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25日，河南的一名艾滋病患者宋某，她曾参加过艾滋拆迁队。 CFP 图

近日，“艾滋病拆迁队”惊现河南南阳一拆迁小区，这群人自称是艾滋病患者，恐吓居民称不搬走就感染他们，这种极端的拆迁手段引发社会广泛关注。近年来，“黑拆”“血拆”一再上演，甚至发展成“艾滋拆”等极端形式。

一桩桩惨剧、闹剧的背后，究竟谁在对普通群众暴力相加？谁在幕后操控形形色色的“拆迁部队”？

三类人员充当“打手”

据南阳市房地产开发公司三厂小区居民反映，这些“艾滋病人”12月初住进该小区内，还拿出病例卡证明他们患有艾滋病，并在许多墙上喷涂“艾滋病拆迁队”等字样，见到居民就恐吓说不搬走就感染他们。一些不堪忍受的居民已经搬走。

在不少地方发生的强拆中，“拆迁部队”总是冲在最前线。记者调查梳理发现，这些“拆迁部队”主要由三类人员组成：

城管、警察等执法人员身影最为常见。在一些地方性法规中，经由行政机关确认属于违章建筑，且逾期拒不拆除的，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这也是城管、警察屡屡冲在暴力拆迁一线的原因。

10月13日，河南驻马店经开区开源办事处村民与前来强拆的城管持砖互殴、致多名村民头破血流。事后，官方通报称，这是部分村民为套取国家补偿资金加盖的“违建”，驻马店市要求城管人员前去拆除。

拆迁公司在不少暴力拆迁中扮演不光彩角色。此次南阳艾滋病人拆迁事件中，针对是否有人利用艾滋病人威逼拆迁，公安部门正在调查中，同时，对负责该项目拆迁的南阳市迁安拆除公司停业整顿。

河南郑州一家拆迁公司合伙人告诉记者，搞拆迁工程，只要不出现事故，稳赚不赔。拆10万平方米，挣三四百万元不成问题。“但想揽到活儿，还是得有关系。一般由当地政府先把工程给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或有资质的拆迁公司。我们是从这些‘头包’手上揽活儿，有时是二包、三包后才到我们手里。”这名合伙人告诉记者，大部分拆迁户拿到补偿款都能顺利搬走，也有少数钉子户，到了最后期限还赖着，只能强制拆迁了。如把人打伤，家电家具损坏了，都是先由政府部门出面协调，最后由开发商、拆迁公司各拿出部分赔偿。

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规定，禁止征收实施单位以牟利为目的，这就意味着牟利为目的的拆迁公司不具合法性。据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发布的《2013：中国拆迁年度报告》称，在一些地方，拆迁公司风生水起，有些拆迁公司已经形成黑社会组织化，并有蔓延的倾向。

还有受雇佣指使的各类人员。记者调查发现，房地产开发商、村干部等雇佣指使的社会闲散人员，甚至涉黑团伙成员参与暴力拆迁也是愈演愈烈。

记者在中部部分省份采访时注意到，几起拆迁事件中，找拆迁户寻衅滋事的人多以20多岁的年轻人为主。这些人通常通过私闯民宅、骚扰恐吓、打砸门窗、限制拆迁户人身自由等手段胁迫同意拆迁，有些采取极端的手段制造车祸和火灾。

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统计，仅2013年3月底到4月初的一周内，媒体就披露了3起车祸致拆迁户死亡事件。

“暴力的背后是暴利”

长期关注拆迁问题的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才亮说，拆迁要按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设计的程序进行。从目前发生的案例看，“黑拆”“血拆”许多都是为了赶进度，绕开程序铤而走险，暴露了一些地方官员追求政绩、利益，忽视公平正义的思想根深蒂固。

记者调查了解到，不少地方政府为了规避违法风险，采取了“委托社会力量动手、自己背后撑腰”的拆迁模式。在所有强拆事件中，补偿标准往往是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在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或开发商便指使“拆迁部队”采取“非常规手段”，速战速决，导致“黑拆”“血拆”时有发生。

“暴力的背后是暴利。”中山大学政务学院教授肖滨说，“首先是开发商受利益驱动，无视法律；其次是背后有地方政府支持，至少是默许。征地拆迁必须经过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要真正站在群众立场上，开发商也好，拆迁公司也好，不敢这么大胆地践踏法律。这反映出一些地方官员和开发商利益勾结的程度之深。”

2011年，因城中村改造，广州市天河区冼村部分村民对拆迁补偿方案不满不肯签约，施工队强行拆迁与村民发生冲突。后经村民不断上访举报，冼村领导班子被纪检部门查处“一锅端”，又牵出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与多名开发商勾结等黑幕。

“没有问责机制，才会纵容地方官员庇护或指使非法强拆。”王才亮说，在很多案例中，暴力拆迁无论造成多么恶劣的社会影响，都没有被问责，反而受到政府的默许甚至鼓励，所以才会一再发生。

以法治之手化解“黑拆”戾气

对于一些所谓的拆迁“钉子户”，协商无法达成时并非无法可依。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被征收人超过规定期限不搬迁的，由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拆迁户还可申请行政复议、行政诉讼，通过法律救济化解问题。

然而，在现实中，一些地方政府并没有依法办事。在河南驻马店今年8月发生的强拆中，为了拆掉魏水清家的房子，经济开发区管委会金山办事处做了“精心准备”：提前下发限期自行拆除通知书，邀请市电视台跟拍录像，训诫60多名城管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看起来“万事周全”，却少了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法院对拆迁强制执行的授权。

这其中恰恰暴露了地方政府法治思维的缺失。王才亮介绍，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违法自行组织强制执行，事后司法监督却落空。无论是诉政府违法或是诉公安不作为，行政诉讼都难以立案。如青岛某市民房屋2011年被当地城管纠集涉黑人员强拆后，向当地法院起诉长达两年无人问津。

有关专家认为，倘若脱离法治轨道，由拆迁引发的社会冲突必将陷入“丛林困境”，由利益博弈演化为赤裸裸的“拳头正义”，最终导致政府形象失分，群众利益受损。无论政府、开发商还是拆迁户，“战争”没有赢家。

为防止“黑拆”、“血拆”一再上演，肖滨建议，一方面要完善官员问责机制，引发冲突事件后，上级政府要对下级官员进行问责，纠正当中的不作为、乱作为；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程序、法律渠道、调解机制解决拆迁带来的实际矛盾。

“司法是保障法律公正的最后一道关口。”王才亮说，法院及时受理拆迁纠纷，公正审判相关案件，使各级政府的行政行为受到司法监督和审查，才能减少社会矛盾激化的概率，切实维护群众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