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东转自博讯
被封杀的报道：天津铁幕待启：巡视组与地方权威的胶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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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讯北京时间2014年12月19日 首发 -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
作者注：此文在凤凰网发出之后，引起强烈反响，但仅仅几小时就被天津公关封杀了。
作者：姚藩安
“其实他早该都被查了，7年前宋平顺自杀保全了他，有关部门没有再对此案追查下去，他逃过了一劫，还党局（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一肩挑，直到现在才落马。”
灿烂的阳光恣意地倾泻在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街观园里的公安局老干部活动中心，三四名离休老干部围穿着厚实的保暖外套，你一言我一语的争相讨论着。
7月下旬，天津市政协副主席武长顺因涉嫌违纪违法被调查之后，天津冶金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原总经济师、天津轧一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孟昭勤等几位退休和失势干部也先后被调查，但这些消息貌似不再能引起老爷子们的兴奋。
每谈到天津官场，在场老人总是将目光投向了一位身着国产品牌冲锋衣、戴一副茶色眼镜的老人，老肖(化名)。在老肖面前，众人都觉得自己说话会显得“不挨着”，大家似乎都希望从老肖处听到更多内幕故事。
面对问题，老肖始终以“不知道”搪塞，扫了大家的兴。
老肖拿的退休金不少，房子也分了两套，但十年前就退居二线了，而且是从肥差上退的。在他那个年代，贪污确实还是件大事，只要举报，警察是真抓人的，一位公园里的无名老者说。
法办武长顺为了丢卒保车
他对武长顺很了解，后来知道他了解的不仅仅是武长顺。武长顺1954年1月出生于天津市河东区大直沽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在同胞兄弟里排行老三。初中就读于原河东区第八十二中学。那时候的他思想上积极要求进步，学习刻苦，尊敬老师。
“这种性格一直保持到‘倒霉’之前，他担任公安局长的这些年，每年春节都会去拜望自己的中学老师，直到去年这位恩师以85岁高龄去世，他还前去吊唁追思，送上花圈。”
另据其介绍，武长顺16岁参加工作，成为一名交警，在和平区哈密道一带指挥交通，那时，此路段就已很繁华，武长顺还清楚的记得站在那里一个小时有19辆汽车通过。“当时这么一个懵懂的年龄，他却是一个很有心的人，他不是普普通通的站岗，而是用心在做事，用脑在思考问题，于是很快在交管领域崭露头角。”
老肖对武长顺违法违纪并无异议，但最先落马的为什么是他，下一个可能是谁，老肖有自己的判断。
“武倒霉确跟‘联华’有关，但并不是因为联华当前的问题。联华以及各种驾校等交通系统相关的生意，起初都是武家的裙带关系在经营和食利，但很多年前就捞足了试图洗白，武的很多直接亲属早就从核心的位置上下来了。虽然去年联华因为停车确实闹得沸沸扬扬，但七八年前，武的亲信刘梦阳就从联华董事长的位置离开了，武的侄子一度控制天津市各大驾校和验车之类的生意，但感觉捞足后，也试图脱身收手好几年了。正因为如此，处理武长顺，又有特别的意味。”总之老肖认为，武的落马非因其比别人更腐败。
“武案确实与联华有关，但法办武长顺主要是下面三点考虑：一是平民愤，尤其有利于本地互联网舆论的稳定，因为网上骂联华的多；二是武的级别较高，在反腐大势前，可以彰显地方决心和中央权威，缓解中纪委和天津官场的紧张程度，不办几个高官确实说不过去；第三，由于武长顺长期在交通系统的深耕，武案可以将公众注意力引向交通系统，而交通系统的问题很容易和其他问题、以及其他有问题的官员进行切割。相比其他问题官员，不容易带出窝案。”
以拆村瓦解村民资格 完结圈地争议
“其他的问题是什么？天津腐败的生态有什么特点？腐败最集中的领域在哪里？”
“中纪委巡视组对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反馈意见已经指向明显。”老肖点了支软中华，并给了记者一支。
