．在2001年第三次被关押在北京新安女子劳教所时，被进行验血，X光照像，心电图及眼部检查等等。甘娜说：“当时我感觉很奇怪，劳教所的警察根本不把我们当人看，给我们做这种全面的体检，我就感觉很奇怪。”
原对外经贸部国际司外事处处长张亦洁，因修炼法轮功，被前后关押7次。最后一次是在2001年的6月，她被投入北京市女子劳教所。张亦洁说，“原来我们部里边每半年都要给干部查体一次。像这种常规的肝功化验，一般的都是那种通常的小玻璃管，量都是一样的。在劳教所抽血时候，我觉得量比平时要大的多，我们就说怎么抽这么多。”
2001年9月，吉林辽源市白泉劳教所接到上级指令，对非法关押的一百余名法轮功学员做了包括血液、脑电、心电、肝功、肺部透视等全面体检。这些法轮功学员是本地及从四平市和吉林市转来的，均为男性。2001年12月，他们被全部转移。
2001年，山东省第二劳教所（王村劳教所）关押的男性法轮功学员近千人，后来由于人数增加太快，部份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济南、青岛、潍坊等地。每个法轮功学员都被强制送到劳教所医院（八三厂医院）检查。医生用B超仔细检查肝、肾等器官，还抽很多血化验。警察常说：不转化，政府有的是办法对付你们。
2005年初，哈尔滨劳教局头目带医务人员到长林子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专项抽血检查。由于学员坚决抵制，当天抽血搁浅下来。几天后，“管教人员”挨个找学员谈话，用加期、电棍逼着抽血，对坚决不配合的学员，狱警一齐上来把人按在地上强行抽血……。
2005年4月，四川女子监狱以查艾滋病为由，强行抽取法轮功学员的血液化验。四川乐山五马坪监狱对所有被非法关押的学员强制抽血，主管卫生的副监狱长谭某到场督办，还亲自动手殴打不配合抽血者。
2004年8月，长春铁北监狱的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全部都被抽血“检查”。2005年3月，狱中所有不放弃修炼的学员被转监，其中十二人被转到公主岭监狱，一进监狱都被抽了血，而那里的所有刑事犯都没被抽过血。
这种抽血和体检的确是一个令当事的法轮功学员本身都很困惑的现象。一方面，法轮功学员在关押期间受到各种非人的折磨和待遇，强制放弃信仰，逼签“三书”甚至“五书”(保证书，悔过书等）。因为所谓的“转化率”直接同政绩挂钩，所以，酷刑就是家常便饭，有的学员就被折磨致死。可是，中共对于法轮功学员又有一个普遍的系统性的验血和检查器官的举措。很多法轮功学员提到，对他们验血不是对所有犯人都做的例行措施，常常是专门针对法轮功学员做的。给他们抽血和体检时，并没有同时对其他犯人做。原因何在呢？
追查国际对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职员和庭长的电话调查记录中有这样的对话：
问：喂，请问是锦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吗？
答：对。
问：我就知道2001年开始，我们一直都是在跟法院看守所拿那个年轻的健康的那种炼法轮功的那种肾源供体，---，现在就是，少啦，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个法院还能不能提供这样的供体？
答：那得看你们那儿条件，得跟领导商量，你那儿条件好了，我们估摸还能提供，看你那啥情况，我会把你这个情况向我们庭长汇报，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庭长自然会跟你联系。
2007年1月，两位加拿大调查员发布的调查报告增补版，加入了更多的直接证据，显示被活体摘取器官的受害者来自法轮功学员。这类活体器官摘取手术，在遍及全中国的医院中一直在进行。
调查员打电话给全中国各地八十多个医院的移植专科医生，十家医院的医生承认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五家称可以拿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十四家医院承认器官提供者是囚犯；十家医院称器官来源是国家机密、不能在电话中透露。
2006年，调查员打到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移植科的电话中，解释了劳教所抽血的真正目的。
调查员：等供体的话要等多久？
王医生：……，争取五月前这样吧！
调查员：是活体肾吗？
王医生：也有活体肝。
调查员：也有活体肝？
王医生：有呀有呀！
……
调查员：来源说是从人身上摘下来的是吧？
王医生：对！对！
调查员：有一些劳教所里关了一些法轮功的，然后就是活体摘取器官的……
王医生：是，是呀！咱们关心的是质量，不是关心它的来源，你说呢？现在国内都做了几千例的肝移植，每个人都差不多，那你说不可能现在传出点风声，然后大家就不做了。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造成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疯狂攀升
从1999年到2007年，中国器官移植市场飞速发展。在2003年，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然大幅度成倍增长。2003到2006年间在国际上掀起了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热潮。中国一些医院的器官平均等待时间短到不可思议的1-2周。
2002年12月2日刊登在中国医药报上《我国器官移植现状》的综述总结了1989年至2001年中国大陆器官移植状况：“肾移植是我国临床开展最早、例数最多、技术最成熟的大器官移植。目前，我国已有29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了这项工作。肾移植的术式已基本定型，成为治疗终末期肾病的常规手术。”“开展的单位和移植例数逐年增加：1989年、1995年、1998年、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施行了1049、2382、3596、 4323、5542和5561例次肾移植”。
至2000年底，中国大陆肾移植累积总数达34832 例，仅2000年实施肾移植数就超过5000例次，形成了一批具备相当规模和综合水平的肾移植中心，2000年全年移植数超过l00例的肾移植中心已达23个，它们实施手术的总和占当年全国肾移植总数的比例超过60%。至2001年底，中国大陆肾移植的累积总数达40,393例次。其中，在2001年已经登记的106个单位共施行肾移植5561例，年移植数量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
来自中华器官移植学会的数据显示，自2000年开始，中国大陆每年肾移植的例数都在5000例以上。2004年，全国登记的肾移 植例数为10220 例，其中亲属供肾162例，占1.59%，全国可以开展肾移植的单位有195家，年例数在100例以上的单位有36家，年例数在200例以上的单位有8家。2005年，全国登记的肾移植例数为9699例，其中亲属供肾270例，占2.78%。
