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47年8月1日是我的父亲，一个有8年党龄，年仅32岁的中共地下党员的遇难日，至今已过去了整整62年。父亲是被土匪的儿子，在土改复查斗争的群众大会上，被拉上“望蒋竿”摔下后活活打死的。
民国初期，我的太爷靠走街串巷卖盆卖碗稍有积蓄，后又与人合伙做小生意，生活比一般人好一点。193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太爷被土匪绑架。爷爷和父亲倾其所有，交了赎金，赎回的却是太爷被肢解的尸体。据说太爷是见到熟人了，所以被杀害。后来土匪又到我家后院的郭家绑架，被村民捉获。经拷打，土匪供出了他们在我们村的同伙（是兄弟二人，为土匪当“钩子”通风报信，开门揖盗）。当时国民政府的部队迫于日军的进攻，已经撤退。家乡处于无政府状态，土匪如毛。为保卫家乡，村村修土围子，村与村之间挖半人深的交通壕，也成立不少打击土匪的群众自卫组织，白凤仪的部队（后被共产党收编）即其中之一。我们村那两个暗通土匪的两兄弟被白部抓走。我父亲当时24岁，年轻气盛，为了给爷爷报仇，亲手处死了其中一人。
钩子兄弟，其中的老大有两个老婆。这在我们村是独一无二的，可见他们生活并不困难。8年后，1947年，他儿子竟成了搞土改运动的贫下中农。为了为他的土匪爹报仇，在群众大会上打死了中共地下党员——我的父亲。据我母亲回忆，当时他的老婆曾当街痛骂他：“你为你爹报仇，你爹是老缺（土匪），你不知道吗？你把人家好人打死。”
父亲被害一个月后，母亲才知道实情。在我们家乡，像父亲这样的冤案并非个案。东阿县委组织部当年落实政策的王某就曾经当面对我说过：“像你父亲这样土改复查斗争时被打死的人有的是。”
1996年我回山东老家，在东阿县委组织部听一位部长说，还有一位当时的县长也是死于土改复查斗争。80年代，在拜会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时，老人家告诉我：运东地区（山东运河东岸）土改复查左倾严重，后聊城会议上有过处理，但对受害者却不了了之。
我在黑龙江林业局上班时，认识一位原籍山东齐河的老乡，姓张，曾任南瓮泉林场党支部书记。张书记是军转干部，曾随解放大军南下广东。80年代我告诉他我父亲的冤案时，他说他的父母也好险，差点儿被活埋。他的家乡搞土改时，正赶上他回家探亲，再晚回去几分钟，父母就没命了。当时埋人的坑已经挖好了，他是军人，才救了父母一命。
我们村除了父亲遇难之外，还有一家六口死了三口。这一家有个十二三岁的孩子，记了一张他家被分物品的清单（所谓变天帐），被发现了。后来这个孩子连同他的父母都被打死。
我老伴的娘家被划为富裕中农，她爷爷因不堪惊吓，在囚禁地上吊自杀。她们村有一户人家，男人侥幸逃跑，60多岁的女主人跳坑自杀，被捞上后又被活埋。其年轻的儿媳妇被拉上“望蒋竿”，被喝问要死要活？当时只能说要活。要活就必须听话，放下来后乖乖地做了当时村干部的老婆。
我老伴的姑姑老实憨厚，嫁给一个精明伶俐的青年，娘家给买了不少土地。小伙子因精明伶俐，又有土地，于是成为斗争对象，不仅丢了命，五脏六腑还被土改积极分子掏出来煎炒当了下酒菜。
更有甚者，一个叫关营的百户小村，一个大坑活埋了48口人，有80多岁的老人，也有吃奶的孩子。其原因是一个被囚禁的人打死一个看守逃跑了，被抓回后，连同亲属，不管老人孩子，全被活埋。据说当时是夏天，一个月后，这个埋葬48口人的大坟竟长高了两尺！第二年扒坟认尸体时，我老伴（当时5岁）去姥姥家正巧路过，被惊吓得几天不敢睡觉。
这就是我们家乡运东地区的土改复查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