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读完小学一年级要上二年级时，父亲对我进行了一次全面测试，最后说：“看来丢不了啦，这学不用再上了，就跟我一块放羊吧。”母亲大吃一惊，问：“为什么？孩子正当上学的年龄不让上学，放羊？”父亲答道：“能写自己的名字，能认识地名和常用字就够了。知识越多越苦恼，我不能让孩子再有我这样苦恼和不幸的人生了。”父亲伤心而无奈，说话声音都变了，有些颤抖，有些哭腔。我受惊不小。母亲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上学不上学应该取决于孩子的意愿。这是他的权力，也是他的快乐所在。你说不是吗？”妈妈已经哭了，满脸的泪花，面对着我，很认真，但始终不正看我一眼，问：“珂儿，你喜欢上学不？还想上学吗？”“想，
我喜欢上学！”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学校。
小学毕业正赶上实行联中制，各大队的十几所中学全部撤销，由公社办三个联中。五六个大队的五六个中学合并为一个联中，一半的孩子将因此上不了初中，我这个右派子女肯定在辍学之列。然而吉人天相，恰逢教育回潮，实行考试和推荐相结合，我考了个第一名，刘堂联中和山白联中均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我选择了离外婆家较近（家里常年缺粮吃不饱，可到外婆家蹭饭吃），且校长和副校长都是我母亲的老部下的刘堂联中，还当上了刘堂联中一四班的班长。
上了一年半初中，反击右倾翻案风起，父亲再次受到批判暴打，卧床不起长达年余，母亲近乎失明。家中没有劳力，大队书记、生产队长不让上学，我不得不辍学回家参加劳动。等父亲能起床劳动时，我才重返学校。这已是一年之后了，联中也解散了，只好回到刚恢复的大队办的初中，并退了一级。不料因祸得福，这一年多的农村劳动和退级，不仅强壮了我的身体，学会了犁地、耙地、耩地、扬场等技术农活，还赶上了本来不可能的上高中的机会。当时县里号召大办教育，大队也办高中，我不费吹灰之力连考试都没参加就直升到队办高中了。连教室都没有换，我已成为高中生了。
1975-78年的密县可以说是世界上高中教育最发达的地区，或者说其高中教育的格局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全县人口近八十万，分为十几个公社，社社都办高中，而且不止一所，通常是两所，一所叫社办普通高中，一所叫社办农业高中，有的公社还有第二农中。公社下面的大队还有队办高中，全县近300个大队，办了近百所队办高中。
真要感谢这些社办和队办高中了，如果没有这种高中教育的大普及，像我这样的黑五类子弟是读不了高中的。那时父亲竭力不让我到公社高中去上学，理由就是，即便你过了高考分数线，可是作为右派子女，政审通不过，还是上不成，徒然蒙受心灵创伤。当时父亲不支持我转学到白寨高中（密县第五中学），77年不让我参加高考，都是出于这种考虑。
1977年高考成绩揭晓后，我找到考题自考一下，信心大增，完全可以上本科。参加高考的决心已定，于是我果断离开大队高中，回家自学，对父亲说：“如果没有公社以上的高中可上，我宁肯在家自学，免得再在队办高中耽误时间。”
1978年5月20号，经多方争取，右派父亲终于同意我离开西腰大队高中，走后门去白寨高中读完高中阶段的最后三个月，然后参加1978年的高考。在离高考还有40多天的时候，全县举行了一次高考摸底统考，我侥幸取得全县第一名，随后被选拔到密县教育局组织的密县第一高中的40天高考强化班学习。这个强化班分为四个班，文科一个班，理科三个班，每班三十多人。老师是从全县一百多所高中里选调出来的顶尖老师，学生则是从全县近五千个应届高中生里选来的尖子生，其中许多学生是77年11份高考达到录取分数而未被录取或被录取但不满意学校或专业的落榜生和择校生。理科三个班的应届生还多一些，约占三分之一，文科班只有两个是应届生（年龄最小的我和李志洲），其余都是参加过77年高考的老大哥。
40天的强化班结束，我离开县城，回到白寨老家。几天后，参加1978年的全国统一高考，最后以优异的成绩被河南大学中文系录取，成为白寨公社高中和西腰大队高中办学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唯一的一名本科生。后来有人调侃说，这两所高中似乎是专为丁晓宇考大学办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