迫害法轮功开始4年，中国大陆移植肾的数量就和前40年的数量持平。
中国肝移植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时才开始步入成熟期。肝移植在初期阶段1977～1983年7年间，行57例，无1例存活超过1年。停顿7年（1984～1990年）后，从1991年又开始起步，直至1998年，在这8年间施行78例，开始出现长期存活的病例。从1999年开始，移植数量成倍增加，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分别施行了118、254和486例次，到2001年登记处的统计累计996例次。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普外科主任，肝脏移植中心主任严律南表示，自1999年起，中国肝移植才开始步入成熟期。全国移植单位逐年增多，例数扩大，到2005年，全国已施行3000例以上，全国开展最早，例数最多的单位有：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浙江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四川大学华西肝脏移植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及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等。
到2000年，全国已有30多个单位施行肝移植，当年总例数已经达到258例次。进入本世纪后，国内肝移植出现高速发展的态势，到2006年，中国大陆年肝移植例数超过3000例，总数已达12，000余例，开展肝移植单位超过200家。
2007年8月18日，国家卫生部医政司司长王羽透露，“到目前为止，中国内地已有一百六十四家医院经卫生部审定批准开展器官移植；每年进行三千多例肝移植手术，截至今年六月底已累计完成一万四千六百一十三例。新华网上海频道报道，从2005年3月到2007年5月间，中国已经有超过万人接受了肝移植，其中有9610人在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内备有完整的信息。中共这样大量的肝移植手术，却没有说明肝供体的来源。
1998年，沈中阳带着十几个人组建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并从医院“分家”独立出来，当时许多医生还担心自己丢了“铁饭碗”。但肝移植业务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仅1999年就完成肝脏移植24例，2000年达到78例，2003年完成356例。在2004年，他们共完成肝脏移植507例，打破美国匹兹堡大学器官移植中心保持的世界肝移植例数最多的纪录。算上肾移植的368例，已更名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移植学部成为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在2005年和2006年，肝移植的数量更是超过了 600例。
在这十年里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一直保持着国内年度完成例数最多单位的纪录，2005、2006年年肝移植病例数分别为507例和647例，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肝移植中心。这十年被称作中国肝移植飞速发展的十年。
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页上，可以读到，“2002年，天津市政府投资兴建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大楼已破土动工，将要建成的移植中心大楼建筑面积30000多平方米，设移植病床500张，新建的血液透析中心建筑面积约1500平方米，安置新型血液透析机30台，大楼建成后预计每年完成肝脏移植手术500例，肾脏移植手术300例，同时开展心脏、肺、小肠、胰腺、角膜等组织和器官移植，我们相信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将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
移植中心（医院）在扩建之前，一定要有统筹的可行性计划，扩建之初，第一个遇到的问题一定是器官来源的问题。如果事先没有大量的器官来源作收益保障，就不会有这些移植中心（或医院）的大量增长。
大陆媒体曾经报导，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日前连续手术47个小时，为一位辽宁省鞍山市的肝癌患者进行了两次肝移植。第一次植入病人体内的供体肝突发排异反应被切除后，医院采用多种国际先进手段，患者在无肝状态下生存26个小时后等到了新供体肝。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在26个小时之内就可以找来一个完全匹配的肝脏，是怎样的办法才能达到这样快的速度呢？
在追查国际打到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又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电话录音中有这样的对话：
问：……他那个医生跟他讲这个肾源挺好的，他炼功，（问：炼什么功？）炼法轮功，就是炼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嘛… [被对方打断]
医：那当然了，我们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这种所谓的叫都是有呼吸或者是有心跳的一些供体，我们也会有，…… 这个我们可能大概有今年到目前为止可能这样的有十几个这样的肾脏…
曾效力于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现山东千佛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臧运金是中华医学会山东省器官移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1年9月作为留学归国人员进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学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工作，在沈中阳教授指导下作为从事肝脏移植工作，能够独立完成肝脏移植手术。
追查国际的电话记录中显示：
医院女士：你好，……
问：您好，您是山东千佛山医院肝脏移植中心病房吗？
医院女士：是啊！
记者：我想咨询一下……
