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党党员徐田 转自博讯网
部门依然以行政权力直接介入监管，以粗暴方式进行某种占领「网络上甘岭」的假想战斗。
日前，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网信办）抛出《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被业界称作「微信十条」），国家权力将管理的矛头最终指向「基于互联网面向终端使用者提供即时信息交流服务的应用」。即时通信工具，近年来在内地以微信为代表，此次管理的核心在于「通过即时通信工具的公众账号及其他形式向公众发布信息的活动」。简单地说，聊天可以，以信息发布为目的的行为，则要接受监管、甚至监控，尤其是时政新闻类内容。
这是自微博收紧言论空间之后，国家管理部门对公民（法人）的互联网表达，又一轮新的管控尝试，从所试图采取的管理方式观之，并没有大的变化，或者说进步。依然以行政权力直接介入监管，以事先审批这种做方便、但也效果最差的粗暴方式，进行某种占领「网络上甘岭」的假想战斗。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对言论的管控方式，此前包括贸然抛出禁止内地媒体人为境外机构撰稿的规定，到对新媒体的粗暴干预，都并未遵循（或表面上试图遵循）其在这些年一再宣示的依法行政原则，做起码的公开讨论或者征求意见的举动。可以做参照的另一个例子是，此前北京律协拟出台对律师网络言论进行管理的规定，在所谓「内部征求意见」阶段便遭遇律师界的大规模反弹，相关规定最终被延后。而国家有关部门对新闻媒体行业的严管，却差不多得不到丝毫公开的反抗，更大范围的言论管制企图（比如微信领域），同样也是径自公布、立马执行，对其进行的合宪性审查、哪怕是形式上的，也被认为不再必要。
当然，这与相关规定出台前，就有严格的宣传指令下达有关系，内地媒体无法公开表达对「微信十条」的不同意见。而在这种被控制观点的讨论中，当批评变得不自由，则赞美不仅是无意义，而且异常可耻。在此之前的2012年底，政府拟出台微博管理的相关规定，各类官方媒体奉命为其预热，大造舆论，亦是同样的道理。也正是从那一次所谓「网络法治化」的规范之后，微博衰落，微信崛起，两个世代完成技术交接，尽管这更多是归因于政府管控言论的客观结果。也正是在微博「严打」的时候，内地《中国青年报》曾在其头版连续九天刊发评论员署名文章，为「网络法治化」做论证，用「网络没有法治，现实就没法儿治」来解释所谓「网络法治化」的正当性，网络严打的这系列「九评」，可为近年来内地媒体言论不堪、且无耻的一个注脚。
任何一项国家立法活动，都不应当缺少广泛的社会讨论与有效的公民参与，其立法宗旨都应当是保障公民权益，而非粗暴限制公民权益。以此衡量内地一轮又一轮的言论管控尝试，不难看到，对互联网技术所赋予中国公民的那种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表达渠道，国家的限制、管控依然会以并未改变的现实政治环境与威权制度作为大背景。没有人会天真地认为，网络会是法外之地，但法律的制定是否符合法治精神与宪政要求，却直接让「网络法治化」出现正与邪的分野。政府热衷于「网络上甘岭」上抢阵地的成就感，但却没有意识到，每一个夺下来的网络阵地上，却已空无一人。
彼时中青报的那句「网络没有法治，现实就没法儿治」，有一点说的或许没错，那就是在现有制度环境、国家政治格局没有彻底改变的情况下，寄希望于互联网成为中国公民表达权实现的某种特区，是不现实的，而且这种打地鼠的游戏所留给人们的管控间隙，越来越小。政府的管制之手伸向哪里，哪里就会消褪，人群散去，转移到另外一处政府尚未严管的新技术空间与平台。
互联网的神奇，曾令不少研究公民表达乃至政治变迁的学者认为，技术的进步会推动甚至直接导致制度的变革，带来国家与政党的现代化转型，现在看来，并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但每一次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变革迹象，确实微乎其微。微信之后，网络游牧者的下一站会是哪里？这种躲避式的迁居，是否最终到了退无可退的地步，才能让人们意识到现实政治制度的不堪，以及改变的必要？技术没有出路，寄希望于纯技术的换代来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向善变革，像极了翻墙软件的不断更新与不断被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