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父亲于1996年10月去世，至今已十载有余。我这个以写作为业的儿子，却未写过一行怀念他的文字。每当想起此事，便不免有些愧怍。
这些年来，父亲的形象有时浮现于脑海，有时于梦中出现。特别是我1997年末初来北京那段时间，也许是父亲辞世不久，也许是独自初到异乡，也许是我身上穿着他曾经穿过的棉袄，不由得赌物思人，我竟常常梦见父亲。父亲的神态和谈笑，一如生时，并且都是患癌症之前的健康形象。在梦中，我与父亲相伴，不再是一个独闯异乡的人。但梦醒时分，我却独自躺在床上，被无边的黑暗包围着。每当此时，心里便会弥散出一种难言的凄凉，叹息与父亲阴暗两隔，再无相聚之时，叹息自己到了望五之年，仍要背井离乡，为改变生活境况，为实现理想而拼搏。
父亲早年投军，在新四军某部从事医务工作。建国初期，曾在滁县专员公署门诊所和专区医院任职。1952年被上级调到当时属于滁县专区的江浦县（今南京市浦口区），任县医院院长。1958年，父亲因响应号召，大鸣大放，针对某些地方干部独断专行的工作作风，在会上提了一些意见，并说：“社会主义如果不民主，将来会开倒车的。”结果触怒了领导，指使整材料的人将“如果”二字去掉，又捏造所谓“反党言论”，对他进行诬陷，说他“疯狂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结果父亲因言获罪，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被人押送回乡。我曾经看过他的处理决定，那是一张油印着几百字的16开纸，就是这张发黄的纸，决定了他后来的命运。
父亲本可以在当地农场“劳动改造”，但他执意要求回家乡务农，他认为家乡人不会拿他当“敌人”看待。但家乡岂是“桃花源”？他后来的遭遇证明，这只是幻想。那一年，我才7岁。父亲离开江浦那天，母亲带着我为他送行。我已记不清把他送到了医院门口还是车站，也记不清当时是春天还是秋天，我只记得父亲用扁担挑着行李，一头是装满医书的铁皮箱，一头是铺盖衣物，离我渐渐远去。我对那只铁皮箱印象很深，因为后来家中用它盛米多年，而那些医书，其中有些是我后来学医时读过的。在漫长的岁月中，我的想象又为这个背影添上了一些细节与背景，好像父亲如农夫一样卷着裤脚，又好像他离开江浦那天正是细雨蒙蒙。送行时的情景和一些细节，虽然被岁月所漫漶，但是，几十年来，父亲挑担前行的背影却始终让我无法忘记。
直到父亲去世后多年，我才和母亲谈起当年为父亲送行的记忆。时隔几十年，母亲仍清楚地记得当年送别时的情形。她说，当时是秋天，我和你把你爸送到浦口上火车。你爸挑着担子，被带枪的人押着，走在前面，我们在后面跟着，一直送到车站的月台上。等到你爸上了火车，站在车门口与我们告别时，你挥着小手喊，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当时你爸和我都流泪了。我听母亲这样说，心中一阵酸楚。算起来，父亲那时才33岁，按照现在对年龄段的划分，仍属青年，但他却从此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踏上了一条前景如同暗夜的人生歧路，再无回头之日。在这条看不见尽头的歧路上，他将任人侮辱，任人作践，永世不得翻身。那是一种将入地狱之门的心情啊，我懵懂的问话，怎能不让父母黯然落泪！
父亲回乡不久，母亲便要求调动工作，带着我和弟弟妹妹回到家乡。父亲因医术精湛，当一段时间的农民后，便被公社安排在当地诊所上班，月工资20元。后来父母又被调到总铺区医院工作。
大饥荒时期，医院人满为患，父亲每天拖着浮肿的双腿，坚持工作，并且经常步行几里、十几里出诊看病。有时遇上重症患者，即便是雨雪天，也要出门。遇到粮罄灶冷的人家，连饭也吃不上，只能忍饥而归。偶有大队干部家人患病，要他出诊，倒是可以吃上一顿饱饭，但因父亲是“阶级敌人”，上不了桌子，人家只是给他几块饼，一碗菜，让他蹲在厨房灶边，一饱饥肠。父亲舍不得吃完那些饼，总是剩下一两块，带回让我们分享口福。
文革开始后，父亲成了革命群众、造反派批判斗争的靶子。他每天早晨挂着“极右分子”的牌子，和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一起，站在街头“亮相”，跪下向毛主席请罪。一次又一次挂着牌子，或是戴着高帽游街，被反反复复地批斗。一次又一次被侮辱、遭毒打，并且曾被关进群专指挥部的囚室里，每天被棍子队押着和难友们一起劳动。后来又被医院革委会勒令停止工作，停发工资，不得不再次返回黄泥铺老家，在大队合作医疗诊所工作。灾难与打击，如影随形，一直伴随着父亲，直到文革结束。
