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洪波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三月十四号是国际反建坝日，环境问题专家王维洛博士认为，建坝不是中国传统，而四九年后大规模进入中国的事实证明害处远远大于好处。
毫无疑问，水库的兴建对当今中国环境改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对于是否应该修建水库、应该在河流上兴建大坝的评价在世界上却呈现出截然对立的态度。一九九七年，国际上的一些具有重要影响的水利与环境问题专家，环境保护团体，在巴西开会决定把三月十四号定为国际反建坝日，以提醒人类社会关注，并且必须反对这些对自然生态具有根本性的破坏作用河流大坝和水库的建立。此后，每年在国际反坝日世界各地都会例行地举办不同形式和规模的反对兴建水库和大坝的活动。
关于建坝和反对建坝问题与中国的关系，记者三月十四号，国际反建坝日前采访了旅居德国的环境问题专家王维洛博士。王维洛博士著有多本反对建立三峡大坝的专著，是中国当代环境保护问题具有是权威性的学者。
关于建坝和修水库问题，他首先对记者说，“世界上建大坝的历史很早，主要不是在中国，中国在大坝的历史上没有这个建坝，中国人是不建坝的。很早是在什么地方建的呢？是在中东、在欧洲，比如说在西班牙，他就很早就建坝了，他们主要是解决灌溉问题和供水问题，比如说像罗马。”
关于修建大坝和水库在中国当代的情况，王维洛博士介绍说，“中国古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修建大坝，到了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中国大概只有二十几座大坝。二十几座大坝都是日本人建的。日本人在当时的满洲国建立的。而中国人自己，国民党政府在云南建过一个很小的电站。但是现在，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大坝都是在中国造的。”
关于建坝思想及实践大规模地进入中国，王维洛博士介绍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派了傅作义，带着张光斗等等一起到苏联取经去了，怎么来治水。因为毛泽东特别想当一个大禹式的政治家。据说是从苏联取回来了真经了，建大坝又能够防洪，又能够防旱。中国人就开始建造了他的第一个大坝，北京的官厅水库，然后首先开始在淮河流域建大坝。淮河流域上的每一条支流上都建立了十几个大坝，他们叫‘葡萄串’。最后弄得整个淮河水都不再流了，整条淮河都死掉了。”
关于建坝的实际结果，王维洛博士进一步介绍了北京人所亲身经历的官厅水库和永定河的变化历史。对此，他说，“北京的官厅水库是建立永定河上的。永定河原来是北京的主要水源，每年有二十亿立方米的水。官厅水库刚一建立的时候还是很有效的，但是就在官厅水库建立以后，中央政府又在官厅水库上游建立了很多水库，一共建立了五百多座水库大坝。现在，北京人都知道永定河不但是污染的，而且基本上没有水了。这就是说永定河由于大坝建立的太多，由于水面增加——水的蒸发，北京人每年损失了二十个亿立方米水。那么据说现在的南水北调工程中线方案每年给北京提供的水是十亿立方米。这就是说永定河曾经具有的水量是现在的南水北调要供应的两倍。这也就是说，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弥补的只是他们造坝历史造成的损失的二分之一。”
（特约记者：天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