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峰转自美国普度大学网站
中国维权运动的历史和现状
滕彪
按语：2014年5月5日至7日，“宗教自由与中国社会典型案例学术研讨会”在普度大学召开。会议参加者包括 30余位为在中国社会中积极提倡、保护并争取宗教自由权利的牧师、律师和教师，与会者基于当代中国社会权利贫困的现实，就宗教信仰与公民权利的关系、宗教自由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以及为信仰维权的多个维度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热烈的讨论。经过三天的热烈研讨，对于宗教自由问题达成许多共识。《宗教自由普度共识》文本及联署签名已在2014年5月14日公布。
在这次难得的“三师大会”上有很多精彩的个人演讲和互动研讨，我们将会整理发表。今天（2014年10月13日）首次公开发表滕彪博士在研讨会的演讲。这个演讲从宏观上介绍了维权运动的兴起、历史和现状。
滕彪2002年获得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学位，2003年起为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教师，讲授法理学、法律语言学、法律与文学、法律社会学。目前为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在“孙志刚事件”中，滕彪是上书的三博士之一，最终导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2005年参与“蔡卓华案”的辩护，蔡牧师因为印发《圣经》和宗教书籍而被指控为非法经营，律师团辩护指出，这实质上是一起违反宪法所保障的宗教自由权利的案件。蔡卓华案的辩护，是中国维权律师集体亮相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之后不久，香港的《亚洲周刊》评选出当年的“风云人物”，就是中国的维权律师。维权律师群体由此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
杨教授说今天我们这个会是“三师大会”，律师、牧师和教师，我不是牧师，我曾经是律师，但是现在被吊销律师证。曾经是教师，哦，现在还是教师，但不能上课，被停课［编注：2014年9月被中国政法大学以“出国逾期不归”为由除名］。我不是“三师”，我是“黑五类”，政府的“黑五类”：维权律师、地下教会、网络领袖、异议人士、弱势群体，五个我占了四个，所以我长的那么黑。在座的王怡，五个“黑”他占全了，但他没我长的黑。我今天和大家报告一下关于中国维权运动的一些思考，我想把维权运动放在一个更大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梳理，以及对它的分析和展望。
一、维权运动的兴起
1949年建立的极权体制，“毛体制”一直到今天阴影还在，所以有一个说法：只要天安门城楼上还挂着“毛片”，毛的照片，我们就是同一代人。然后到1976文革，之后是所谓的改革开放。对“四人帮”的审判，在中国政治进程中是一个象征，它用法律审判的形式，包装了一个宫廷政变，把毛和中共所犯的巨大历史罪行推到“四人帮”少数几个人身上，辩称犯错误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一小撮混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党是不能犯错误的，党只能纠正错误，所以党每犯一次错误，都给自己争取了一次纠正错误的机会，这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这么愿意犯错误。
但这个审判在某种意义上重新开启了中国法律化的进程，然后就是80年代的法律化运动。到了1989天安门民主运动。然后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和互联网的兴起。原来的意识形态话语，阶级斗争啊，斗私批修啊，这些原教旨的、毛主义的东西不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所以当局提出“依法治国”，后来甚至“人权入宪”，这是维权运动得以产生的重要的话语条件和制度条件。用我们的词，叫“假戏真唱”，用现在的宪法、法律能够为我们用的东西来维护权利。中国的法律是一个文本，如果你不用的话，它就“死”在那，我们努力把它激活。