医院女士：你稍等啊，我给你找个大夫，啊，
记者：嗯
大夫：你好，
记者：我想咨询一下……你们是做了多少年啦，是不是也很…大夫：我们是从零二年开始做的。
记者：2002年到现在
大夫：四年多了。
记者：提供这个肝的，一般保存多少时间就能够
大夫：规定12小时，我们还没有超过12小时的呢。我们这个都事先查好了的这个。
记者：提供这个肝的那个有一种说那种炼法轮功的那种，我就问一问有没有那种？
大夫：唉，你过来就行。
记者：就是说有啊！
大夫：您这样吧，您过来那个---嗯---反正四月份肯定会比较多的这样的供体，现在这供体逐渐多起来了
记者：怎么四月份为什么会多起来？
大夫：这个我没法跟你说，因为这牵扯到---不是说----这些就是没必要跟您解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法解释
同济器官移植研究院是中国大陆最早成立的从事器官移植基础和临床研究的大型综合性研究机构，现为国家教育部和卫生部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目前研究院能进行心、肝、肾、脾、胰腺移植以及胰肾联合、肝肠联合和腹部多器官联合移植等16种高难度临床移植……其中肾移植近2500例……2002年启动心脏移植计划并成功的施行12例心脏移植。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说，“在经济方面，我们已经算是个器官移植大国，国外的病人都到中国来寻找供体。”
追查国际的电话记录
问：请问是武汉同济医院吗？
答：哎，对。
问：是泌尿外科吗？要做肾移植？
答：对对，肾移植， 是的。
问：你们大量做肾移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我们是最早的，很早就开始了。
问：一年能做几例？
答：我们医院是数量做的最多的一个医院，我们科在湖北地区做的是最多的，供体多就做的非常多。
问：从患者来讲，希望肾源活体，找犯人的活体移植，比如用炼法轮功犯人的活体，这个行不行？
答：可以呀。
问：你们这边比如说监狱犯人，那个炼法轮功的这样的犯人活体能够有保证足够吗？
答：对呀，可以呀，你到时候可以直接过来具体谈……。
复旦大学器官移植中心成立于2001年10月30日，已累计完成肾脏移植近千例，年移植100余例，并以每年 50%的速度递增。2001年起，肝移植走上了快速发展的时期，肝脏移植200多例。2000年5月，进行了首例心脏移植，6例心肺联合移植和 11例肝肾联合移植。迄今心脏移植107例。
新华网报导，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脏移植的成功率达98％，术后一年生存率为91％，均高于这两项指标95％和87％的国际先进水平”，一家医院一个科室独立完成百例以上心脏移植术，在发达国家也仅有少数知名专科医院能与之匹敌，“心脏移植已成为该院的常规手术”。这表明其活体摘除心脏时间短，而且心脏新鲜、健康，且供体来源充足。
众所周知,，活体摘除心脏是会导致器官提供者马上死亡的，因而，极少会有人主动捐赠心脏。
追查国际对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得电话调查：
问：但是提供的这个肾体不会是死人吧？
医：那当然是好的啦！怎么可能把坏的给你们呢？
问：……有没有这种炼法轮功的这种提供的，……
医：我们这儿的都是这种。
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沈阳召开的2004年全国器官移植学术会议上明确表示：器官移植领域处于无序竞争状态，“全国一共有600多家医院、1700名医生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太多了！”
面对移植器官的巨大利润，地方也不甘于被军队垄断，纷纷上马，在这个大市场里分一杯羹。地方的保密程度显然不如军队，所以更多的证据纷纷从地方浮出水面，全国各地的医生和联系人在电话里纷纷承认有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些录音提供了确凿的间接证据，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
在中共的鼓励和支持下，国家机关和那些利欲熏心的政府官员及各级卫生部门和地方医院大量参与其中，在巨额利益的驱动下，将手术刀变成了屠刀。中共在迫害法轮功期间是蓄意的、大量而广泛的利用卫生系统和医院进行着这种国家级的反人类犯罪。
大量的移植手术是无法掩盖的罪证
自1999年以来，中国医生们的器官移植累计总例数和年度手术量、尤其是日手术例数远超过国外的同行，位居世界前列。那些策划和以手术刀杀人的“移植专家”用大量得移植手术例数标榜自己得同时，这些证据却逃不过正义的追查。
黄洁夫
现任中共卫生部副部长，广东省器官移植研究中心主任。黄洁夫组织了一支以中青年归国学者为主体的肝移植队伍，至今为止已进行了340例临床肝移植，是公认的中国大陆第二次肝移植高潮的推动者。中国大陆第二次肝移植高潮正好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高峰期平行。
沈中阳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天津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2002年5月10日受聘于山东大学临床医学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教授，成立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山东肝脏移植中心。
在肝脏移植方面，沈中阳本人在中国大陆肝移植史上连创手术总例数全国第一，2001年度完成肝脏移植109例，肾脏移植80例，主持设计器官移植的供体、术前、术后的治疗方案、诊治常规。他还在4天里做了四例肝移植手术；一天内主持完成了3例肝移植和3例肾移植；两天内成功施行了4例肝移植和6例肾移植；一天内成功主持实施了2例肝和6例肾等8例肝肾移植。
石炳毅
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分会副主任委员、解放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主刀肾脏移植1200余例、肝脏移植111例、心脏移植2例、胰-肾联合移2例、肝-肾联合移2例、造血干细胞移植诱导免疫耐受5例、手辅助腹腔镜活体供肾肾移植术9 例。
陈规划
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三院肝脏移植中心主任，中华器官移植学会副组长，广东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广东省器官移植中心网站上有对陈规划的介绍：“从1993年开始第一例肝移植手术至今，陈规划已主持完成了近1000例肝移植，占全国肝移植手术量的1/10，仅2005年一年就完成246例。”
管德林
