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初高中都在韶关北江中学度过。文革开始，中学停课，学生造反，1972年后教育秩序一度恢复正常。记得读初一、二年级时，所有考试都是开卷，到初三年和高中，就实行闭卷考试了。1973年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我们这些想读书的人都绝望了。
同学李小益，出生在广州一个干部家庭，初二时随父母调到韶关。他音乐、数学、英文都很不错，诗词写得特别好。我俩和另一位同学原满韶，三人关系很好，喜欢看书，经常互相借书看，其中有些是受批判的禁书，如《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家巷》等。那时因反苏修，《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让唱，但我们偷着学唱，成为我们高中时代的流行歌曲。
在那个令人窒息的年代，有想法的年轻人都变得很叛逆，总想干点什么出格的事情，我们三个就特愤青。1975年，我们高中毕业，想考大学根本不可能。那时，想成为工农兵大学生，要工作几年后由组织推荐。我被分到韶关耐火材料厂，原满韶去了韶关柴油机厂，李小益去曲江县大塘公社一个知青点务农。虽然分开了，三个人还经常聚在一起。
1976年，大约是4月7日，我们从广播里听到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四五运动。8日，李小益从知青农场回来找我，说起四五运动，明明是群众悼念周总理的革命行动，却被诬为反革命政治事件，我们非常气愤，觉得要做点什么，表示对北京的支持。
4月11日晚上10点多，我和李小益骑着单车出来。天下着雨，街上行人很少。在韶关市区几个人流较多的地方，我俩一人迅速往墙上贴标语，一个人用雨衣遮挡，一个半小时内贴出20多张标语，
内容有“伸出医国的手，重整山河”，“XX反动命难逃，挣扎徒劳，革命巨浪比天高，试看江南与江北，滚滚波涛”等。
第二天一早，这些言辞大胆的标语立即引起巨大轰动，有关方面迅速开展全市摸查。事发一个月后，我们被捕，三人以“张贴反动标语，破坏反击右倾翻案风”罪被定为现行反革命集团，街头批斗二十多天后入狱。李小益被判处死缓，我被判有期徒刑20年。贴标语的仅是我和小益二人，原满韶只参与了议论，但有关部门硬要做成“集团案”，我们三人的一些同学、亲友也受到牵连。
在韶关监狱仅关5个月，就传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老百姓的眼睛是雪亮的，我进监狱不久，狱方就把我调入医训班，医训班结业后干脆不再让我去劳动，专心写申诉材料。1978年11月的一天，狱警通知我：“你可以出狱了。”
整整坐牢两年半（30个月），走出监狱那一刻，没什么大喜大悲，只是很开心。韶关市为我们三个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平反大会。我们回原厂上班，省里领导来韶关看望我们，问我们对今后的想法：如果想工作，可以安排条件好一点的工厂，如有别的想法也可以提出来。我们三个想都没想，立即要求：上大学。当初在狱中听说1977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我很激动，可是根本没可能去考试。出狱时，1978年夏天第二次高考的机会已经错过。
省领导谈话几天后，有关方面通知我们：可以参加高考。考前填报志愿，我们三个都选择中山大学，出于政治抱负，而且都选择了文科，我填报的是中文系，李小益是哲学系，原满韶是历史系。我们用了两天时间关在家拼命复习。
考试安排在韶关市委招待所，一人一个房间，卷子是1978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统考副题。我现在唯一记得的一道题是“郑和下西洋”名词解释。总体感觉，对我而言，考题不算太难。1975年高中毕业后，我三年没碰过课本。幸好，中学基础还算扎实，在监狱里我也经常看书看报。大概过了一周，我们就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考试分数没有告诉我们，我知道这个并不重要。
1978年11月30日，《南方日报》报道，郑植河等四位青年，因支持“四五运动”入狱，平反后被广东省招生委员会批准进入中山大学学习。报道中说，他们的文化基础知识掌握得较好，有一定的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根据德智体全面衡量，被破格录取到中山大学深造。
1978级中山大学中文系约100名学生，分甲乙丙三个班，我在丙班。我是班上唯一被破格录取的，同学们大多知道我被捕入狱的事情。当年的报纸把我、李小益、原满韶写成是“四五英雄”，但同学们并没有把我当英雄看待，大家关系平等，互相尊重，文革中那种盲目的迷信崇拜已经逐渐在改变。
经过韶关之劫，我在大学里比较沉默，但骨子里依然是个愤青，依然很关心时事，有时会为某个政治问题与持不同看法的同学争个你死我活。班上有不少愤青，当时我们中文系的教材还是很“左”的，像张爱玲、钱钟书这些大家，基本不在视野，徐志摩、胡适等是反面批判对象，重点则是鲁郭茅巴老曹。记得有一次现代文学课，有个观点比较激进的同学对老师说，孙犁不能算作家，他根本没写出什么好作品。
1982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韶钢，负责宣传报道。深圳、珠海的活力吸引了我，1987年，我决意离开国企，到深圳一家报社当记者。80年代末，我又调到深圳旅游局，成为中国第一批星级酒店检查员。2005年，我自己创办了一家酒店管理公司。
我的同班同学，有从政、从商、从文的，不少是知名的成功人士，我经历过种种挫折，现在算是半成功吧。我经常对部下和朋友们说：“如果与发财的同学比，我要跳右边的河；与升官的同学比，我要跳左边的河。所以，千万别比，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走好自己的路就是了。”其实，大家的处境不同，与大学毕业后各自选择的人生道路有关，这恰恰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三十年来在日趋多元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