“国有企业大案要案频发，城市建设领域腐败问题突出，农村基层腐败不容轻视，‘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多危害大，”记者浏览了中纪委巡视对对天津的反馈意见，有指向性的主要是这一句话。
记者点着了老肖给的烟，能确定这盒中华是真烟。
“落马的燃气集团的金建平、物产集团的王志忠和冶金集团的孟照勤等国企高管固然存在问题，但和联华一样，都相对容易切割，不易带出窝案”，老肖认为，原天津城投集团董事长马白玉被调查，相比前述几位更接近反腐的核心方向。同时也体现了反腐和各种反腐阻力对抗的暗流涌动。天津十年来的城市建设，很大程度的布局在郊区。
2000年以来，随着地产业的兴起，各大城市的地价开始飙升。但天津在20世纪80、90年代发展缓慢，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多数城市。经济不发达，城市建设和村庄建设滞后是基本情况。良好的地理位置和不活跃的经济气氛，又强化了天津各郊区土地天然的可投资价值。或者说，天津更容易花较少的钱圈很多值钱的地，同时导致大规模的征地和拆迁成为可能。
暴利致使非法的征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进，耕地保护政策和建设用地指标限制，又导致绝大多数圈地和开发都长期处于违法状态。廉价征收，也就是非法圈占的土地，受18亿亩红线制约，不能有效变性。这种非法圈地长期遭遇村民检举，急需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
“村庄拆了，农民就不再是村民，失去了上访资格。村长也不再是村长，进而不再被上访。非法占地不再是非法占地，并可以重新洗牌，通过征收中的补偿套取土地增值的收益。”老肖说。
在天津，不仅“宅基地换房”名义下的拆村可以缓解上访压力，而且以城市化的名义，几百个村的选举权被强行剥夺。以农村即将改成社区的名义，村集体被迫进入过渡阶段，长期被上访的问题村官，不仅可以不公布村务和账目，而且可以不经换届选举而连任，直至村庄消失。
“拆村和城市化剥夺选举权只是实现社会控制的借口，自2006年起，幺六桥乡双合村就再没进行换届选举，曾被举报贪污和挪用公款并被立案的2003届当选的村委会主任高儒斌，自2006年起，在未经选举的情况下已经非法主持村政权近十年。党支部书记也是乡党委强行任命的，在乡党委默许下，私刻党章行使党支部职能。”原双合村村委会主任窦景和告诉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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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合村党员刘树田私刻党支部公章与真公章对比图（仅属“中共”二字为真章）
厉以宁站台造世博会明星 因城镇化崩溃的村与人
“天津的村官本来也不都是腐败的，但上级政府教唆和要求，加上利诱，谁不干？”老肖分析着，“土地的暴利是超过毒品的，每亩一两百万元的土地几万块钱就征了。假如乘以土地面积，几百亩、几千亩和几万亩，最后就是天文数字。有这么大的利益，什么官员部门都卷进来了，什么困难也都摆平了。”
钱云会案和范木根案在天津都能找到对应的案例。
2010年农历正月初四晚上约6点半，贯庄村委委员贾秋茂被绑架，这个消息由贾秋茂的朋友任春于当晚8点半打电话告知村民崔长秋、李玉坤等人。失踪50天后，春暖花开，贾秋茂的尸体漂浮在了华明新市镇一隅的东碱河上。就在漂起尸体的大鑫乐酒楼后的位置，有人记得贾秋茂失踪当天，曾有人被雇佣在河上凿冰窟窿。因为贾秋茂生前与村干部因征地和拆迁有过争执，所以村民对贾秋茂的案子也自然关注。尽管有很多线索，但村民未曾获知案件被侦破的消息，只知道贾秋茂的家属目前住了一套位于紫园4号楼的一套69平方米的房子，因这套房子不是贾家还迁房的所在小区，村民传言，这套房子连同一年的工资，是给贾秋茂家属不再追问贾秋茂案的封口费。
2012年夏天，“天津市北辰区双街镇下辛庄原村长黄双来为连任重金雇人殴打村长候选人，当地村民自卫反抗，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原村长黄双来及其妹夫和侄子在冲突中被打死，多人重伤。事发后，该村有警察在各个路口戒备，数十位村民被抓。”著名律师莫少平作为被被告代理人承接了此案，但2013年9月下旬的判决结果仍然是3人死刑。