现在研究中国维权运动的学术文献中，一般都把2003年作为维权运动兴起的标志性的一年，这一年，除了“孙志刚事件”，还有很多事件，像蒋彦永披露SARS真相、“李思怡事件”、“孙大午事件”，还有年底的人大代表参选等等，法律人、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在2003年前后中国的维权运动能够兴起？它需要一系列的社会条件、政治条件，首先是法律的发展，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职业的重新恢复（文革的时候公检法都被砸烂了）；其次，市场经济，互联网，扩大了民间活动的空间，扩大了人际交往和民间联合；高速公路、铁路和手机用户的发展、网民数量和社交媒体的发展，都非常迅速。这些都是中国维权运动能够存在、能够发展的重要条件。
然后呢，就是自由主义的兴起，尤其是80年代90年代之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当然，还有民主人士的不断努力。当年北大有一个老师叫王天成，他因为“组党”被判刑5年，和胡石根一起。王天成从监狱出来之后，看到我们这帮律师在搞维权运动，非常兴奋，他说，你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权利、权益结合的道路，在他们那个年代，在80年代，甚至包括90年代，他们要求民主、要新闻自由啊等等，这些口号当然都很重要，但是它和具体的个人利益、民间底层的利益没有联在一起，而维权运动找到了这样一个道路。我跟他说，并不是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条路，而是你们所开创的空间给我们有这样的可能性，没有魏京生、徐文立、王丹、刘晓波、秦永敏、胡石根这些人的牺牲，后面也不会有维权运动的兴起。
二、维权运动的“剧目”
维权运动当然有很多形式，用社会运动的一个词，叫repertoire，就是斗争剧目。
我们最重要的斗争剧目就是人权案件，通过代理案件，在法庭上来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体制进行斗争，或者完善法律，来增加维权运动的影响，这是法庭上的抗争。
还有媒体，维权律师和其他律师有很多区别，其中一个就是和媒体的关系，有些律师可能也代理一些和人权有关的案件，但是他们不是人权律师，因为他们不敢把这个案件当中违反人权、违反程序的东西，向网络、向媒体公布，不敢公开的挑战，我们一般不太认同这种是维权律师。
在法庭之外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挑战“恶法”，比如说，针对收容遣送制度，针对劳教，最近针对收容教育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比如“激活宪法”，中国的宪法是一个“死”的法律，比如说宪法里面有“特别调查委员会”，在“孙志刚事件”之后，贺卫方等五个教授就写公开信，要求成立特别调查委员会等等，类似的这种例子很多，要通过一个公开的挑战，让它活起来。
“围观”、“打酱油”，这个词是从2007年厦门“PX事件”开始，因为中国的集会游行示威法，基本上剥夺了宪法所赋予公民的集会游行示威的权利。在实践当中，具体的公安部门，他们在受理集会游行示威申请的时候，从来不批准任何一个集会游行示威，中国公民的这个权利事实上被剥夺，很多集会游行示威就是只能以非法的形式存在。有的时候就要包装一下，不管它叫游行集会示威，而叫“围观”，“散步”，或叫“打酱油”，“我是来打酱油的，我正好路过这里。”在“厦门PX事件”，在后面一系列案件当中，都是这样的。
成立NGO，像北京很多维权律师，因为他们代理太多的维权案件，就被吊销律师证，或者年检不被通过。他们一方面继续通过公民代理等方式继续去代理案件，另一方面，有些人转向NGO，成立一个NGO，作为推动民间社会的一个平台。
还有参选人大代表、“公民不合作”、“公民不服从”等等，各种各样的斗争剧目。
这个我稍微讲一点，要把“公民不合作”和“公民不服从”区别开来。“公民不服从”呢，刚才提到了，它有一些条件，比如它是非法的，它是公开的，它是依照良心来“违法”，并且主动地、自愿地承担责任，一般研究“公民不服从”的理论家认为，这样一种斗争形式它只适用于民主体制，国民对宪法的合法性有一个共识。像中国这样一个专制体制，恐怕不太适用“公民不服从”。有很多人推广“公民不合作”，比如说，广州唐荊陵律师，在推广“公民不合作”，有很多项目，其中一个叫“8毛钱赎回选票”运动，因为中国的选举是假的，如果你不去公开的说出来，而去投票，等于你参与了这种虚假的选举，唐律师就号召大家发出公开的声明：“我不参与这种选举”，这叫“公民不合作”。为什么叫“8毛钱”呢？你最多花8毛钱，寄一封信给他，说我不参与选举。实际上不需要寄信，在网上申明就够了。像家庭教会的不去登记，也是“公民不合作”，但是像守望教会、秋雨之福，在户外进行崇拜，这就比较像“公民不服从”。像杨支柱，按照法律，他只能生一个孩子，他非要生两个，而且公开的生，在网上号召大家给他孩子起名字，我觉得这也有点像“公民不服从”。我也超生，但这就不算“公民不服从”，因为不是公开的。
