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1956年，17岁，我考进了北京邮电学院，分在无线电通讯工程系，专业是通讯与广播电视。当时中国还没有电视台。日本的一个商品展览会在北京举办，带来一部小功率电视发射机，架设在西直门城楼上，有效范围几公里。学院把教研室的电视机（苏联造）搬进大教室，让大家看电视节目。第一个节目是侯宝林和郭启儒先生的相声，然后就实况转播正在北京演出的黄梅戏，严凤英、王少舫的《天仙配》。有人估计，当时全北京市的电视接收机不会超过二百台。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公众电视信号，我有幸成为中国第一批电视观众。
一年级时政治环境很宽松，大家对政治也不很关心，还没有产生政治混子和政治棍子。有一天，布告栏上贴出一份通知：今晚7时，在学生食堂，院长孟贵民同志传达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自由参加。反正没事，我拎上一只马扎前往。会场里稀稀拉拉，连通常全院开会的四分之一都不到。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就是后来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孟贵民先生参加了那次国务会议。这么重要的传达，这样可以自由参加的会，我这一生只遇到这一次。这足以表明那时的政治环境的确宽松。我想，如果没有这一阶段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整风时也不会一下子冒出那么多右派。我有个看法，1954年高校院系调整后，旧大学的结构和体制虽被碾得粉碎，但其精气神儿还在。1957年后就不同了。1957，是划时代的。我们1956级的大学生，可以说是多少有一点自由精神的旧大学的末代大学生。我常对我的学弟们说，听传达毛主席的讲话，可以自由参加，你享受过这个待遇吗？
反右是我亲历的第一个政治运动。57年底58年初，开始了定右派运动，即划定右派分子并作出处理，全面停课。当时的一些做法已露出文革造反的端倪。有些班级的革命家强迫给右派学生套上白袖章，黑字书写外号“大鲨鱼”、“白眼狼”等。食堂门口贴出 “我们工人不为反党右派分子做饭”的通知。有的右派就当没看见，照样若无其事进食堂。有的右派犟劲上来了，拿着餐具去院部要饭吃。
我们班划了一个右派分子——沈联志，重庆人，已经因病休学。对沈联志做的是缺席审判，罪状似乎是早就拟定好了，安排积极分子一人揭发一条，然后证人附议签名。其中最致命的一条是他赞同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有同学看报纸，笑谈章伯钧荒唐，搞什么政治设计院，沈联志接过话茬儿，“搞一个也可以嘛！”
蔡芳香同学同情沈联志，公开认为沈不够右派。大老蔡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后来痛哭流涕作检讨，称自己是穷孩子丧失了阶级立场。幸亏他出身好，否则很可能就要开除团籍，甚或也被打成右派。
几十年来，沈联志与我们班的任何人都没有联系。
向党交心运动起初名曰“民主会”，小班三十来人轮流敞开思想，然后互相提意见。开头气氛还不错。我主要讲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个人主义等等。同学们给我提意见，称我白专道路、骄傲自大、脱离群众。班会让我做检讨，继续交心。几天后，我以日记的形式交出了一份检讨，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大意是：在哪儿跌倒了我自己爬起来。小孩子摔跤，他自己往往不哭，如果有大人在场，则必哭无疑；如果谁抚慰他，他一定哭得更厉害，在亲人面前撒娇。这更不得了，认为我是拒绝大家帮助。
大班的学生党支部成员A，认为我的要害是回避立场问题，必须接受批判。民主会开始变味了。同学B偷看了我的日记，于是A向我索要。我交出了高中和大学将近五年时间的全部日记和手抄的诗集，唯独把流沙河《草木篇》的读后感言剪掉了，其余一字不缺，全部上缴。
