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运城县看守所有一条老规矩,每隔两个月来一次调监,就是把关在各个牢房的犯人们调换一下监房,以防他们在一起待久了阴谋越狱逃跑,或搞什么反革命暴动。调监一般安排在单月的第一天。一九七八年五月一日是一个调监日,同牢的其他人全调了,只我一人未调,仍关在坐北朝南的第12号牢房,因为我已充当一年多的牢房记录员(一个牢房中的犯人头头)。
新来12号的反革命杀人犯薛明最引人注意。薛的犯罪事实,我早有所闻,没想到这次调监竟调到同一牢房。我是个“老犯”,调换过多次监房,与许多纵火、强奸、鸡奸、贪污、偷盗、诈骗、赌博、杀人、教唆、传播封建迷信等各色犯人同过牢,但和反革命杀人犯还没打过交道。
调监一结束,看守就把我叫到犯人训话室,一脸严肃地说:“你是国家干部,又是共产党员,这次把反革命杀人犯薛明调到你12号监房,就是要保证他执行前的安全。你要以党性作保证,绝对不能出任何差错,确保即将召开的公判大会圆满成功!如果出了问题,后果你应该知道!”那时真是一个人妖颠倒、滑稽可笑的年代,我的公职、党籍都在,只因抵制了极左路线,就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关进监狱,更为可笑的是,看守员还要我这个犯人以党性作保证。
为了照拂好这位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反革命杀人犯,我特意把他安排在我的身旁,一来易于监督和了解他的行为和思想,二来可以给他一点宽慰。在我们的印象中,反革命杀人犯都是满脸横肉、膀大腰圆、蛮横无理、凶神恶煞,而我身边的薛明却是眉清目秀,温文尔雅,衣着整洁,言谈举止透着一种现代文明气息,虽年近六旬,却身板硬朗、思维敏捷,可以想见,年轻时肯定是一位帅哥。如果不知根底,你绝不会认为他是一个普通农民(运城县泓芝驿公社),反倒可能以为是县上哪个部门的负责干部。
薛明安置好自己的床铺,就向大家作自我介绍,并说:“我虽然是个杀人犯,活在世上的日子也没几天了,但我绝不会给大家带来任何一点不愉快,现在我只能以与各位的和睦相处来消愆赎罪。”
大概是调监后的第八天,岗楼上传来“提反革命杀人犯薛明”的厉声高叫,紧接着牢房铁门被打开,两位狱警进来给薛明带上手铐,架着他就出去了。牢内的犯人不约而同地说,这回老薛去领取地狱通行证了。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薛明回来了,除了戴着手铐,还被砸上脚镣。他颓唐地坐在炕沿,脸色灰白,用沙哑的声音对我说:“刚才我领了判决书,是死刑,立即执行。我不上诉,已经签了字画了押。老天爷只给我十天的活命了……”话未说完,两行老泪顺着白皙的面颊流了下来。
此时此刻我能说些什么呢,只是说:“老薛,想开点,就是十天也要活好,活滋润。”同牢的犯人们纷纷用最温馨的话语来宽慰这位面临死神的反革命杀人犯。
薛明有三子一女,三儿媳身材高挑,皮肤白皙,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和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再加两条油亮油亮的大辫子,就像电影演员一样,小女儿薛雯长得比三嫂更胜几分。大队党支部书记兼大队长刘诚一直觊觎这姑嫂俩,使尽百般手段都未得逞。有一天晚上,开完社员大会,刘诚点名让薛家三儿媳和其他几位社员作为入党积极分子留下,他要对他们谈话。薛家三儿媳被安排在最后一位谈话,就在这天晚上,刘诚强奸了她。
受到污辱的薛家三儿媳,当晚将此事告诉了自己的丈夫。她决心以死来表示对丈夫的忠贞,黎明时分饮下一瓶农药,顿时口吐白沫,四肢抽搐,不省人事,没过一顿饭工夫,便撇下自己的丈夫和未满周岁的儿子,撒手西去。悲愤至极的薛家三儿子埋了妻子之后,先后到泓芝驿公社、运城县和运城地区公安处告状。公安人员听完受害人的血泪诉说,不但没有表示出丝毫的同情,反而极其淡漠地说:你是地主子弟,可别乱咬共产党的基层干部,弄不好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冤比天大却状告无门,老三万般无奈,向父亲诉说了实情。他说,既然政府不受理他的案子,还说他是阶级报复,不如拼着一死,除了这一害,为己出气,为民伸冤!薛明厉声阻止儿子:绝对不能干这样的蠢事,我托人想想办法。实际上老薛是怕儿子闯祸,陪了性命,他自己却暗下决心,以老命换取刘诚的狗命。
真是火上浇油,鬼使神差,党支部书记刘诚不知死之将至,竟然兽性大发,不久又在秋夜天幕的掩饰下强奸了薛明的爱女薛雯!