在线的维权形式也有很多，因为现在的WEB2.0技术，使社会运动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在原来的社会运动中，斗争剧目比较有限，静坐啊，罢工啊，绝食啊，抗议啊，这些东西。自从有了互联网，斗争的剧目几乎是无穷无尽的，种种的形式，网络救援、网络会议、“人肉搜索”、网络快闪，等等，因为互联网具有开放性、即时性、草根性、活动性，它极大地丰富了社会运动的可能性，它一方面极大地降低了参与的成本，那也就意味着降低了参与的风险，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增强了人际沟通的速度和能力，人与人分享信息、相互联络，更加方便，更加快捷，几乎是没有时间差的。有个说法，战无不胜的中国共产党，将要败在互联网手下，这是上帝送给中国的一个最好的礼物。像“孙志刚事件”，“08宪章”等等，“郭宝峰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艾未未，营救陈光诚，包括许志永发起的一系列运动等等，都是和互联网有非常紧密的关联。像网络报纸，快闪，“人肉搜索”，网络投票，等等，都运用新的网络技术，以前有facebook，twitter，被封锁之后，人们就用微博，现在又有微信等很多新的东西。中国维权人士会去试探每一种新的即时通讯工具。
有越来越多的律师、公民、记者站出来，不再害怕官方的恐吓。在营救陈光诚过程中，一些人穿着“光诚”衫，在法院门口抗议。深圳的人权律师庞坤，在刘萍案开庭的时候，和法院的法警在相互对拍，这都是在给对方留证据，在给历史留下证据；在“李庄案”的时候，这些律师用胶条把眼睛缠住，抗议当局把“眨眼”作为指控的依据。还有胡佳自囚，把自己关在铁笼子里。一些行为艺术，也是剧目。“先被劳教再保钓，以免保完被劳教”，在反日运动当中一些维权人士打出来的旗帜。在深圳，官方暗示或操纵的反日游行中，一些民主维权人士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的主张给宣示出来，比如有人举着很大的标语，上面是“自由、民主、人权、宪政”，然后后面有两个小字“保钓”，就是这样的一些斗争方式。
“公盟”是在维权运动中兴起的一个力量。新公民运动大概是2年前发起的，但是新公民运动有十年多的准备，从03年我和许志永、俞江，成立“公盟”开始，做了很多人权方面的工作，包括“黑砖窑”、“黑监狱”，包括要求废除劳教、死刑冤案、城管制度，户籍制度，争取网络自由，推动全国各地的公民参与人大代表选举，包括08年参与推动北京律协直选，包括高智晟律所被取缔的案件、蔡卓华案，等等。到了2009年，“公盟”被取缔，许志永被关了几年时间，我们的办公室经常受到骚扰，每次换地方都被国保赶走，国保给房东施加压力，让房东把我们赶走。后来我们方向有一些变化，更多地去倡导一些公民运动，比如说，可以看作是新公民运动的前身的2010年发起的“公民承诺”，之后是新公民运动，围观“黑监狱”，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推动教育平等权，我们做了公民T恤衫、公民徽章、公民伞等等。
“公民同城聚餐”，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点子，在中国目前的这种控制之下，它是扩大公民运动的一个非常棒的主意，一方面，我们用吃饭的形式，包装了某种组织，我们把同一个城市，具有公共关怀的人、想推动民主人权的人联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们又不仅仅是吃饭，而是讨论公共问题，讨论人权，讨论热点案件，讨论政治转型，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不仅仅是大家瞎聊天，而是通过“罗伯特议事规则”来进行一种民主实践，这种讨论本来就是一种重要的民主训练和民主实践。那再后来，就是全国各地的公民同时聚餐，在一个统一的时间，比如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六的下午。这样的话，在中国这样严厉的控制体系之下，有可能形成一个全国范围的公民动员。而共产党也不傻，它打击公民运动，打击公民同城聚餐，也是有他的逻辑。对新公民运动的打压，对维权运动的打压，一直没有中断过；在习近平上台之后，这个打压加剧了。中国的人权运动受到打压，在我看来，是维稳和维权的必然的冲突，是一定要发生的，即使不在2013，也会在2014或2015发生。