现任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副院长兼泌尿医学中心主任、北京市器官移植中心副主任。据《北京现代商报》2005年9月7日刊登的广告介绍：管德林已有“2700多例肾移植、40余例亲属肾移植、近20例胰肾联合移植”的经历。从1999年1月26日至2005年9月7日，6年7个月的时间里做了1700多例肾移植手术，平均258例／年/
曾凡军
2000年起任同济医院器官移植临床部主任，同年独立开展肝移植。迄今独立完成尸体肾移植近千例，活体肾移植100余例，肝脏移植300余例。
《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中指出，在中国大陆，按来自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自从迫害法轮功开始后的2000年至2005年，进行了60000个器官移植，其中41500个器官移植，除来自法轮功学员之外无法解释来源。
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为移植产业带来暴利
高额的收费，使得器官移植成为暴利行业。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在其介绍中称“移植中心是我部重点效益科室，2003年毛收入1607万元，2004年1-6月份为1357万元，今年（2005年）有望突破3000万元。”
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更是大发器官财。据《南方周末》报道，“急剧膨胀的业务，让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获得巨额营收。据此前媒体报道，仅肝移植一项，一年即可为中心带来至少１亿元的收入。”
各大医院的收费标准可能不一样，但是昂贵的程度从中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的费用表中可见一斑。肾移植6万多美元（约合40多万人民币），肝移植10万美元（约合70万人民币），肺和心脏器官更贵，要15万美元以上。
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产业业务的突飞猛进，“器官移植旅游”是重要的助推器。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务副主任朱志军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最初是一些港台的病人慕名而来，接着外国人也开始多起来了。一些在广州经商的中东人找到了医院，后来就象滚雪球，越来越多。”
《生活文摘报》2006年3月3日第六版报道“中国大陆成全球器官移植新兴中心”。文中说，众多需要移植器官的国际患者的人数，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外科（又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为例，激增。该医院从2002年开始收韩国患者，到现在有500多人。另外，该医院还收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做移植手术。公开数字显示，至2004年底，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累计实施1500例肝移植，近800例肾移植，同时还实施角膜移植。据《朝鲜日报》称，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2004年12月曾在一周内完成44例肝移植手术，以每周5天工作日算，日均实施8.8例肝移植手术。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阳说，2005年12月16日，该中心实施肝移植手术597例，而到12月30日，就达650例；两个星期内作了53例。据称2004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实施的肝移植手术中，韩国人占37%，其他外国人占16%。
而据接受移植的家属讲，他们打听到“捐献人”的年龄大部份在20-30多岁之间（其实从中国现状看，这也像广告词一样，值得怀疑），而确切身份，则更无从知晓。
到后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国外患者所占比例甚至已超过国内患者。据《朝鲜日报》报道，2004年，该院进行的507例肝脏移植手术中，韩国人占37%左右，其他外国人占16%左右，国外患者比例超过53%。从2002年开始，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收治韩国患者已超过500人。
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每年以色列30例心脏移植手术中，有10例是在中国进行的；在过去五年间，至少有200名以色列人在中国接受了肾脏移植。
随着国外患者的与日俱增，器官移植手术费用也水涨船高。2004年初，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肝脏移植手术费用为3.2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左右，到2006年，已攀升至人民币40万元。但对于国内病人，肝移植手术费用仍维持在20万元左右。
之所以要实施内外有别的“价格双轨制”，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常务副主任朱志军解释说，外国人占用了中国人的器官资源，当然要付出更多代价。
2007年，苏家屯事件曝光后，中共卫生部发布《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境外人员申请人体器官移植有关问题的通知》。通知要求人体器官移植应优先满足中国公民需要，“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不得为以旅游名义到我国的外国公民实施人体器官移植。”
而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从2007年中国禁止向外国人移植器官以来，至少有17名日本人通过旅游方式在广州接受了肾脏、肝脏的移植手术。报道中称，这17名日本患者年龄在50～65岁，在中国接受的手术多数为肾脏移植，一部份是肝脏移植。这些日本患者在中国大约停留了20天，并在广州市的医院接受了移植手术。每个患者的移植费用大约为8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56万元)，这其中包括向医院和医生支付的手术费、行程费用和在中国期间的开销。
