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一九六九年底，北京第五十七中学的操场上举行一次震慑群众的“镇压反革命大会”。囚车是一辆人们俗称为“闷子车”的庞然大物，车身玄青，不带窗子，驶入五十七中后，停在校门里侧。车里囚禁着六七个即将批斗示众的犯人，其中有一位戴着镣铐的女性重囚犯。
那是一个午后，日光毫无暖意，五十七中全校师生和附近的翠微路中学、玉渊潭中学、羊坊店中心小学、铁路七小、铁路五小等校数千名中、小学生，列队进入会场，在严寒中席地而坐。现场观众还有铁道部专业设计院职工，北京铁路局职工，以及羊坊店地区的街道居民，人数多达万余。
五十七中的语文教师杨秀媛，那时二十八岁，上午得知被批斗的女性重犯是班上的学生张大圃的妈妈。“镇压反革命大会”时常举行，她熟悉其阵势，痛苦便袭上心来：大圃聪明懂事，处处要强，他还不到十五岁，怎能目睹那种现场？又怎能那样与母亲生离死别？慈悲的杨老师决定，由同班的两个男孩子陪伴大圃，下午留在家里“复习功课”。
可是，在进入会场的小学生队列里却有大圃的妹妹张可心。可心才十二岁，是铁路五小的学生。那天上午第四节课，老师没有让她上，在教师预备室里，她得到了专门针对她的通知：“下午在五十七中开会批斗你妈妈，全年级都去参加，你也要去，要站稳立场，跟你妈妈划清界限。”这位中年女教师，是可心的班主任。
世界在可心的眼前土崩瓦解！为什么老师这样冷酷？为什么召开可怖的大会？妈妈，你在哪里？为什么他们给你加上反革命罪？
大圃和可心的妈妈叫王佩英，曾在铁道部专业设计院托儿所工作。在五十七中会场上，不少孩子认识这位身材不高，面容和善的邻居、阿姨。初一的小瑜（化名）记得，妈妈与王阿姨常来常往，“三年困难时期”自己还吃过王阿姨给的包着玻璃纸的牛奶糖，家里还有一件王阿姨送的礼物，是个漂亮的纸制小手风琴。
有人领头喊起了口号。犯人们都被押上来，会场秩序森严，杀气熏天。大圃和可心的妈妈王佩英被戴白手套的军警扭着、拖着。她胸前挂着大牌子，写有名字，名字上打着血红的叉子。她不服，被强摁着头与其他犯人排成一溜。发言人宣布他们的“罪状”，喊到“王佩英”时，押她的两个人突然从身后凶狠地揪住她的头发，猛地将她的头扯起，向观众扬了一下。
杨老师看清了大圃的妈妈那张惨白、消瘦的脸。一条肮脏的宽带子紧紧地勒着她的下颌，把被蒙住的嘴勒得现出凹陷。她不肯低头，分明是在抗议，挣扎着要说话，可是却发不出声音。镣铐“哗啦”一响，杨老师的目光又落在她的脚上，一只脚上没有鞋，冻得通红。
恐怖大戏就这样在众多中小学生眼前继续。会场上口号震天。犯人们被押下去时，镣铐“哗啦、哗啦”的声音令人闻之悚然，全场突然鸦雀无声，一片死寂。可心抱住双膝埋着头，一直在屏息静气地忍耐。听见镣铐的声音，她知道亲爱的妈妈走了，越走越远，她再也不可能见到她了。这纤弱的女孩一动没动，悄无声息的泪滴滴落在地上。
散场时，五十七中的学生们排队返回教学楼，外校的学生们也都排队走回自己的学校。那辆囚车从校门里驶出，在他们身边扬起一路烟尘，消失在街道尽头。
元旦过后不久，一九七〇年一月，羊坊店铁道部宿舍一带贴出了毛泽东语录打头的布告：王佩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十年后，这一冤案得到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