三、维权运动的组织化、街头化、政治化
在2005年左右，中国有一个最勇敢的律师，在他面前，我们每个律师都最好不要说自己勇敢啊，他就是高智晟。他对维权运动提出来一些口号，叫组织化、街头化、政治化。在当时我们维权律师的人数还比较少，在北京二十几个，在全国也就四十几个，我们作为人权律师，还很难接受他的这个提议。我们当然同意这种看法，中国维权运动要有大的发展，必须街头化，组织化，政治化，但是在2005年，我们觉得时机还不成熟，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我们都劝高律师，不要提的这么早，稍微往回收一收。后来他被判刑，受到非常惨无人道的酷刑，然后长期失踪，直到今天还关在新疆的沙雅监狱［编注：已于2014年8月7日刑满释放，目前在乌鲁木齐岳父家］。这是2005、06年的事情，但是形势的发展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料，高智晟之后，也没有谁再讨论组织化、街头化、政治化，但是客观上，中国社会运动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街头化、组织化和政治化的趋势。
第一，组织化。在维权运动之前，就有很多“组党”的努力下，1992年的中国自由民主党，1994年的劳工权利保障同盟，1998年的中国民主党等等，他们都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民主党1998年被判10年以上的在全国就有超过200人。1992年中国自由民主党胡石根被判刑20年，还有好几个人被判重刑，等等。像“天安门母亲运动”、“泛蓝联盟”、“独立中文笔会”、“贵州人权讨论会”，“公盟”，“南方街头运动”，“新公民运动”，“中国人权律师团”，都是这种组织化的努力。也包括家庭教会，中国最大NGO的就是家庭教会。这些都是在朝组织化的方向努力。蔡卓华案是因为印刷发行《圣经》被以非法经营罪判刑，当时范亚峰组织了一个律师团，包括王怡，陈永苗和许志永在内，但他们三个没有被允许出庭，出庭的有高智晟，有我，有张星水，范亚峰。在当时03到05年，也有一些其它的案件，“双鸭山教案”、“东阳画水案”，都是有很多律师同时参与。再后来的“小河案”，“王全章案”，建三江事件等等，参与的律师就更多了。
所以我借用美国学者的一个概念，叫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没有组织的组织”。因为搞组织的成本太高，如果有人在今天搞组织被判刑，当然我们非常尊敬他，他是最勇敢的，对推动中国的开放贡献非常大。但是这样牺牲太大，判刑十年二十年，一般人难以承受。那我们就考虑比正式的、严密的组织稍微低一点，依托互联网的准组织，像前面提到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啊，泛蓝联盟，贵州人权讨论会，南方街头运动啊，都不是组织，但它又是组织。在新的技术条件下，有了互联网之后，使“无组织的组织”成为可能，比如说新公民运动，它没有章程，没有固定的成员，没有领袖，（许志永也不是新公民运动的领袖，可以说仅仅是精神领袖），没有层级的领导，也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架构，去中心化。但是它又可以推动具有组织化特点的社会运动。
第二，街头化。05、06年到今天也就七八年的时间，但是街头化的发展非常迅速，第一波营救陈光诚的时候，就有在法院门口的抗议。后来，大型的群体性事件啊，厦门PX事件，什邡、启东、大连、上海等等，街头的抗议越来越多。像2010年的福建“三网民事件”，也是公民运动街头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2013年元旦的南方周末事件，最近的建三江事件，等等，还有安徽的小安妮事件，营救王全章，南乐教案等等。
在维权运动当中，除了新公民运动，还有很多街头运动，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叫“南方街头运动”，这些人就是街头举牌党，他们管自己叫“街头民主派”，他们上街抗议，在街头上打出标语，很多都是非常刺激的。总之，街头化成为维权运动一个重要的趋势。