日本《朝日新闻》的记者长野津志采访了一名曾在中国广州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日本患者，这名患者目前已经康复。他的手术时间是2007年8月，当时，中国已经在原则上禁止了向外国人移植器官。长野津志在《朝日新闻》的报道中写道：这名40多岁的患者表示，他向日本当地这个非营利机构支付了1000万日元(现约合70万元左右人民币)用于该机构为他安排手术。为了不让事情暴露，日本患者应中国院方的要求用中国人的名字住院，此外这名患者还记住了给他做手术的中国医生的名字。
《焦点日本》的一名记者大卫•迈克尼尔在2006年就关注到了日本人通过当地中介在海外做器官移植的问题，并对此事以及相关的器官黑市问题进行了长期的调查。他讲述了在中国做过肾移植手术的日本人上智一郎的经历。上智一郎一直在等待合适的肾源做手术,然而等待却没有任何结果。绝望之下,上智一郎只好从网络上寻找传言中的买卖肾源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搜索，上智一郎惊讶地发现：这件事竟然是那么简单！通过网络，他与一名在中国的日本器官“经纪人”取得了联系，在双方沟通了仅十天之后，上智一郎就躺在了中国上海一家医院的手术台上，接受了移植一个肾。这样的速度让他自己也十分吃惊。
中国移植产业的兴旺，不只是因为有供体，可以在极短时间内找到供体是另一个领先全世界的优势。美国卫生部的数据表明，在美国，肝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两年，肾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三年。而中国的一些医院说，他们的器官等待时间短到只要以周来计算。
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申请表明确写上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关于供体者的说明也证实了中国大陆等待肝、肾源做移植手术的时间惊人的短：关于供体者，如果您将个人资料通过电子邮件或Fax发送至本中心，或者来中国沈阳接受各种必要的检查，确定与本人相配的供体，一般肝脏移植，最快只需一个月，最慢不超过2个月左右。肾脏移植最快一周，最长不超过一个月即可以寻求到HLA相匹配的供体。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在2006年4月宣称：“找到（合适肝脏的）平均时间是两个星期。”上海长征医院的网页上写到：“所有肝脏移植手术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一个星期。”
2003年，在加拿大的所有移植手术中，器官受体等待时间的中间值是32.5个月；卑诗省的等待时间中间值更长，为52.5个月；这与中国国内的等待时间形成鲜明对比。从肾脏（在体外）的存活时间为24至48小时，肝脏大约为12小时来分析，大量活体肾脏，肝脏”捐献者”的存在是中国移植中心保证在短时间内向客户提供活体器官的唯一途径。中国各移植中心宣扬能在令人震惊的短暂等待时间内找到完全合适的器官，表明中国器官移植的背后拥有器官移植计算机配型系统和一个庞大的活体器官供应库。
一篇英国BBC在2007年的报道中，记者注意到一个名为新生全球医疗服务的机构。网站这样写着：“如果你仅仅是想从这里寻找政治问题或者媒体价值，请不要继续看下去。我们的服务与器官捐献无关。”
网站的“机构介绍”中写道：“我们是一个专业的医疗顾问及移植合作机构，与全中国医疗机构合作”，“我们提供全部移植服务，包括我们自有的专业医疗顾问”，“我们的目标是将您的手术风险降到最低，并使您在中国停留期间尽可能舒适。最终使我们的患者和医院治疗合作达到效果，使患者尽快回家，并享受新生的生命。”在后面的介绍中记者发现，这个机构成立于2006年，总部就设在上海，但没有标明具体地址，其联系电话一部在英国，一部在美国。
关于器官的来源，该网站这样介绍，患者在中国等待器官的时间只需要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但绝对不会超过一年。为解释他们为何有足够的器官资源，网站上显示，“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大多数中国当地的患者没有接受移植手术的保险保证，自己又无法负担手术费用，而移植后的抗排异反应的药物也是一笔很大的开销。此外，作为世界上拥有最多的人口数量的国家，因此尸体供体是其他国家的很多倍。此外，这里的意外死亡率也比西方国家要多。我们的器官来源都是脑死亡的供体，我们不需要经过任何捐赠程序，但需经过医院的严格安排。但我们不能透露捐赠体的死因和任何的个人资料。”
中国内地肝脏移植方面的临床实践和研究成果，始终无法出现在国际顶级医学期刊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论文作者无法说明供体的来源。
“国际器官学会曾经发过一个3页的文件，公开拒绝中国内地学者向大会提交有关器官移植的论文和报告。”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陈忠华对此深有感触。
1999年中国共开展的五千多例肾移植手术中，只有76例是亲属供肾肾移植手术，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二。2004年，在卫生部牵头召开的“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项目第二届学术研讨会”次会议公布的另一组“敏感”数字是：在2002年中国内地进行的5000多例肾移植手术中，只有76 例为亲属间活体肾移植，所占比例约为1.5%；而美国2000年进行的肾移植中，亲属肾所占的比例就已经达到了52%；香港、台湾地区的比例分别约为22.6%、19.1%；在日本，据说达到了70%。
自中国第一例器官捐献以来至2009年5月，中国仅有106例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的案例，而根据美国器官获取和移植网络（UNOS）统计，仅2009年上半年，美国就有2,304例这样的案例。
在中国《刑法》未明确规定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这些规定大多成为空文。以《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对人体器官买卖犯罪的规定为例，尽管该《条例》第25条规定了“买卖人体器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中国《刑法》未设置“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该规定基本上形同虚设。而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一些法规或规章中也同样存在。