2005年左右，天津市东丽区华明镇的拆村并点被作为“宅基地换房”小城镇模式而炒作起来，曾有知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厉以宁和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主任李铁等多次鼎力推荐。于是，华明镇曾作为中国城市化的先进经验在2009年的上海世博会上向全世界人民推广。世博会专门建立了“华明馆”，作为中国和天津的名片。
几乎同时，众多国内外的媒体对华明镇的小城镇模式做出了正和反的两种报道。2008年11月26日，《焦点访谈》曾揭露了武清区下朱庄以宅基地换房的名义借机圈地的事实；几年后，同样的《焦点访谈》栏目，又以“调结构谋发展”的名义，给与下朱庄同一模式的华明镇唱了赞歌。最后一次影响较大的报道是《纽约时报》的《中国城镇化副作用：农民变贫民》一文，华明镇成为了中国城镇化失败的案例和自杀率很高的社区。
2012年是天津市农村两委会的换届选举年，与北辰区选举命案的同年冬天，北于堡村原村委委员于广奇因质疑选举的公正，选择了中国最古典的自杀方式——上吊，结束了他61岁的生命。
比于广奇自杀早一年，北坨村的两名中年男性也选择了自杀。
在北坨村搬迁置换的小坤园，47岁的杨艳虎因父母遗产问题与其兄发生争执，从5号楼3门501室跳楼身亡。杨生前育有两子，房子是儿子娶妻生子的重要前提。
小坤园11号楼的原北坨村民杜洪刚曾是地毯公司职工，患病无钱医治，趁妻子出门买菜时，自缢于家中，终年50岁。
被封杀的报道：天津铁幕待启：巡视组与地方权威的胶着战
资料来源：中央财经大学社会学院自杀研究项目组不完全统计
天津虽为直辖市，但近年来给近郊区农村的征地补偿多是2-6万元/亩，相当于仅30~60元/平方米。结合近万元每平方米的商品房住宅价格测算，近年来天津市政府经营城市中的利益黑洞，达几十万亿元。
表面上天津的建设较之前的二十年有较大起色，但代价远远高于收益。农民失去了来维持生计和作为发展资本的土地，同时，地方政府也背负了很高的地方债。据渤海证券研究所数据，天津2014年即将迎来地方债务偿付高峰期，2014年-2017年地方债务偿付额分别为3.57、2.78和1.94万亿。
天津宝坻区的京津新城、武清区的杨村、滨海新区的响螺湾、东丽区的东丽湖板块，都因烂尾或空置成为了全国知名的“鬼城”。
巡视组遭遇人民政府令
“法办厅官比法办村官更容易。一是因为厅官数量有限、级别高，中纪委便于插手。但广大的基层干部和村官，因数量巨大，则不得不分担给地方纪委处理。而地方纪委的人权和事权长期受制于当地政府，纪委平日必然为当地政府的官员马首是瞻，不是中纪委的腿；地方基层官员的案件也长期浸淫于地方纪委的辖区，必然很多受理的腐败案件长期得不到纠正，于是地方纪委也客观上产生了连带责任，成为利益共同体的一部分，一旦实现反腐，意味着地方纪委否决自己之前的处理。‘小官巨腐’现象普遍，小官被反腐就意味着掉脑袋，腐败势力自然顽抗到底。”老肖基于他的从政经验解答。
“城市建设和基层腐败主要发生在哪？当然是农村和郊区，没有郊区的‘一把手’祭旗，说明天津的反腐败还没有真正开始。反腐败在天津能不能取得胜利还有待观察。”肖补充道。
2009年5月31日，天津市人民政府第3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2009年第18号天津市人民政府令——《天津市以宅基地换房建设示范小城镇管理办法》，标志着由市级政府自上而下的推动的拆村并点运动进入高潮。
天津自上而下的的小城镇开发和基层政权运作是人民政府令颁布前后政府核心建设主题。然而2014年中纪委巡视组对天津反馈的意见核心部分包括基层政权运作和城镇开发的问题，这意味着近十年来天津市政府的执政合法性正遭遇危机。
近年来，天津的反腐虽不乏宋平顺、李宝金和皮黔生等高官陷落，但始终不曾带出窝案，可窥见天津官场奇异的超稳定结构。如果一个人新陈代谢是各种有机体的必须，长期代谢不正常的主体必然积累了很多污垢。
人民政府令与反腐败的重点发生冲突的时候如何把握反腐的尺度，恐怕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纪委必须要啃的硬骨头。中纪委巡视组已经破了题，全面反腐有序推进，反腐败力量的整合能力很可能在这场反复战役中得到升级。 [博讯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 支持此文作者/记者(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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