我赤诚的交心没能挽救我自己，反而陷入灭顶之灾，还带得几位也写日记的同学非将日记交出不可，虽然A一再宣称交心是自觉自愿的。同学张有顺严厉地批评我带了个坏头，“你坚决不交，他们还有啥办法吗？”
日记和诗集都还给我了，他们发现了什么，我不知道。对我的批判会火力更猛了，措辞最尖锐的是班长蔡富山。他说我虚伪、态度恶劣、不近人情、说谎骗人。还有，说我不爱帮助别人，只和吴玉奎等少数几个同学一起讨论功课，其余时间大多独往独来。女同学来请教问题，我非常冷漠地只把答案给她们看，一言不发，让人家乘兴而来，败兴而归。还有一次，我病了，两位女同学特地来宿舍看我，我竟然装睡着。我的不近人情，使女同学很难堪。还有，走路仰着脸，鼻孔朝天。
党支部成员们找我谈话，批评我不该读《鲁迅全集》，更不该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瞧这书名就不好，你就批评不得？谁损害你侮辱你了？”我不服气，反驳道：“书是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翻译的，难道我看都不能看？”又有人找我谈话，告诫我：最好还是不要读鲁迅和陀思妥也夫斯基。邵荃麟的书可以看，但更要看周扬的书。要认真读周扬同志的报告《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周扬同志说的非常深刻，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你好好认识一下。”
1957年，短短一年时间，我的性格和思想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或者叫变异，人格被扭曲了，思想灰色了。这个变化是带有本质性的，即异化。人异化为非人，异化为工具。
蔡富山也是个异化的典型。蔡的父亲是老八路，抗战时期下落不明，可能牺牲了。母亲把他拉扯大，一度曾经讨过饭。他的牙不好，就是小时候讨饭落下的毛病。他的继父也是高干，某军工厂厂长。蔡富山是个极端热情、极端直率、极端认真的人。二年级他当了一年班长，到三年级说什么也不干了。团支部开会帮助他提高认识，党支部找他谈话，但他蠢牛撞南墙，不回头。支部说，你是个苦出身，党把你培养成大学生，不容易，你应该负起责任来。蔡说，我是个讨饭娃，党把我培养成大学生不容易，我得好好读书，为人民服务。
要读书，在当时还无可厚非，千不该万不该把我给扯进去。他竟然说：“我从小讨饭，基础差，我得加倍努力好好读书，你看徐化扬同学读了多少书！我要向他学习！”他发了疯似地看书学习，当我的面扬言：“今后你看什么书我看什么书，你看什么电影我看什么电影，你干啥我干啥！”
他出身硬，不在乎，支部拿他没办法，我可要倒霉了，很害怕。张有顺说了一句令我终生难忘的名言：“你怕啥？多这一条罪状算啥，一千跟一千零一能差多少？”
谈起莎士比亚，我向蔡推荐曹禺翻译的《罗蜜欧和朱丽叶》，说这是几种译本中最好的。他立即进城买了一本，读到得意处，手舞足蹈，抓耳挠腮。我着迷读新版《鲁迅全集》受到支部成员的批评，称“鲁迅是属于他那个时代的”，言下之意现在不合时宜了。蔡富山帮我讲话：“你不看书还不让别人看？那国家出版‘鲁迅’干啥嘞？”
大跃进带来的巨大灾难，已经降临到中国人民的头上。北京是“首善之区”，灾难也已初见端倪，物资紧张。学校楼前广场，花园撤了，改种蔬菜，用自来水浇地。北京展览馆附近每株行道树下一圈土，以前种的是草，现在改种胡萝卜——胡萝卜缨子也很好看。彭真作报告，劝说大家不要见天排队。他讽刺一个老太太，见排队就跟上，到跟前儿才知道是买《红旗》杂志。
张有顺是河南南阳人，1959年暑假，来京读书3年后第一次回乡。开学返校后，学院正开展反右倾教育，让大家畅谈大跃进的大好形势。张有顺不想说假话，他的发言只讲了一件事、一句话：水库修得好，社会主义好。他私下里却跟我说：“好他老头鸟！我在家二十天，只在我舅家吃到俩鸡蛋。过去咱那里农村再穷，到谁家做客，没说拿不出鸡蛋的。河南大西瓜，西瓜皮我都没见着一片。啥‘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俺那里农民说，要说这就是共产主义，咱不要。”