当器官移植变成了暴利行业，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有钱人愿意花大钱买器官，另一方面，巨大的暴利就会推动医院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一切地去开辟新的器官来源。那么，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法轮功学员就成为了这个暴利行业免费器官来源的牺牲品。
四、全世界为曝光和制止活摘器官的努力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2006年3月10日发布公告，全面追查参与苏家屯集中营虐杀法轮功学员的嫌犯。
2006 年4月4日，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于发起成立了“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汇集国际社会正义力量，组建了联合调查团（CIPFG），以赴大陆进行全面、独立、直接、不受干预的调查和取证，彻底调查中共劳教所、秘密集中营、医院及相关设施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真相，以终结迫害。根据积累的大量第一手资料，4月7日，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调查真相委员会”调查取证范围的通知》和《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关于第一批追查取证对象名单》，誓言将这场迫害的元凶江泽民、罗干以及竭力追随江罗集团迫害法轮功的各级各类凶犯绳之以法，
面对中共的暴行，明白法轮功真相的国际社会各界人士，用各种方式予以谴责，呼吁营救正在遭受虐杀的成千上万的宝贵生命，声援、加入CIPFG，有的展开独立调查，全球正义力量正在合力终结这场群体灭绝性迫害。
2006年4月，欧洲委员会本年度第二次决策会议在斯特拉斯堡举行。欧洲委员会十一名代表向大会提交动议提案，要求对近期曝光的中共集中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举行听证会，并要求中共向国际调查团开放所有劳教所。议案中还包括三点要求：第一、允许联合国及其他人权组织对所有的中国劳教所及关押良心犯的场所进行调查。第二、要求国际人权组织立即对所有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及其他异议者的状况进行调查。第三、允许国际组织调查在中国所有非法器官摘除和交易。该动议提案是由欧委员会的瑞典议员林德布劳德先生起草，并由德国、瑞士、丹麦和爱沙尼亚和希腊等国11位议员联名提出。
2006年4月27日，当时的台湾总统陈水扁表示，中共1999年展开镇压行动，导致成千上万法轮功学员遭受逮捕拘禁。相较于台湾，在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条文下，法轮功在台湾相当活跃，随处可见法轮大法的教学，政府也从未干预过。近来媒体披露中共活体摘取被拘禁的法轮功学员的人体器官，贩卖赚取黑心暴利，再火化毁尸灭迹，行径令人发指，引起国际社会关切。他说，相关人士指述历历、中国境内器官移植手术案例明显较他国偏高、强制对狱中的法轮功学员抽血检验行为、早些年曾引起世界轩然大波的中国监狱出售重刑犯的器官事件，都在予人其真实的可能性。中共政权不应只是一味否认或掩饰，应主动、深入调查，把涉案人员绳之以法；并检讨人权纪录，推动政治改革，有效杜绝政府滥权及对人权的侵害。
2006年5月8日上午加拿大国会山召开新闻发布会，加拿大国会人权委员会前主席、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乔高（David Kilgour）与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David Matas）宣布联合领导对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工作
2006年5月16日，要求调查中共集中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真相的记者招待会在韩国国会举行。韩国会对外合作委员长朴宰完议员在发言中说：“调查中国集中营摘取活体器官和（韩）国内器官买卖的真相已刻不容缓。”他要求韩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杜绝类似践踏人权的事件再度发生，并就此事件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提起讨论。
朴议员已于4月28日在国会率先提出了《有关器官移植修正法案》，以防止南韩人继续到中国进行非法器官移植。已有10名议员签署联名信呼吁阻止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邪恶野蛮行径。
2006 年5月21日，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言-考特先生（Mr.McMillan-Scott）亲赴北京，对中国的人权实况进行了为期3天的调查。其后，他说得出的唯一的结论是：中国大陆的共产政权是一个“残暴、专制和偏执”的体系。他认为法轮功对中国具有不容低估的重要作用。6月4日爱德华先生指出，中共挑选合适的法轮功学员作为“反向匹配”的器官移植的供体，这是典型的群体灭绝。
6月9日，曾对法轮功学员受迫害做过大量调查的中国大陆维权律师高智晟向加国独立调查团发出邀请，并强调将全力配合支援他们的调查。
2006 年7月6日，由加拿大外交部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组成的“加国活体摘取器官独立调查团”，在渥太华国会山举行新闻发布会并发表了《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
2006年11月23日，澳大利亚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言人肖中华，CIPFG调查团维多利亚团团长、国家民事委员会（NCC）主席彼得•伟斯特摩（Peter Westmore），致信中共驻墨尔本总领事梁梳根，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监禁及虐待，停止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安排调查委员会去中国进行调查。
2006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之际，来自台湾、日本、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及地区的国会及地方议会议长、议员、行政首长、非政府组织负责人，以及人权界、法律界、医界、学术界与媒体人士，共计九十人宣布成立了“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CIPFG ASIA”，成为“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在全球四大洲，继“澳洲分团”后的又一区域性的调查分团。
