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66年8月22日，星期一，天色阴沉，气候燥热。我像往日一样，早早来到办公室。多年来，黑龙江日报编辑部形成一个习惯：编辑、记者上班后，第一件事是浏览一遍当天的报纸，既了解国内外新闻，也找报纸上存在的问题，如有发现，就写到评报栏上。我拿起散发着油墨味的当天报纸，看着第6版上由我拍摄的一整版“哈尔滨之夏”音乐会图片，心里美滋滋的。
哈夏音乐会是在“毛主席亲手点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中开幕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向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猛烈开火”是这届音乐会的主旋律。报社为突出宣传这届有特殊政治意义的音乐会，特地从编辑部各部门抽调记者，组成一个哈夏报道组。我被指派参加该报道组，负责摄影采访。报纸每天刊发我拍摄的单幅新闻照片，我希望在音乐会闭幕前发个整版的图片专刊，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这一整版照片，版面大方，图片清晰，效果很好。
文革开始不久，为彻底破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报纸取消了记者的署名，文字记者一律署“本报记者报道”，摄影记者则署“本报记者摄影”。说实话，我从小成名成家思想浓厚，信奉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作为一个刚刚走上新闻岗位的年轻人，我心里整天想的就是尽早成为名记者。现在报纸突然取消记者署名，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了外界也不知道是谁干的，怎么实现我当名记者的梦想呢？心里虽这么嘀咕，却不敢说出口。
看着自己所拍照片赫然印满整整一块版，虽然只署“本报记者摄影”，但社内和外界一些知情人看到了，都知道这是我李振盛拍摄的作品。想到这一点，也有一种自我满足感和幼稚的成就感。
编辑部的评报栏上很快贴出了第6版的图片专刊，评报者在报纸上用红笔写出评语，建议给这个照片专版评为“好稿”。
就在这时，有人跑进3楼摄影组办公室，慌慌张张地对我说：“不好了，哈军工的红卫兵把咱们报社包围了，揭发今天报纸上的哈夏音乐会图片专刊中有反革命事件。他们要求揪出肇事的摄影记者，还要揪出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幕后策划者。总编辑让你先到楼顶平台上去躲一躲，免得他们冲上楼来把你揪走。”
我还没弄清今天的报纸上到底出了什么反革命事件，就被人连推带拽地弄到楼顶平台上。躲在楼顶，仍能听到报社大门口传上来的喧嚷吵闹声。我在楼顶探头下看，但见黑压压的数百名身穿草绿军装的红卫兵，挤满了报社门前的人行道和那块不大的绿草地，花草被践踏得一片狼藉。看起来，红卫兵们群情激愤，有的挥动着《黑龙江日报》，比比划划地在向过往的行人宣讲着什么，有的又吵又嚷，在与报社职工争论着什么。
我独自一人在楼顶平台上转来转去，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过了许久，有位同事气喘吁吁地跑上来，对我说：“那些红卫兵太不讲理了，非要让摄影记者出面交待问题不可，总编辑怎么解释，他们都听不进去，说今天这块图片专刊版面的摄影记者不露面，就决不收兵。总编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让你下楼去对红卫兵讲一讲发稿的过程。”我问同事，他们究竟抓到了图片专刊什么问题，这时才从同事口中得知事件的原委。
那时我们的报纸每天4块版，有重要报道时才临时增版。8月22日的报纸，为突出对文革开始后第一次哈夏音乐会的宣传，增版两块，共出6版。我拍摄的9幅音乐会舞台照片，发在第6版，通栏大标题是“歌颂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歌颂社会主义新时代”。左上角是革命职工高唱《东方红》的大合唱照片，其背景是一面巨大的红旗，旗杆顶上有一个锋利的枪头。背面的第5版，是有关音乐会的文字报道，右上角那篇文章《革命歌舞越看越有劲》，配有哈夏音乐会会徽——毛泽东侧面浮雕像。单独看这两块增版，翻来覆去怎么看都找不出丝毫反革命事件的痕迹，反而会称赞这一天报纸对哈夏音乐会的宣传报道实在是非常成功，效果极好。
然而那时不知是谁发明了“透视看报纸”这一损招儿，一些红卫兵常拿着报纸对着太阳透亮看，总想从中找出“阶级斗争的新动向”。8月22日的报纸，对着阳光一看就发现问题了：第6版那面红旗旗杆顶上的枪头，正巧从第5版毛泽东侧面像的下巴部位刺进去，斜着穿透脑壳，在头顶上刺出。这样，“掩藏着的反革命意图便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红卫兵愤怒地指出：“更为恶毒的是，在这个掩藏的反动图案旁边，还故意安排一行大字标题——‘越看越有劲’，真是何其毒也！这种反动气焰何其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他们把此事定性为：“这是以极其险恶的用心来发泄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的刻骨仇恨”，“这是有意制造的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事件”。一旦罪名成立，这可是滔天大罪，依法当诛，罪在不赦!