所谓毕业鉴定的预备工作，就是在学习小组会上各人自述历史和家庭情况，要忠诚老实，不得有任何隐瞒。我们的小组长林茂，虽一向很革命，很得势，可是这此却翻了船。
每个人依次发言，不做记录。个人讲完之后，大家可以提问或帮助你提高认识。我的家庭成分是小土地出租者，父亲是右派分子。我从来不隐瞒，这次再重复一遍，并再表示一次“与父亲划清界限”。在出身问题上，林茂过去不止一次向我发难，批判我是“喝劳动人民的血长大的”。这次他倒没有狠咬我，不知什么缘故。
刘玉昆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林茂应用阶级分析理论（富裕中农是两面派，脚踏两只船，有剥削行为），向刘玉昆发难。刘玉昆决不认账，但也不敢否定最高理论和终极真理。
林茂最后发言。原来他不是贫下中农，他的家庭黑得不能再黑。他家成分是工商业兼地主，父亲在受管制中病逝，长兄是县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全县最大的右派分子。他一直瞒着同学，也瞒着组织，如今才不得不说。
于是，刘玉昆带头，我和全组同学紧跟，一起向这个无耻之尤开火。平时受林茂白眼、乌眼的同学太多。刘玉昆的言辞很尖锐，涨红了脸，指着鼻子骂他是地主的狗崽子，资产阶级寄生虫，喝劳动人民鲜血长大的野心狼，两面派，伪装革命，暗藏的双料反革命分子子弟，我富裕中农是劳动人民，你打击我劳动人民，就是反攻倒算。
我的话语没有刘玉昆尖锐，但很刻薄。我指责他是假革命，企图蒙混过关，命令他必须和他父亲、哥哥划清界限。多数人和我的意见一致，指责他不老实，不相信组织。
林茂没通过毕业鉴定的第一轮工作，哭了。活该！这小王八蛋不是设法取得群众谅解，而是向党支部状告刘玉昆报复。支部找刘玉昆谈话，刘玉昆不让步：“这是林茂搞阶级报复！”
无耻之尤哭了，真乃大快人心事，是那苦难岁月里罕有的大快人心事。我坚信，现在林茂一定穿上西服了，日子一定过得不错，一定很得势，因为他下手狠，因为他一生决不会说一句真话，因为执政者太喜爱谎言，太喜爱伪装了。这次有所不同的是，他必定会伪装成极左路线的受害者。从林茂身上，我得出一个结论：黑五类子弟一旦沦为野兽，比极左分子更可怕，更危险。
在北京四年多，一次也没有回过故乡，父亲怎么成了右派分子的，我一无所知。
父亲抗战前夕毕业于一所著名的中专学校，土木工程专业，一生在水利部门工作，最低一级，八级工程师，科长。解放前，他随集体加入了国民党。解放后，交待清楚了，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皆平安度过。父亲沉默寡言，但相信共产党，积极要求进步，与地委农工部领导、党员局长相处都不错。1957年四五月间，他被安排进了地委党校学习三个月。非党员进党校学习，那就意味着是发展对象，已经有了这样的先例。离结业不到一个月，学习终止，学员返回原单位，参加反右斗争。不料，父亲从一名准左派跌进右派队伍。
父亲既没写大字报，也没参加鸣放，由于汛期防汛任务重，从党校回来也没参加“反右斗争”，就上圩区第一线去了。仅根据揭发出来的平时闲谈的片言只语，而被打成右派分子，降一级，成为九级工程师。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倡导的淮北水网化，破坏了淮河自然水系，加重了盐碱化程度，不可行。这就是父亲的右派言论之一。曾的“壮举”是1950年代中期的事，1960年代初已被铁定为彻底失败。曾霸王此时已经被撤职，发配西南局去了。
文革中，父亲被批斗过几次，挂牌晒过太阳，没吃什么大苦头，算是有惊无险。然而惊魂未定之际，批判他“老国民党员、老右派”的大字报墨迹未干，又出现一条大标语：“热烈欢送革命干部徐某某同志奔赴农业生产第一线！”
父亲被下放农村。最高指示，干部下放劳动，老弱病残者除外，可父亲当年已经58岁。
文革后期，我与本单位一位老干部闲聊。谈及父亲1957年左右命运之转换系于一线，实在冤枉，且祸及我终生，这位老干部说：“照你这么说，你父亲肯定是右派。那时安徽省委有规定，谁反对曾希圣的双改——改水、改种，谁就是右派。没商量。”
前几年在网上读到安徽作家茆家升先生的《几份小右派档案》一文，证实了这位老干部的话。茆说：“当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中央划右六条标准之外，另加两条：一为反对所在单位党委领导就是反党，就是右派；二是反对农业三改就是右派。”