第三，政治化，中国的社会抗争，除了经济型的抗争，福利型的抗争，还有政治型的抗争。争取政治权利，言论、集会、结社权利，争取选举权。像前面提到90年代的“组党运动”，像高智晟，2008年08宪章，新公民运动。许志永在十年维权的经历中，也有一个政治化的转变。十八大期间，他给习近平写了一个公开信，有点像哈维尔给捷克总统胡萨克写的公开信，有点类似那个。在2011年“茉莉花”之前，许志永作为公盟的负责人，考虑“公盟”的持续存在，是不会写这样的公开信的。但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或包括自身处境的变化，他的诉求和主张发生了变化。有一些抗争本身是权利型的抗争，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下，它具有非常明显的政治性的意味，像建三江事件、像法轮功案件的辩护，它本身是信仰自由和基本的人身权利，但是它背后有强烈的政治意涵。还有参选地方人大代表，这种具有政治诉求和政治意涵的抗争越来越多。
这就是中国维权运动的政治化、街头化和组织化。需要解释一点，我个人当然同意这三点，但是我并不是去鼓动每个维权人士都去搞组织化、街头化和政治化，我只是在这里面客观地描述一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面，中国的维权运动有这样一个发展趋势。
在中国维权运动的发展当中，实际上有一个最重要的分歧，在律师群体当中，包括在座的，也会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就是，你作为律师，你只能讨论法律，这个案件证据是什么，法律依据是什么，程序有什么问题，你只能谈法律，你不能谈政治，不能谈什么迫害信仰啊，或者是把自己的政治诉求加进去，同时你也不能接受媒体，尤其是海外媒体的采访，把这个事情给闹大，等等。一派认为，用莫少平的话，应该“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专业化、专业问题技术化”，这么“三化”，把人权案件都给“化”得悄无声息了。另一些人权律师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下，任何法律问题都很难脱离政治的影响，比如说家庭教会案的介入，比如说法轮功案件的辩护，如果你仅仅去讨论这个法轮功学员印了200张传单还是300张传单，应该判2年还是5年，你去讨论这个，就完全没有意义，因为你改变不了结果；所以一定要谈背后的宪法问题、信仰自由的问题。这个我这里没有办法详细展开讲。
四、维权运动是政治转型的积极力量
最后，讨论一下中国的维权运动对于整个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中共官方把“黑五类”，维权律师，地下教会，网络意见领袖等等，作为他的敌人，虽然刘晓波说我没有敌人，但共产党说，你就是我的敌人。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些力量正是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非常重要的、活跃的、正面积极的力量。维权运动让法治更多地得到人们的认可，用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虽然很多案件并不能得到胜诉的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人权律师的影响越来越大。在中国，像“建三江事件”，江天勇、唐吉田等4个律师总共被打断了24根肋骨，像丁家喜律师、许志永律师、高智晟律师，现在还在监狱里。即使有这么大的打压，但是加入到人权律师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多，这个对于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很多案件败诉，但是它扩大了律师的力量，扩大了律师的团结，扩大了律师的道德威望。
中共对维权运动的打压一直没有变化，当局从来没有停止过抓人、关人、打人，但这并不意味着民间的空间在萎缩。一方面，这十年来，政府的打压没有中断，甚至有的时候，还在不断地加强，另一方面，民间的空间仍在不断的扩大。在未来几年，这种趋势恐怕也不会变，民间的力量，律师啊，教会啊，访民啊，网络啊，会不断的抗争，不断的发展，同时会有我们更多的战友被投入监狱，付出各种代价。没有这种牺牲，没有这种抗争，中国人民的基本尊严和自由，中国人的民主之梦，也不会实现。
五、问答
问题1：你如何看待艾未未的维权方式。