得此噩耗,薛明怒火满腔,血脉贲张,决定立即动手除掉这个孽障。那天一早,薛明亲自登门找到党支部书记、大队长刘诚,说:老大老二媳妇闹分家,闹了一夏一秋,看来过不到一起了。昨天我到娃他舅家,大舅二舅都同意,让他们各立门户,大家都安生。今天晚上他俩舅舅都来,你是一队之长,一定过来帮助解决一下家务事,拜托了。刘诚对薛家闹分家的事早有耳闻,依照惯例,村里这类家务事少不了他这位支书兼队长的大人物莅临指导。他欣然应允,顺手掏了一支纸烟递给老薛,说:没问题,吃了晚饭我准去!
薛家住在村子的最西头,五十年代初搭起的七间土坯房已经墙斜顶漏,四壁透风,一家三代十几口就拥挤在这座破败不堪的宅院里。二十几年前的薛家可不是这个样子,那时薛家是这一带头号大地主,广有土地,宅院连片,骡马成群,牛羊满圈。1941年,22岁的薛明从西北大学毕业后,随父在西安城经营一座纺织印染厂,1948年因战乱回到运城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土改中,薛家的土地、房产、农具、车马全部分给了贫苦农民,薛明也被政府辞退,回乡务农,没有住房的薛明在村子最西头搭起了这几间土坯房。
且说吃过晚饭,天黑下来,大队支书刘诚换了一件新上衣,蹬上那双能显示身份地位的翻毛皮鞋,骑上永久牌自行车,朝薛家驶去。薛家大门紧闭,刘诚揿动车铃,大声叫喊:老薛,开门!手持镢头藏在门背后的薛明,听清楚是刘诚的声音,拉开门闩,就在刘诚进门的刹那,老薛抡起镢头,死命朝他头上砸去,刘诚连人带车倒在血泊之中。
确认刘诚已经呜呼,薛明径直奔到大队部,一面用力敲击生产队的大铁钟,一面大声叫喊:“我杀人了!我杀人了!我杀人了!”然后快步回家,取了铺盖、衣物,让人用麻绳缚住自己的双手,迅速返回大队部。当天晚上,薛明被关进运城县看守所。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法院不看任何具体因果,只以出身论罪(地主出身的人杀了基层党支部书记),判定薛明搞阶级仇杀,是反革命杀人犯。
自从戴上脚镣,薛明的精神显然萎靡了一大截,但他仍一步一步在地板上走动。每走一步,脚镣上的铁链就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薛明说,很抱歉,打扰各位了,我坐不下来,蹲在床边更着急。大家都说,不用考虑我们,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天晚上,薛明彻夜未合眼,我也陪他一直熬到天亮。薛明对我说:政府判我死刑,我早有思想准备,也毫无怨言。刘诚这个畜牲,犯的是国法,我砸死他,出了气,解了恨,杀人偿命,历朝历代都是如此,我死而无怨。仔细想来,我对不起刘诚一家老少,你以后出去了,一定找到他的妻儿,转达我的悔意,我到阴间也要向他的家人赔罪。我这个杀人犯,理应偿命,但我绝不是反革命杀人犯。解放这么多年,我拥护共产党的政策,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是刘诚这个东西害得我家破人亡。我虽然是地主出身,但我和他是单个的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不是地主阶级对共产党的仇恨。判决书上说我是反革命杀人犯,我不服,我只服“杀人犯”三个字。日后你出了监,掌了权(我曾是地委书记的秘书),一定要替我把这个案子中“反革命”三字抹掉,要不然,我这个地主成分,再加上反革命,子孙后辈世世代代都不得翻身。我自己赴死并不可惜,我悔恨的是给后辈儿孙带来无尽无穷的灾难,当兵、上学、入团、入党,都不会有他们的份儿了。
薛明说着,流出两行老泪。我用手帕为他拭泪,问:“那你怎么不上诉呢?”“上诉又会有什么结果,我是地主成分呀!”“我对自己的未来也捉摸不准,只要有机会,我会替你说清楚你的意思的,让你的子孙后代不要因此受到连累。”“那我就感激不尽了。”他伸出带铐的双手,紧紧地握住了我的手。
从头天中午到第二天晚上,整整一天半,薛明水米不沾。犯人们都劝他,哪怕少吃点,吃上一口也行,你不吃饭,所里会惩罚我们的。薛明说,我的胃翻腾得厉害,一口也吃不下去,我不会绝食的,我绝不会为难你们。
第三天一早,薛明开始进食,整个监房都活跃了起来。中午时分,薛明明显地振作了许多。他说,我从小在西安长大,也很喜欢秦腔,大家这两天为我操心,喂我吃饭,为我解裤带系裤带,擦屁股,为了报答各位的相助之情,现在我给大家唱几段秦腔。说罢,他哼了一段过门,唱起了《火焰驹》、《大登殿》的须生戏。老薛的嗓门真好,一板一眼,字正腔圆,唱得满牢的犯人都鼓起掌来。薛明说:“年轻时我是秦腔的票友,能唱也能拉,可惜这多年不唱,有些词都忘了。我这是不是死鬼作乐?”
