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宜增转自BBC
生产iphone、诺基亚等名牌产品的深圳富士康的员工频频跳楼自杀，原因到底何在？
截至今日，深圳富士康公司半年多内已有13人自杀。公司总裁坐镇和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并未能阻止员工继续自杀。
在第11名员工跳楼死亡后，富士康母公司的大老板郭台铭周三罕见地亲自陪同大批记者进入堔圳富士康园区，参观该公司的“良好的”工作环境、运动娱乐设施和心理关怀中心。公司还建起各种防自杀的设施。
与此同时，深圳市政府发言人也就此召开记者会，表示“高度关注”。
但这一切为何没能阻止当天就有第12名员工跳楼死亡，随后第13名员工割腕自杀未遂。
关注富士康连续自杀事件的香港民间组织“大学师生监察无良企业行动”（简称SACOM）商务干事陈诗韵女士指出，富士康员工工作压力太大，工会或运动设施形同虚设，工人缺乏申诉压力渠道，导致悲剧不断。
香港的社会学者丁学良也指出，到目前为止，企业没有查找深层原因，而政府还在讲空头大话，没有真正采取系统性的措施来防止悲剧继续发生。
“智能机器人”
郭台铭否认其员工连续跳楼事件和工作压力与企业管理有关。他将其归咎于现在大陆年轻人心理承受能力不够。
而深圳的官员说，富士康事件是社会转型期的特殊问题，员工，企业，社会多方面的原因都有。但唯一没提政府的监管失责。
就富士康的企业责任，SACOM近日在厂区外寻访了一些富士康员工，这些员工都抱怨企业给他们的巨大压力。
早有媒体透露，在富士康，劳动和睡觉几乎成了大多数工人生活的全部，午饭从排队到吃完只允许半个小时。由于在流水线上不停繁忙，工人之间也沟通很少，工作程序把工人们变成了流水线上的一个个“智能机器人”。无休止的加班加点则是常态。
SACOM的陈诗韵女士指出，富士康的运动休闲设施恐怕不是所有员工都能自由使用的。有的工人透露：“同样一个动作就做十个小时，然后下班吃饭然后回宿舍睡觉”。在这种工作状态下，谁还有精力去使用？也许管理层可以？
对于这种缺乏基本劳动保护的状态，SACOM的陈诗韵女士指出，富士康的工会不代表工人利益，因为富士康工会主席就是大老板郭台铭的秘书。
如何让这些工人信赖由资本家领导的工会呢？
独立工会
很多劳工组织指出，富士康的问题并不只是郭台铭个人或一家企业违反中国劳工法的问题。
上个月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全国劳工委员会发现中国为微软、HP和其他品牌加工的工厂工人在高温下每天工作长达15个小时，一些企业还有性骚扰和监工凌辱员工等各种问题。
劳工权利活动人士指出，亚洲的“血汗工厂”不一定是像黑砖窑一样，很多企业有宽敞明亮的厂房，但他们的工作模式都是长时间工作，低薪酬，没有劳工权利，特别是没有独立申诉渠道。
富士康2006年就受到过“血汗工厂”的指责。除了它在深圳的分厂外，这些年来它在中国大陆其它地区的分厂也多次出现过工人非正常死亡事件。
丁学良和陈诗韵都分别指出，解决富士康的问题除了企业查找自身原因，政府进行透明监管以外，必须让工人成立他们自己的工会组织。
生命的尊严
一些当下的评论把富士康员工自杀称作“意外”，还有评论说“富士康”的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言下之意，这没什么。
什么样的自杀或者什么人的自杀才能震撼人们对他人生命的同情呢？
美国作家海明威因为不想再纠缠与疾病的折磨中，用猎枪自杀以维护尊严。他的自杀被人誉为树立了“性格刚烈、自尊心坚强的男子汉形象”。
也许决不能拿富士康自杀的员工和海明威相比，他们没那名气、学识、地位，他们也许不像海明威一样，懂得什么叫做信仰。就像丁学良指出的那样，他们没有被当做人，而是被当做机器上的小螺丝钉。
不过，这些大概都没读过甚至不知道海明威的小人物之死，也同样是出于不屈服于命运摆布。
或许，也可以把这些不屈服于命运摆布者称作“有心理疾病的人”，甚至简称“精神病”，因为他们和我们“正常人”想法不同。但丁学良指出，必须认识到，这一代年轻人不再会像他们的父辈那样很容易受到奴役。
我想起鲁迅先生一百年前说过：“时间永是流驶，街市依旧太平，有限的几个生命，在中国是不算什么。”
也许一些中国人的财富在世界上“崛起”到21世纪了，但他们的精神状态仍停留在鲁迅鄙夷的一百年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