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我们家一门三右派（父亲和两个哥哥），我必须要自己走自己的路了。1963年10月，我偷走户口本，瞒着母亲，报名去北大荒屯垦戍边。北京市王昆仑副市长亲自到北京站为我们送行。在北大荒八五二农场场部，近200名知识青年分为6个小队，组成为期半年的学习班。我被委任为第三小队队长。
在欢迎晚宴上，我们被招待一顿牛肉馅饺子。不料，当夜，全体知青全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中毒症状。起初误认为是阶级敌人搞破坏，折腾一阵，未见任何证据，最终真相大白，原来包饺子的面粉有问题。第一次吃有赤穂病的小麦磨成的面粉，往往出现头晕、恶心甚至呕吐的症状。经常食用者，症状逐渐转轻。赤穗病面食，当地的猫狗都不吃！然而，为了保质保量完成上交国库的任务指标，好的麦子都上交了。
我们吃这些猫狗不食的面粉，算不算是一种无私奉献呢？这样的疑惑只在脑中盘旋了几分钟，我便认定，此时正是身体力行献身主义的大好时机！生命都可奉献，何惜头晕呕心！这是我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自己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首次思想实践。在接下来近两年小麦赤穗病大爆发的时间里，在生产队大食堂，玉米面或大碴子竟成了病号饭中的首选。我每天吃着赤穗病面食，扛不住了就用剩余的工资买月饼，却从来没有装病冒领过病号饭。
白雪皑皑，天寒地冻，冰封不住知青的激情。整天除了政治学习、改造思想，就是战天斗地、忘我劳动。奋勇向前、激情澎湃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和《勘探队员之歌》，构成我们知青学习班的主旋律。
1963年12月，学习班全体知青去距总场50公里的五分场参加劳动。一望无垠的积雪深可没膝，康拜因连秆收割的玉米，每隔三四十米就是一堆，远远望去，就像大海的波涛。我们每三四个人一组，围着茅屋般大小的玉米堆，徒手从积雪中扒出玉米秆，然后掰下玉米穗，堆成一堆，等拖拉机拉着雪耙犁过来再装车，玉米秆则边掰边烧。
严冬的北大荒，气温往往在零下二三十度。如果刮“烟炮”，则狂风四起，雪雾弥天。而且一刮就是三天，当地俗称“风三”。我们这些从北京初来乍到的知识青年，根本缺乏起码的御寒知识和准备。在短短六七天的奋战中，加之赶上“风三”，近200名男女知青大部分都被不同程度地冻伤，可是却没有一个缺勤溜号。第六小队的马大力，身高一米八，大眼睛，皮肤白皙（父亲是傅作义手下兵工厂厂长兼总工程师，国民党少将军衔），右脚虽严重冻伤，却发扬战争年代“轻伤不下火线”的精神，站不住了就跪着，一直坚持到最后。回总场当天，他便住进医院，被确诊为二级冻伤！
来年开春，我与另外3名知青被分配到离总场30公里的一分场六队。住的是昏暗的草顶土坯房，点的是冒黑烟的柴油灯。早晨起来，鼻腔、口腔里都是黑的。六队有百余户人家，近2万亩耕地，还有待开垦的一望无边的荒草地。东边是逶迤的完达山，南边有一条蜿蜒的溪流，西边北边是铺向天际的黑土地。
来到这里后的第一个休息日，一位老职工（山东贫农）杀猪卖肉，我们4个知青为改善生活，凑钱买了4斤猪肉。回宿舍细看，好猪肉里竟夹裹着半斤多带皮的囊膪。这种看来司空见惯、无足轻重的小事，当时竟对我造成极大的震动。从学校到媒体再到学习班，所宣传的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全是纯朴真诚、是非分明、立场坚定、道德高尚的模范，我们知识青年要向他们学习，接受他们的再教育，可是眼前的这一幕却让我错愕。那时的我，是愚昧、无知、单纯而又笃信神祇（毛神）的信徒！被洗脑、被蒙骗、被愚弄的，又何止我一人……
我身强力壮，又表现优异，很快被调到机务排。一次开荒时，我的左脚被五铧犁路轮半轴的鸭铁压伤。脚面被压开，掉了一个小脚指头。由于感染奇形坏疽，险些截肢。分场领导建议我可因伤残离场回京。我没有考虑，认为是小题大做。苏联小说《无脚飞将军》里的无脚飞行员阿历克赛的刚毅形象激励着我。未等伤愈，我便冒着严寒，自告奋勇到排水工地挖沟开渠。疼痛、劳累和寒冷磨砺着我的意志，保尔克察金冰雪泥泞中筑路的形象是我心中的榜样。
工地上绝大部分人都住在地窨子里。平地下挖两米左右，两面用树枝、茅草、席子搭成地铺，中间留一米多宽的过道，安上烧柴取暖的火墙，再用长园木、树枝茅草搭成人字形封顶，就建成了一个地窨子。每天天不亮，我们就头顶寒星出工，傍晚才收工。地窨子里只有几盏煤油灯。在被窝里，就着昏暗的灯光，我竟能天天坚持看《毛泽东选集》，写日记！
年终，我被评为五好职工，并被选为团支部宣传委员。