滕彪：艾未未比我们在座的很多人进入维权界都晚，但是他在进入之前，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个艺术家，在本领域里具有非常高的威望。从“杨佳案”，汶川地震，后来介入很多事情，从整体上看来，都是非常棒的。他对当代艺术、对新媒体有非常敏锐的把握，可以把一个看似普通的维权事件，变成具有非常广泛影响的一个行为艺术，把维权和艺术连在一起，效果很好，我很欣赏他。
问题2：今天对于城市家庭教会，围绕着聚会权利的问题，有哪些建议？
滕彪：我参加过很多家庭教会的聚会活动，在北京、成都、深圳等。教会的维权，提到了守望教会、秋雨之福，南乐教案，子洲教案，良人教会，这些教案在中国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想教会，主要是家庭教会，在整个公民维权运动中会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个人也谈不上有什么建议。2005年范亚峰组织基督教维权律师团，我也是其中一个成员，但是后来这个律师团并不太活跃。但有很多律师做了大量的宗教维权活动，所以我希望教会和律师这两个群体能够有更多的结合，只要有教案，一定会有律师可以代理，不用担心没有律师敢介入，另一方面，许多律师本身也是家庭教会的成员，应该起到更多的桥梁作用，让教会的维权更加有影响，要公开的做，大量的去做。
问题3：比较台湾转型，哪些地方是最有发展潜力，哪些薄弱环节是可以取得突破性进展的？
滕彪：我稍微把你的话题再展开一点。国内很多人愿意把台湾和中国相比，实际上他们太不一样了，蒋介石、蒋经国时代的台湾，在对社会的控制、在选举、媒体等很多方面，和中共的控制不可同日而语。用英文说，一个是authoritarianism，威权，一个是totalitarianism，极权。中国可能更像东欧共产党国家，但是又不一样。一个因素是宗教，另一个因素是苏联的控制，等等，都不太一样。中国的转型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其中一个因素是互联网，台湾、东欧转型时都没有互联网。所以关于突破点的问题，不管什么突破点，都要用互联网，互联网是各个突破点的一个最重要的平台。其他也有很多突破点，我们提到了宗教，教会的维权，提到了律师群体，还有公民记者，还有环境、食品安全这些问题，也可能会引发非常大规模的群体抗议。我们前面列举的各种社会运动，其中人数多的都是跟环境有关，与环境有关的抗议可能会成为一个突破口。但不管怎么样，中国的政治转型充满很多的不确定性，而且我也并不太乐观。像台湾、捷克，这种几乎没有流血的转型，恐怕在中国很难指望。我们当然希望这个转型混乱越少越好，流血越少越好，牺牲越少越好，这需要公民运动积累民间的健康力量，等到和平抗议的规模到了一定程度，希望就会出现。现在实际上抗议的数量和抗议的人数已经足够，只是没有联在一起而已，如果同一时间，各地有一些大规模的抗议联在一起，那接下来的事情，你懂得……。
问题4：对非暴力抗争的培训的认识和想法如何？
滕彪：我知道一些关于非暴力行动的培训，自己参加过几次，包括简锡阶先生在台湾和香港做过很多培训，高压水枪来的时候怎么办，怎么样让警察抬人的时候最费劲，怎样用最少的人瘫痪一个路口，等等。当然我肯定这种培训的意义，如果中国民间社会，来自草根的领袖能够都接受这种培训，有非暴力抗争的意识，真正来事的时候会比没有准备要好。但是有两点可以讨论，一个就是，他们教的这些方法，基本上还是试用于有基本文明底限的政权，那种培训有很多角色扮演，有一次让我演警察怎么冲散示威人群，把示威者抬走，然后给我们指示说，要一个胳膊托着肩膀，一个胳膊托着手，这样防止他胳膊脱臼，我心里想，中国的警察要想把示威者拖走，还考虑你脱臼不脱臼，电棍早上去了，机关枪、坦克都上了，还管你胳膊脱臼不脱臼。即使不用坦克，他也不会那么文明的，肯定用铁棒、电棍，往你最要害的部位打，打头，打脸，所以中国抗争的牺牲会更大，有些他们教的办法可能用不上，当然有可能有的时候会用上。
另外一点，就是国内关于非暴力的很多讨论，概念是不清楚的，逻辑是混乱的，把恐怖分子的暴力，杨佳的暴力，和夏俊峰、邓玉娇的这种所谓“暴力”都混为一谈。这三者是很不一样的。恐怖分子不论有什么原因，什么宗教，必须要绝对谴责的；杨佳的这个，也是要谴责的，但是他又有一些社会的、政治的原因，需要同情的理解；像夏俊峰的行为，根本不应该放在一起讨论，这是完全合法的，法律上保障的正当防卫权利，不但不应该谴责，而且是应该鼓励的，你遇到正在进行的非法暴力侵害，你就应该正当防卫。从总体上，我们坚持非暴力的精神，但讨论具体问题，要更细致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