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50年3月宋庆龄给中共中央写信要求入党，52年10月再次给毛泽东写信，提出入党要求。毛对宋说：“你在政治上完全够格，在革命战争的岁月，实际已是党的优秀领导者之一。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们做不好，你做合适。我在党内说了，党的高级干部还要向你学习，学习你的革命坚定性。对新中国革命的贡献，你的作用比李济深、沈老还要大，所以还是留在党外好。”
1955年11月，宋给毛写信：“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界许下长期共存、保护工商业者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毛批示：“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
1957年宋又写信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和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批评人士大多是爱国爱党的，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家庭、个人名利的牺牲。一些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一天就变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多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从1958年起，宋推病拒绝参加人大常委会。中共中央委派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去做工作，宋不得不继续参加。
1959年4月，宋被推举为国家副主席。她两次推辞：“我是落伍了，思想跟不上。挂个名做样子，对国家不利。”宋任国家副主席，是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李富春提议的。政治局讨论时，21人中18人赞成，3人反对者是毛泽东、林彪和康生。当时毛发言说：“宋是我们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走不到一起了，从不赞成我们的方针路线到反对我们的方针路线。我们同她是不同的阶级。”
文革期间，宋先后给毛和中共中央写了七封信，表达了对文革的不理解、反感，对共产党极度失望。67年8月，69 年11月，76 年6月，宋三次产生厌世思想。在信中，在对来探望她的领导人的谈话中，都流露出对自己所选择道路的迷惘和苦闷。“我不懂文化。说小说都是政治，而且都是毒草，我糊涂了。一夜之间，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揭发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党中央要出来讲话。这种无法无天的情况，自己伤害自己的同志、人民，是罪行。我们的优秀干部从与国民党的战斗中走过来，却死在自己的队伍中，这是什么原因？”
1970年3月，毛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他们传话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休息休息。”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这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于是宋推病拒绝出席一些节日活动和招待会，说：“我参加会伤感，还是不参加。参加一次，回来就要进医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点缀。”
1980年11月，宋给中共中央写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封信：“一、国家要振兴，恢复元气，这是一次大好时机；二、要总结建国以来政治运动对国家对人民造成的创伤；三、请不要把我和国父放在一起，我不够格的。”
1981年5月，胡耀邦、李先念到医院转告宋，政治局决定接受她为正式党员。她听后微笑说：“不勉强吧！31年了，我的心冷了，人生的路将要走完了。”胡、李问宋还有什么要求，她提了两点：“我死后还是回到上海安息。我有些储蓄，办个福利基金。”
补白：台州人陈某，在沿海部队某留守处当参谋。战友多去“支左”，空荡荡的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人，于是心生用旧《解放军报》练毛笔字的念头。当时报纸每天都印有套红的大幅伟大领袖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统帅的画像。起初陈某小心翼翼避开领袖像下笔，偶有涂及，及时烧毁。这天中午，书写正酣，外面哨兵高喊：“陈参谋，你爱人来了！”他爱人从江苏老家来部队探亲，本来他要去接站的，结果写到兴头忘了。听到叫声，他扔下笔关了门就冲了出去。这当口，同办公室去支左的余参谋临时有事回来，开门见满桌涂抹墨迹的军报，翻了翻，皱起眉头，沉思片刻，最后果断地拣了几张，折好放进军用挎包，离开办公室。与老婆一番亲热之后，陈某带着满脸快意返回办公室。他发现桌面报纸有人动过，细查一下，发现少了几张，再向卫兵打听，顿时大惊，心说“完了！”陈某立刻回宿舍，对老婆说：“部队临时有紧急备战任务，你必须马上离开回老家去。”没等老婆反应过来，便拉着她，夹着未解开的行李，叫辆车赶往火车站。妻子上火车前，他千叮万嘱：“回去后，不要再往部队给我写信找我。”1972年，陈被军事法庭以反革命罪判处六年徒刑。随后他向法院提出与妻子离婚，并放弃对五岁女儿的养护权，免得女儿生活在反革命爸爸的阴影中。从此他与一切书写工具断绝接触，除非万不得已，绝不再写一个字。与此同时，原本一个身材魁梧、行坐有着标准军人仪表的他，自暴自弃，变得猥亵、卑微，常常为半匙菜一瓢汤与其他犯人争得脸红耳赤，甚至大打出手。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后，陈某获得平反，恢复了军籍。有一天，他穿着上校军衔的军装，带着一个勤卫兵，重游旧地，借以借以洗刷在这里留下的屈辱，找回做人的那份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