老薛一开头,几个蒲剧戏迷也唱起了《徐策跑城》、《蝴蝶杯》、《回荆州》、《九江口》,杀人未遂犯老赵也即兴唱了几段京剧《十五贯》和《盗御马》,本来死气沉沉的牢房,一下子生气勃勃,活跃异常。
此后一连两三天,老薛异常兴奋,讲自己在西安求学时参加反日大游行的故事,讲如何抵制日货,如何报名参军抗日,讲参加反内战、反饥饿活动,并且讲到解放后他在运城师范教学时,用英语翻译了《东方红》歌词,亲自教同学们学唱,说着用英语唱了起来。尽管大家都不懂英语,却用汉语和着他唱到曲终。
第六天下午,老薛的左眼突然斜了起来,左脸歪向一边,嘴也歪了。同牢的原县医院中医科大夫、奸污病妇犯张纯德说,老薛患的是中风,要赶快治疗。晚上查监时,我向看守报告了薛明的病情。
次日中午来了一名法医,带着听诊器、血压计,听了听薛明的脏腑,量了血压,又号了一回脉,然后慢条斯理地说:是急性中风,无大妨碍。他让犯人们把薛明的裤带解开,在臀部注射了一针,又留下一些丸药和片剂,嘱咐了服药的时间和办法,并要张纯德大夫按摩治疗,说完就起身离去了。
服药和按摩都不见效,薛明的口、眼、脸歪斜得越来越严重了,上下牙齿咬不到一起,饭食从嘴角里流了出来,吐字发音也越来越含糊不清。所方非常着急,请来地区医院的几位大夫会诊,经过一番讨论,议定了治疗方案。
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在死刑执行的前一天,老薛的中风症奇迹般地痊愈了,耳鼻口眼都归了原位。疾病陡消、五官端正的老薛,吐字清晰,嗓音洪亮。他开玩笑说,可能阎王爷也不爱见嘴眼歪斜、话语不清的死鬼,所以赴刑场之前全好了。老薛满含酸楚的玩笑话,激起了大家的话头,纷纷向他表示慰问,祝贺他神奇康复。
这一夜,是老薛的最后一夜,他未曾合眼,我也同样陪他一直熬到东方露出鱼肚白。老薛说:“我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里,在许多空白处都写着给家人和儿孙们的留言。这个本子留给你,以后有机会,一定送到我家,让他们仔细看看,以我为鉴,不再做违法乱纪的事,要做一个高尚的人,对大众有益的人。另外,请你转告我的家属,我的尸骨就埋在北坡梁上,绝对不能进祖茔,因为我是因杀人害命而被政府处决的,是暴死,属犯法之男、再婚之女之列,进了祖坟就玷污了先祖。我要永世做野鬼游魂,以保持薛家坟茔清白。这两件加上前些天请你转告刘诚家人赔罪的事,一共三件,承蒙办妥,我在阴间做鬼也就于心无憾了。”说着,他把此前取出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塞到我的手中。
深夜,全牢房的人都无睡意。薛明挣扎着站在地板上,一字一句地说:“大家都是法绳在身、披枷带锁的人,但犯砍头罪的只我一个,我今日现金身说佛法,大家以后想问题办事万万不可感情用事,更不能逞一时之愤而铸成千古之恨。我首先是咱们牢房的反面教员,你们可以从我这里吸取教训,但我虽然是地主成分,却绝不是反革命,我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杀人犯。”
几句话说得整个牢房鸦雀无声,死一般的寂静。这时,岗楼上传来哨兵的喝令:“12号!半夜了,还扯什么淡!”
早上四点半,天还未亮,北院的大铁门哐当一声响,伴着急促杂乱的脚步声,进来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一夜未眠的老薛忽地坐了起来,跪在床头,先作了一个揖,又磕下头去,用哽咽的声音说:“感谢大家十天来对我的照顾,我给大家叩头了。”话音甫落,牢房的铁门打开了,几个警察快速架起他朝门外走。走到当院的水龙头前,老薛说:“请警察兄弟放开我,允许我给大家告个别。”整个北院的一百多名犯人,都知道薛明要拉出去验明正身,连衣服也顾不上穿,簇拥在铁窗前向外张望。但见警察们放开了老薛的胳膊,老薛先拱手作了三个揖,跪在当院磕了个头,大声说:“永别了,大家各自保重!”说完他站起身来,又作了三个揖,依旧跪倒在地,面朝着泓芝驿的方向,一连磕了三个头,大声说:“老伴,孩子们,我走了,你们多保重!刘诚家的,我对不起你一家老少,告罪了!”
说完,他在警察的搀扶下站了起来,一步一步地朝大铁门走去,脚镣上铁链的金属撞击声在黎明前静寂的夜空里分外响亮和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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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一个退伍兵,年底赶集买一斤猪肉准备过年,又临时决定买一个很便宜的毛泽东半身石膏像。就骑一辆光自行车,怎么往回拿呢?有了!挂车把上。这边挂上一斤猪肉,那边挂着用一根麻绳拴住脖子的毛石膏像,很结实。可是没走多远,被人逮了起来,罪名是想把毛主席吊死,属于现行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