在指导员马吉海的支持下，我为团员和有兴趣的老职工宣讲哲学基本常识，深入浅出地介绍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在一次团小组会上，我照本宣科地宣讲时事政治。谈到三面红旗大跃进时，河南“盲流”来场的孙立国却颇有微词。我第一次从孙口中听到“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人、人吃人，真不止是石破天惊。我还第一次听到了亩产万斤的放卫星闹剧后面的悲惨和血腥，和“反瞒产私藏粮食”运动中对已处于饥饿状态的农民进行的抢夺和残害。起初我有些将信将疑，甚至认为孙立国是农民意识，思想偏激落后。此后在劳动闲暇，我又亲耳听到另一个河南“盲流”的儿子狗剩儿讲道，他的哥哥吃野菜中毒浮肿而死，妹妹挖野菜时倒毙，母亲浮肿不治而死，全村十室九空！
狗剩儿跟着父亲，昼伏夜行，逃出了公社民兵的堵截。夜里偷得县种马场的10多斤马料，连吃带卖，终于得以活着跑到北大荒！孙立国和狗剩儿都是三代贫农。在我眼里，他们都是老实人，无论如何应该不会故意制造这种只有“阶级敌人”才可能制造的谣言。我确信他们讲述的都是真实的。但我仍认为，他们说的只是个案，不具有普遍性。在新闻封锁、舆论蒙骗和暴力镇压下，那时的我不可能知道全国饿死了三千多万人！
其实我自己也亲身经历了京城的大跃进，饿过两年多肚皮。那时，我们北京分司厅中学在劳动生产基地有半亩实验田，学校党委召开“放卫星”大会，誓言要种出亩产20万斤的小麦。我清清楚楚记得，半亩地真的掘地3尺，而且是3公尺！然后垫一层土铺一层粪肥，再垫一层土铺一层肥，最后密播小麦种。因撒种太多，来年小麦密密麻麻全长成了“草”。除了地边，几乎颗粒无收！
1958年的全民大炼钢铁，我校领导号召全体师生捐铁捐柴。我把家中木箱上的铜合页拆下上交，险遭母亲暴打。上千师生上交的废铜烂铁和木柴堆在操场，然后放在土炉灶中进行冶炼。我负责拉风箱。操场上火光冲天，烟雾缭绕，喧声四起，好不热闹。大干夜战两天一夜，烧成几块合金铁疙瘩。然后系上红绸，戴上大红花，敲锣打鼓簇拥着送到教育局，为年产1070万吨钢“添砖加瓦”！
听了孙立国和狗剩儿令人惊厥的“海外奇谈”，再结合自身在大跃进时期的亲身经历，我开始独立思索，并得出一个结论：毛主席党中央也会犯错误。但是对毛主席的英明伟大，我仍然深信不疑。我认为那些错误、失误，大多是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出了偏差，是前进中的失误，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何况还遇到亘古未有的自然灾害和苏修逼债！我仍然认真学习《毛泽东选集》，《毛选》四卷反复看过多遍，读书笔记写了好几本。毛主席仍然是我崇拜的偶像。
现在水落石出了。不仅不存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据已解密的苏联和中国档案资料，也压根儿不存在“苏联逼债”问题。实际情况是，赫鲁晓夫得知中国出现大量饿死人的惨剧后，马上召开苏联政治局会议，决定立即援助中国50万吨食糖、300万吨粮食。同时急令苏联驻华大使与周恩来沟通，协商援助事宜。周向毛汇报，却遭毛一口回绝，说哪怕全中国人都饿死，也不要赫鲁晓夫的一粒粮食，我们中国党和政府是有志气的。不但不要苏联的援助，还务必要赶着把欠苏联的债还清。毛泽东甚至对其保健医生李志绥、秘书田家英说：中国有几亿人口，饿死几千万人算不了什么。让妇女敞开生孩子，饿死几千万人，过几年又能补回来。不能吃赫鲁晓夫的嗟来之食！
补白：1969年初夏的一天，一辆囚车停在了某劳改农场。从囚车陆续走下来的囚犯中，突然出现一个电影《江姐》中小萝卜头似的囚犯。此犯年仅12岁，因犯反革命罪被判15年重刑。小萝卜头低着头，用怯怯的目光偷偷地看着与他同龄的几个农场干部的孩子，孩子们则冲他叫“小劳改，小劳改”。小劳改的到来，让管理干警伤透了脑筋。第一个晚上就尿床，把下铺的人淋得叫苦不迭，还引发牢房里半夜吵闹。干部们误以为哄监闹事，荷枪实弹地冲进来。小萝卜头平时小错不断，还常被大犯人利用干坏事。打嘛，下不了手；骂嘛，见他哭鼻子也骂不出口，真拿他没办法。这个生在红旗下、长在新社会的小萝卜头叫陈X。12岁那年，小学四年级，学校停课闹革命。小学生们个个佩戴上红袖章，成天喊“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平时罚自己做作业、向家长告状的老师一个个被他们揪了出来，挂上黑帮分子大牌子批斗。陈X在批斗老师的革命行动中表现最积极，也最有创意。他把从老师家里抄出的女老师的裙子套在男老师头上，又把男老师的裤子围绑在女老师的脖子上，牵着他们在校内“游街示众”。开始他是跟着大同学“闹革命”，后来他感到不过瘾，拉几个低年级同学自立门户，叫“天不怕地不怕战斗队”，自封队长，每次活动都必喊“打倒刘少奇！毛主席万岁！”陈X感到自己也是头儿了，也可以享受万岁待遇了，于是对手下说：“你们也要喊我万岁。”然后带头振臂高呼“陈X万岁！”这还不够，他又在自己的作业本上写满“陈X万岁”的字样。恨透了这个“革命学生”的老师们把他的作业本交给了学校的支左工作组。陈因此坐了整10年大牢，出狱后开的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