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刚毕业教书时，经常在学校里听人讲一个故事。五七年反右，上面规定每个单位必须划几个右派，有明确的指标，跟现在生孩子指标一样。不过，领导最初表达的意思似乎是：只给你这么一个右派称号，不影响其他，比如工资待遇什么的。学校里通过做广大教工的工作，总算划出了几个右派，但还缺一个不达标。怎么办？校长召开全校教工大会，鼓励大家发扬民主，提名推选。大家都不说话，耗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某年轻教师内急，憋不住，去尿个尿，回来发现自己已被选为右派。
我一直以为故事里的这个年轻教师是我校的一位退休教师。此人在我开始工作时就已退休，现在70多岁了，慈眉善目，酷似弥勒佛，笑起来找不到眼睛，和善得很。如今年老无事，有事没事总喜欢往学校跑，聚在教师中间讲故事，主要是臧否人物穷开心。有一次他嘲笑英语教师水平低，说80年代有美国友人访问我校，其中一男友人想小便，问厕所，可他用的不是WC，也不是Toilet，而是一个美国土词，全校英语教师没有一个听懂的，茫然无措。实在沟通不了，美国朋友只得动用人类共通的手势语，捏着裤裆嗷嗷直叫，大伙这才恍然大悟。
现在此老没事儿喜欢在街上闲逛，找错别字，尤其喜欢找《绍兴晚报》的错儿，找到就去跟报社理论。人家都不理他，当他吃饱了撑的。他不屈不挠，一而再再而三打电话。有一次，他来我们办公室打电话，晚报接电话那人一听是他，没好气，出语不逊，双方在电话上吵起来，老人家满脸涨红，对着话筒咆哮。
我是语文老师，有时候他也问我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一来二去，彼此熟悉起来，我这才知道，当初他并不是右派，而是现行反革命。因此即便后来出狱，他也不能教语数外等主课，叫他教地理，也不给评职称，最后是中学中级职称退休的。
事情是这样的。文革期间，有一天他突然发现《东方红》和《国际歌》有矛盾——《东方红》说“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国际歌》说“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说起来，这个发现没什么伟大的地方，很多人都发现了，只是人家都是聪明人，憋在肚子里不说。这位先生天真得可以，把这个当作天大的发现四处宣扬：“喂，朋友，我发现《东方红》和《国际歌》有矛盾呢！”
革委会把他抓了起来，劳教，受了不少苦，还连累他的孩子。老爹是反革命，儿子当然是狗崽子，无产阶级要踩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这话不是比喻，是写实。文印室刻钢板的一个教工，出身好，有一次真的用皮鞋踩他的小儿子，踩到往外吐食物。
当时去抓他的那个人，现在还健在，二人相安无事，他也不记仇，只是对踩他小儿子的那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老人至今耿耿于怀。改革开放初，冤假错案都平反了，可是这位老人说，他的现行反革命案至今没有得到平反。有一天，他把当初判决书的复印件拿给我看，上面某某革委会的公章赫然在目。我问他正本在哪里，他说那是不能给人看的，他要藏起来。
这老反革命多才多艺，会书法、篆刻，还作古体诗。他把整理成册的狱中诗集拿给我看，新近写的诗自署“退思居士”。很多人都把这位老人当个笑料，但我知道他不是。我记下他，不是因为他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乃因为他是一个曾经受苦的人，可到现在也没有一个部门来承担这个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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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白：一个同学打靶挖回不少子弹头，把里面的铅烧化，用自制的模具浇注毛像章。铸的像章不少，但个个呲牙咧嘴，便想赶紧处理掉，不然会惹麻烦。他找来锤子，一个个砸平，以为别人看不见就没事了。不料还没砸完，被邻居发现，举报了，他成了反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