2007年2月3日下午，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oali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简称CIPFG）欧洲分团在伦敦中使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成立。目前已有超过四十位欧洲各国的政要和知名人士加入欧洲分团，成员包括国会议员、参议员、律师、神职人员、非政府组织主席、医师、作家、新闻记者以及十多个国家的主要企业及政府官员。
2007年2月12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IPFG）已经完成在全球四大洲的初步组建工作，四个调查分团已相继成立。他们是：澳洲调查分团，亚洲调查分团，欧洲调查分团和美国-加拿大调查分团。
当时，四大洲调查分团共计有成员301人。由来自各国不同领域的关注法轮功人权的人士组成。其中：国家（联邦）级政治家33人，省市级政府官员34人，宗教和社区领袖19人，器官移植专家和医生46人，执业的国际人权和刑事律师56人，非政府组织和团体55个，国际媒体4家，人权活动家54人。组织成员还在不断扩大之中。
2008年7月，古犹太最高法庭在累计的各类证词和间接证据基础上得出结论：无数的无辜法轮功学员被中共当局杀害，其中有些是出于活摘器官的利润而进行的。
法庭判决书中说：在纳粹统治的年代，纳粹政府小心地将其罪恶活动隐藏起来，避开公众的耳目。因而不可能获得其罪行的第一手的证词。但是最后进行了纽伦堡审判，迫害和谋杀的真相在多年后大白于天下。
在这样的背景下，法院发现政府进行迫害的案子，运用通常的法则和证明程序是无法伸张正义的。在这种情况下，运用正常的程序意味着“在血腥和罪恶面前塞住耳朵，闭上眼睛”（stopping ones ears from hearing of blood, and shutting ones eyes from looking upon evil以赛亚书33,15）。揭示真相的唯一办法就是倾听间接的、听闻的旁证，因为那是所有可以得到的。这类证据在法学上是可以接受的。
在累计的各类证词和间接证据基础上，犹太国际法庭得出结论：无数的无辜法轮功学员被杀害，其中有些是出于活摘器官的利润而进行的。
2008年8月21日，“追查国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发布公告，提供了部份涉嫌提供活体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中国大陆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追查国际紧急呼吁，每一个有良知的国家、组织和个人立即行动起来，尽快终止中共惨绝人寰的群体灭绝罪恶。
2008年11月21日，联合国要求中共立即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虐待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并要求对参与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教授曾多次向联合国酷刑委员会提出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指证
2009年11月，西班牙国家法庭日前做出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及罗干、薄熙来、贾庆林、吴官正五名中共官员。对此，西班牙外交部亚洲司媒体发言人玛丽亚（Maria Salcedo）于2009年11月27日表示，西班牙作为民主的三权分立国家，政府行政体系对司法体系的裁决不会做出任何干涉。
2010年1月16日，国际人权协会（IGFM）瑞士分部将2009年度的人权奖颁给了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迅•乔高表彰他们为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所作出的努力。
2010年3月16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605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美国国会以四百一十二票赞成、一票反对通过了第605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结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监禁、酷刑及释放所有被关押的学员，并敦请美国总统及国会议员关注此法轮功学员迫害事件。该议案发起人罗斯莱亭恩议员，在投票前表示“(中共)系统杀害法轮功学员，以获取他们的器官，这残忍得几乎令人无法想象”。
第605号要求中共立即结束对法轮功学员迫害的决议案，表达了美国人民支持自由良知，这也是继去年年底西班牙及阿根廷法庭裁决起诉江泽民等人及对江泽民与罗干发出逮捕令之后的一股正义凛然的力量。
2010年5月19日，欧洲议会全体会议投票通过了规范欧洲器官移植的质量和安全性的决议案，以及有关器官捐献和移植的行动方案。在行动方案中特别提到了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关于中共为获取器官而杀害法轮功学员的调查报告，要求欧盟委员会就此及其它相关案例进行调查，并向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做出报告。在相关的讨论会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受到欧洲议会关注。
五、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还没有停止
2007年起，面对国际上的压力和指控，中共开始掩盖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对外宣称对混乱的器官移植市场的大力整顿，出台移植条例，器官移植医院也从600多家缩减到160多家。中国大陆2003-2006年间，器官移植数量的疯狂攀升突然刹车，2008年回落到2000-2001年的水平。
2010年，国际人权协会（IGFM）瑞士分部将二零零九年度的人权奖颁给了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奖励他们为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付出的努力。