我听了同事的介绍，仍不相信天底下会有这等凑巧的事，急忙跑回办公室，拿起报纸对着窗外的阳光仔细看。天啊!那红旗的枪头真的是不偏不斜，正从毛泽东头像顶上穿过。心中不仅暗暗叫苦：这种倒霉的事儿，怎么偏偏叫我碰上了？
在那指鹿为马的荒唐岁月里，曾听说过一些稀奇古怪的“反革命事件”。《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一幅《你追我赶》油画，有的人疑神疑鬼，从油画前景的芦苇丛中硬是发现了“蒋介石万岁”的反动标语。有的人从八大山人的国画珍品中，竟看出了“白眼望青天”的反动内涵。国画大师李苦禅画的泼墨大写意《八朵荷花》，被批判是“恶毒污蔑八个革命样板戏”。这些传世之作，都被宣判为黑画，横遭批判。
我怀着极为愤懑的情绪走向一楼大厅，想与那些缺乏常识的红卫兵理论一番。大厅里挤满了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和其他大中专院校的红卫兵，报社的许多职工也闻讯赶来，与红卫兵们争论着这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昨天晚上值夜班的副总编王庆功被红卫兵团团围住，逼迫他交出与这起反革命事件有关的摄影记者及幕后策划人。
“这就是拍摄这一版图片专刊的摄影记者李振盛同志，请他介绍一下哈夏音乐会照片的发稿过程吧。”王副总编见我来到一楼大厅，便向红卫兵介绍。
红卫兵一看我是一个比他们大不了几岁的年轻人，没等我对发稿情况做出解释，就七嘴八舌地盘问起来。我如实介绍了这一版图片选片定稿、版面设计、制版、付印的全过程。他们大概也听不太懂，仍然不着边际地问这问那。我有点不耐烦，说话时带着很不服气的腔调。
“你就是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制造者之一，你还敢嘴硬？！”他们大叫起来。“你们没有调查，不了解情况，凭什么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你们有什么证据？天底下有你们这样看报纸的吗？纯粹是没事硬找茬儿！无事生非！”
“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你们这起反革命事件的证据全都印在报纸上了，这种反革命的伎俩，就是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新动向，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群众一看就明白，还用去调查吗?”他们振振有词地嚷着。
“在拿枪的敌人被消灭以后，不拿枪的敌人依然存在，他们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我们决不可以轻视这些敌人。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地提出问题和认识问题，我们就要犯极大的错误。”一个红卫兵头头号令在场的红卫兵，一起打开人手一册的《毛主席语录》，集体朗读了一段“最高指示”。这分明是把我们报社的编辑、记者都当成是“不拿枪的敌人”。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结论是产生在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我也不示弱，你们是红卫兵，咱也是根红苗正的红五类，难道还怕你们不成！就顺口背诵了一段最高指示。红卫兵看我竟敢用最高指示顶撞他们，跟他们打语录仗，更是恼怒，威胁说：“你再不老实，就揪斗你!”一名小个子红卫兵冲上来，一把揪住我的衣领，说要拽我到他们造反团总部交待罪行。
“我们报社就他这一个年轻的摄影记者，你们要是把他带走了，你们明天在哈工大操场上举行的造反点火大会，我们就派不出记者去采访了。”在这关键时刻，王庆功副总编拨开人群，从容地走到我的身边，用他那特有的不紧不慢的语气，对那位揪着我衣领的红卫兵说。明天的造反点火大会要首次揪斗省委领导干部，如果省报没有记者到场采访报道，岂不缺少权威性？红卫兵头头一听王总编这话，就说：“先不用带走他，让他戴罪立功!”那小个子红卫兵极不情愿地松开手，狠狠地用力一搡，咬牙切齿地说：“你听见没有?今天暂时不揪你，是让你戴罪立功!”