呜呼，无可奈何矣！父亲已于1998年去世，我能做的就是把茆家升先生的文章转发给我的妹妹。
1960年10月，在大饥馑的关头，我大学毕业，去了武汉，长航局电讯修理室。年21岁。
岁末，临近子夜时分，我踱向武汉关，迈上江堤。始终喧闹不休的武汉港候船室，此刻已安静下来。沿江大道，既看不到车辆，也绝少行人。“惟见长江水，无语东流。”
武汉关浑厚的钟声敲响了，1961年来了。
1961年8月，突然把我调出武汉，调去九江，建筑材料工业部九江玻璃纤维混凝土造船试验工厂技工学校。我很高兴离开武汉，来了10个月，没有结识一个朋友。长航电信科一位副科长通知我一声就完了，至多3分钟，没有说任何理由，我也不问。就这么走了。似乎新天地里有什么东西在等待着我。
到九江报到，我很正常，“船厂”的人却觉得太不正常了，统统大吃一惊：船厂和学校已经下马了，没一个人上班，怎么这个时候还有人调进来？
办公室的人找来副校长还是副教导主任，三十多岁，人很和气。他摇头，什么也不问，给我找个房间住下，搬来一张床，完了。房间在教学楼办公室，套间，里间住着大连海运学院船舶系毕业的两位大学生。我住外间，没有桌子，灯——有灯口，没灯泡。
在九江两个月没开过一次会，没上过一天班，等待命运的裁决。我已经明白，我是被清除出了机要部门，调到一个行将烟消云散的单位。毕业才十个月，还没有转正即调动工作，似乎是违反人事管理规定的。如此迫不及待将我赶出电讯部门，必定有什么我不知晓的原因。我的毕业鉴定尽管不那么令人放心，总算还好，也没给我什么处分。那么，唯一的解释，我想可能就是因为父亲是右派了。
文革期间，一打三反，办了我的学习班。业余学习，不关押，不武斗，照常上班，行动自由。一天，党委办公室一位干部，不是办班成员，平时跟我关系不错，找到我，很关切地悄悄告诉我：“你没多大问题，就是给你的大学毕业鉴定——‘属右派性质，宽大处理，控制使用’，没别的什么事。这个问题你不要辩解、交待，等他们抛档案好了！”
去交心运动已十二年了，我执意忘却，也几乎忘却了，然而档案里清清楚楚，不容忘却。果然，单位机关开了我的批判会（次于批斗会）。一位工人发言说我崇拜南斯拉夫的铁托，在56年大批修正主义的时候，“中午睡在床上，一口气读完了铁托在普拉发表的演说”。他批判说：“你好个一口气！爱是有阶级性的，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对修正主义分子是可忍孰不可忍！”
虽然党办那位干部已打了招呼，我还是感到极度震惊。这位工人只有小学文化，他编造不出这条罪证。显然是我日记里的话。十二年前交给了A同志，A同志摘录，塞进了档案。若不是这位工人此时揭发，我哪里还记得日记里有这句话，哪里还记得铁托在普拉发表过演说，哪里还知道南斯拉夫有普拉这个地方！
铁托的演说公开在人民日报上，是配合学习编辑部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而发表的反面教材。铁托演说了什么，编辑部文章写的什么，如今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在那场批判会上，出乎意外，有人对我的检查交待进行批判，说我继续放毒。我在交待中说，感谢党把我培养到大学毕业，还公费医疗没让我花一分钱治好了我的肺结核。现在一月工资50多元，我很满足。这位批判者批判说：“你肺结核不好的话，就反党？你50多块钱满足了，对党就有感情，那我们大多数人三四十块钱一个月就该死、就该反党吗？”
如今，我档案中的“属右派性质，宽大处理，控制使用”之类内容都被清理掉了。其实，不应该清理，应该公开。见不得人的不是我，而是我那另一类同胞。销毁档案不是在保护我，而是在保护那些嗜血的打手。因为那虽是我的号衣，却更是我另一类同胞的确切罪证和不朽的功劳簿。应珍藏，警后世。
2009年4月26日，七十周岁时，我赋诗一首：
死灰复燃无有时，往事如烟鬓如丝。
身穿号衣走天下，手握毫管写旧诗。
拿云少年伊胡底，心思老壮嗟也迟。
白首闲话应更好，晚风落日笑催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