麦塔斯先生在颁奖会的发言中谈到，中共并没有减缓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在他和乔高调查工作开始后，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的数量略有所下降，但随后又回升了。而同时被判死刑并执行的罪犯却大幅度减少。而器官移植手术的主要来源就是死刑犯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死刑犯的减少意味着更多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乔高先生也在发言中谈到，通过调查，他们得出结论，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起至二零零五年，有四万一千五百例被移植的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中共在他们展开调查后，推出了一些关于器官移植的规定，但是仅仅让大部份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从外国人变成了中国人，而在器官的供体这方面却没有什么改变。
《血腥的器官摘取》作者之一大卫•麦塔斯在温哥华，为推广新书举行签名售书活动时说，“调查之初，我们是基于否定的态度的，不相信、不希望确有活摘器官的事情存在，但随着调查的深入，我们改变了看法。在中国发生的这件令人发指的事件，不仅仅是对所有的中国人，而是对全世界人的良知的挑战，我们所有知道这件事情的人都有责任站起来制止这件事情。”
“解决的办法有很多，最直截了当的就是停止迫害法轮功。他们完全是无辜的，没有道理被迫害；终结中国的劳教所制度；要求中国政府停止摘取囚犯器官。”
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国会议员贾斯比里拉基斯（Gus Bilirakis）在众议院为605号决议案投票前发言：
“我支持605号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谴责中共持续、令人震惊的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该决议于去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年时提出。可悲的是，法轮功学员，以及与他们有关的任何人，包括为法轮功辩护的律师都受到迫害，而且直到今天迫害仍在继续。
中共对中国的所有媒体都进行审查，不允许任何揭露其残暴和不公正的资讯。今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真相。这项决议就是被中共迫害的数百万受害者的证明，中共无法掩盖真相，受害者不会被遗忘。
美国国会继续支持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这些是《世界人权宣言》承认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不能接受的，必须今天就停止迫害。”
瑞士国家器官捐献和移植基金会主席弗朗兹伊墨（Franz Immer）2007年曾受邀去北京参加一个医学会议，其间有一家医院邀请他去观摩一次心脏移植手术。他谈到：我们当然愿意看看中国的医院，但是他们问我是要在那一天的上午或下午观摩手术。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意味着器官移植有一个特定的日期，也就是说，那个提供器官的人将在特定的时间死亡，或者说被杀害。
他说：“我强烈地谴责，我强烈谴责它们如此对待民众，我更清楚地谴责把人作为活生生的器官库对待，从我的人性而言，当我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泪水就涌入眼眶，这让我非常悲伤，在当今的社会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他表示虽然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罪行已经被揭露，但是：“我要强调，作为人类的一员，我们应该站出来，向所有侵犯人权的行径宣战。”他认为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样的情况，而且每个人都应该来制止活摘器官，制止迫害。
“只要这样的行为还存在，我，以及我的家庭将不会去中国。我对那里的民众感到很抱歉，因为这不是他们的错。但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所表示，以便让那些执政者感到压力，在今后尊重人性，人道地去治理一个国家。我想如果（中国）能有所改善，他们现在拥有的知识和人才，对我们而言将是一个很好的搭档，但是必须从根本上尊重人性。”
证人之一在证词中透露她的丈夫在一篇关于摘除器官的日记中写道：“当这个病人昏厥之后，他用剪刀剪开这个病人衣服的时候，从衣服的口袋里掉出来一包东西。他打开一看是个小盒子，里面有个圆的转法轮的那个护身符。上面有个纸条，写着：祝妈妈生日快乐。”女证人说，她的丈夫受了很深很深的刺激。
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的证人所叙述的情节，手持屠刀（手术刀）的两个惨无人道的军医，毫不颤抖地在一位活生生的年仅三十多岁的已经是孩子妈妈的女法轮功学员胸膛狠毒下手，血液随之喷溅而出。随着手起刀落的瞬间，那位法轮功学员发出的那种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和“法轮大法好！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么，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的呼喊声，撼人心魂、惊心动魄。
自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年来，海内外的法轮功学员们为制止这场血腥的迫害做出了巨大的付出和不懈的努力。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自由、民主与尊重人权的国家和人民，也都在谴责、呼吁和制止这场血腥的迫害。一位法轮功学员在一首诗中写到：“没有信仰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没有信仰的人生是一个残缺的人生；没有人权的国家是一个残暴的国家，没有人权的公民是一个可悲的公民。面对邪恶对善良民众的残酷迫害，请不要再事不关己、麻木不仁。对邪恶迫害好人的容忍，即是对坏人行凶的纵容；漠视对信仰、人权的践踏和对精神与人格的欺凌，即是对邪恶的滋养和膂b同。邪恶之所以要我们在正邪、善恶、好坏面前不辨不分，是为了麻醉我们的良知与人性，从而它们就可以更加为所欲为、肆无忌惮地霸道横行。每一个人都有母亲，将心比心，如果当自己的母亲因为信仰面临中共活摘器官的残酷迫害时，您应该如何应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