“好汉不吃眼前亏，算了吧，别跟他们这帮小孩子们一般见识。”站在旁边的报社经理部的小鲍轻声劝我。
假如我被红卫兵拉到他们的造反总部，肯定没好果子吃，不管是坦白，还是抗拒，都会受皮肉之苦。那时红卫兵打人最常见的招数是抡起军用皮带，用那铁扣子没头没脑地乱抽一顿，不少人就这样被打伤致残，有的被打致死。哈尔滨三中的老校长，就被该校的鬼见愁红色造反团用皮带扣活活打死在地下室里。
哈军工红色造反团向社会大量印发传单，揭发《黑龙江日报》发生的这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一时轰动全省、全国。一位在另一家省报当记者的老同学来信说，当时他看到了红卫兵邮寄的传单，说“这是一起公然利用党报制造的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还点了摄影记者的名字，很替我担忧。
经协商，由前来包围报社的哈军工等3个单位的红卫兵组织和报社印刷厂的工人赤卫队组成联合调查组，负责调查这起反革命事件的始末，然后做出结论，公诸社会。
调查半个多月，9月10日发布一份调查报告，由报社印刷成传单，有好几万张，送各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团，散发全省各地市县，还邮寄到北京及各省兄弟报社，以消除起先红卫兵广为散发的透视看报纸发现反革命事件的传单所造成的不良影响。我心想，应当保留一张调查报告原件，作为这次痛苦经历的历史凭证。几万张调查报告传单都散发、张贴光了，我把报社大门前墙上的一张揭了下来。这张四角有粘贴痕迹的传单，与一张增刊报纸一起，被我完好地保存了将近40年。这份调查报告传单如今大概仅存世这一张。
现在读这份调查报告，觉得十分好笑，一个本来明明白白的事儿，却兴师动众地去“认真调查，反复核实”，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玩笑。
调查报告对红卫兵围攻报社、揭发反革命事件的革命行动给予充分肯定：“广大革命学生对两个版面提出质问，是出于对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大大提高的表现，也是出于对党报的高度的关心。《黑龙江日报》的革命职工，对提出质问的革命群众表示敬佩和谢意。热烈希望广大革命群众对报纸工作继续加强监督，经常提出改进工作的批评和建议。今后一定要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强政治责任，认真改进报纸的编排校印等工作。”折腾了半个多月的闹剧总算结束了。
这张传单的落款是“联合调查组”，其成员是哈尔滨电机厂四车间红卫兵、哈尔滨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哈尔滨建筑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团和黑龙江日报社赤卫队。在这4个造反组织中，有两个造反组织用了“毛泽东主义”，而不是“毛泽东思想”。当时大树特树毛泽东的绝对权威，公开宣扬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北京，红卫兵们觉得，马克思和列宁的理论都可称为“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被称为“思想”，这不公平！他们发出一个倡议：要把“毛泽东思想”改称为“毛泽东主义”！全国红卫兵纷纷响应这个“伟大倡议”，成立“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据说周恩来曾为此专门请示毛泽东，最后确定还是称“毛泽东思想”，这场毛泽东思想升格闹剧最终平息。
调查报告总结的教训之一是：“过去出版报纸没有隔纸相望检查的习惯。因此，在报纸的各个环节上，也就没有用透视的方法去检查报纸。所以，在《黑龙江日报》1966年8月22日五、六版上出现了这种情况。”鉴于此，报社领导立即整改，总编辑通知经理部，让木工房加班赶制几张灯光台。灯光台有普通办公桌那么大，台面是一块透光磨砂玻璃，下面装4支日光灯。一开灯，整个台面通明透亮，把报纸大样放在上面，就像医生看X光片那样，能看到“透视效果”。各版大样合到一起，放在灯光台上隔纸相望，反复透视检查，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让排版车间改版，调整版面位置。
那时，报纸的第一版经常有整版或大半版的毛泽东照片，其他各版通常都是各种批斗会的报道或大批判文章。刚开始的时候，要求不得在毛泽东像的背面出现含有“反面内容”的文字，而且不管是大标题，还是正文中的小号字。这种严苛的要求是根本办不到的事。实在没有办法，后来又退了一步，改为不准有“反面意义的大字标题”印在毛泽东像背面，譬如当时批判刘少奇是“大内奸、大叛徒、大工贼”，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在大批判中还常用“修正主义，反革命，走资派”等等，这些字眼决不允许叠印在毛泽东像的背面。值夜班的编辑，人人神经高度紧张，疑神疑鬼，草木皆兵，惟恐惹出政治麻烦。
报纸大样放在灯光台上，反复透视看几遍，改来改去，没完没了,如此“整改”，给排版车间额外增加许多麻烦，排版工常常一次又一次地改动重排，到下班时间也无法下班，苦不堪言。
据说黑龙江日报社是最早制作灯光台透视检查报纸大样的报社，后来中央各大报社以及全国各地方报社也都先后增设了灯光台，供夜班编辑透视看大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