父亲是乐观坚强的人。在被群专关押期间，他开导那些因被侮辱、批斗、打骂折磨而陷入绝望的人，为他们唱语录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唱样板戏《红灯记》中的“临行喝妈一碗酒”等唱段，用领袖语录鼓励他们：“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看到光明，提高我们的勇气。”看守被他的歌声惊动，说他“变相反抗”，恶毒攻击革命派，把他们比作日本鬼子鸠山，对他进行恫吓与警告。但父亲唱的是语录歌和样板戏，又不好扣什么帽子，看守也只有吼叫几声了事。在他的安慰和鼓励下，这些人精神振作起来，囚室里也有了笑声。
父亲是勤奋敬业、信奉人道主义的人。他早年只读过几年私塾，后来靠着刻苦学习，成为一名医生。在江浦工作期间，又到南京进修，掌握了内外科、妇产科等医疗技术。做为一名乡村医生，正需要比较全面的医术。他回乡后，成为当地的名医，求医者甚众，即使被“专政”期间，医院其他医生解决不了的疑难重症，仍要让棍子队队员押着他前往诊治。他对官员和百姓一视同仁，凡来求医者皆认真治疗，连迫害他的革命派或其家属生了病，不得不找他诊治时，父亲也丝毫不带个人怨恨。在他眼里，这些人只是就医的患者。这种胸襟与职业道德，令有些天良未泯的整人者怀惭，令旁观者由衷地敬佩。父亲在总铺与黄泥铺两地工作20多年，救治病情危重的患者无数。直到今天，我回家乡时，仍有一些人对我说，我父亲当年救过他/她的命，他们至今仍对他心怀感激之情。
父亲是正直善良的人。早年因言惹祸，使他遭受了多年非人的待遇，但性格并未因此有所改变。即使在尊严遭人任意践踏的日子里，他也从不向有权势的人屈服。对于那些处境艰难，生活困窘的朋友，他均尽其所能予以帮助。他鄙视那些对上阿谀谄媚，对下傲气十足，毫无信用，满口假话的人，常教育我们兄妹做人要正直善良，待人要不卑不亢；名利皆身外之物，不要妄求，要得之不喜，失之不忧；公家的东西，即使扔掉、烂掉，也不要往家里拿。
1979年，父亲得以平反，与母亲回南京工作。我因已参加工作数年，不能随他们去南京，独自一人留在凤阳。两年后，父亲患了冠心病。在南京某医院住院治疗时，我从凤阳赶去看他。当时父亲的病情已比较稳定，刚输完液，精神还好。我陪他吃了晚饭，离开医院时，他坚持要把我送到医院的大门外。我告别父亲，走出几十米后，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一眼，见父亲竟面对医院的大门，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跑过去，见父亲脸色苍白。我一时有些慌乱，问他怎么了。他向我摆了摆手，过了片刻，才淡淡一笑，说：“刚才心绞痛又发作了，我已含过了药，现在没事了。”我又把他送回病房，才离开医院。
我在赶往五弟就读的南京药学院借宿时，眼前不时浮现父亲站在医院门前的背影。沿途的街景让我浮想联翩：我脚下的路，父亲早年也许走过。他那时的身影和步态，不正和我现在一样年轻吗？而现在，父亲已经老了。父亲20多年前离开江浦时的模糊的背影，又重现于脑海。他离开江浦时还是青年，再回到这个地方时，已50多岁，离退休的年龄不远。父亲离开江浦时年轻的背影和现在病魔缠身已经年老的背影之间，是长达20多年的蒙冤受辱艰难曲折的人生历程，父亲精神和肉体遭受长期的折磨和摧残，是不是患病的原因……
1994年，父亲被查出患了胃癌，已是晚期。至1996年去世，做了三次大手术。两年间所遭受的痛苦，非常人可以想象。
父亲原名长发，参加新四军后，部队首长说此名俗气，为他改名秀，后来他又自己改名雪樵。这本是一个寓意不俗的名字：一个孤独的樵夫，挑着柴担在崎岖的山路上踏雪前行，以自己的艰辛，换得家人的温饱，且为世人送去温暖。这个名字，却成了他人生旅途的象征。
父亲没有给我们兄妹留下什么物质上的遗产，但精神上的遗产却非常丰厚。我以父亲的正直善良，不卑不亢处世待人；以父亲的乐观与坚强，面对人生的坎坷；以父亲勤奋敬业的精神从事我所追求的事业，笑对种种歧视与不公，不被任何挫折吓倒，克服重重困难，从一个半文盲最终成为能够著书撰文的作家。若不是受父亲精神力量的影响，即使得到百万遗产，恐怕也未必能有今天这样让我无愧于人生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