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天星 转自 纵览中国
六十年代初，我连续两年参加高考，两次的答卷，都自我感觉良好，却都名落孙山，而那些平时比我学习差的同学，却个个登上高等学府的殿堂。这样的结果，是我一直琢磨不透的迷团。事隔二十年之后我才解开，原来当时地富反坏右子女考生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五，毕竟我的学习成绩不在出类拔萃之列。
我曾经反复读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文学巨著，为真理、正义而殉道的英雄情结充斥着我的心灵。我家一门三右派（父兄），我自然地拥有出身原罪感，并伴生出一种背叛本阶级利益、改造思想、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殉道者冲动。1963年10月，我偷走户口本，瞒着母亲，报名去北大荒屯垦戌边。
1966年底我到佳木斯搞串联时认识了杜崇娅，我们一见钟情。她是北大荒852农场三分场的气象员，苗条又漂亮，曾是总场文工队的舞蹈演员。小杜出生在香港，1964年初中毕业。父亲是中国铁路建设的先驱杜振远，美国康乃尔大学硕士毕业。举家从香港归国，任铁道部部长顾问工程师，1958年初被打成极右派。诚慌诚恐在家三年，写了不计其数的思想检查。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三个月后逝世。小杜的母亲出身大家闺秀，书香门第，相夫教子。文革初起，红卫兵抄了小杜在北京的家，母亲惨遭揪斗。
杜崇娅与我相近，受共产党洗脑教育，有一种家庭出身的原罪感，思想上追求进步，与右派父亲和出身地主的母亲划清界线，力争脱胎换骨。1969年初，小杜从70多公里外的三分场到一分场六队来看我。我独住一栋茅屋，外间是过道和炉灶，里间是土坑和简单的陈设。我很爱她，她内心也爱我，可她脱口而出的多是公式化、概念化、革命化的语言。我觉得她的身心与语言有着激烈的矛盾和冲撞。在她的影响下，我原本正常的欲望和冲动也受到了抑制。我精心招待她，在老职工家为她燉了一只大母鸡。我郑重其事地向她求婚，她则以当时的标准答案回答我：“结婚成家太早不好。应趁大好年华好好学习，好好工作，改造思想，要求进步。”我无言以对。她当时21岁，我25岁。
冬天的夜晚，村内出奇地安静，我们在茅屋内无人打扰。接近子夜，杜崇娅蹲在外间灶口最后一次添柴烧炕取暖，火苗映照着她那俊美的脸宠。她有八分之一意大利血统，大眼晴楚楚动人，通天鼻线条优美。我情不自禁地弯腰轻吻了她的乌发。她没有反应，继续向灶眼添柴。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呼吸有急促，说：“我累了，我想睡觉。”
我已把坑上的被褥为她铺好，轻揽着她的腰身，扶她坐在炕沿上。我蹲下为她脱鞋脱袜，然后又为她宽衣。她穿着秋衣秋裤钻进了被窝。我坐在炕沿上，抚摸着她纤细的手背，仔细端详着她，爱情之火在我胸中升腾。杜崇娅突然双手轻拽我的胳膊，我敏感地接收到了这一信号。正待我准备搂抱亲吻她时，她却又把我推开，发出了近似无助地哀求：“你别糟蹋我，你别糟蹋我！”
我像被电击一样惊愕，满怀热烈真挚的爱情犹如被泼了污水，瞬间联想起当时的一个时髦词汇——奸污。在那个年代，婚前性行为被认为是不轨行为，是大耻辱。我真心爱她，本能的肉欲并不强烈，理性的爱情主导着我。我站起来温存地说：“崇娅，你好好睡吧，扣好门。我到男生宿舍去，明早八点我再来。”我至今懊悔我的放弃。如果我不放弃，门当户对的我们或许会很幸福美满，而后的灾难或许也会避免。
不久，小杜的特殊身份和经历，以及与我的亲密关系，使她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革命群众专政指挥部挂牌游斗她，大辫子被剪掉，大木牌上写着“地主右派的狗崽子、坏头头杜崇娅”，名字上面还打着叉。我开始对挂牌、戴高帽游街示众的暴行产生咬牙切齿的憎恶。这种丑化人格、践踏尊严、玷污灵魂的行径远比法西斯恶毒和下作！杜崇娅是那样的美丽、纯真和自尊，面对被扭曲、丑化、践踏的她，我倍感内疚和自责。
几个月后，我接到杜崇娅的来信，说她已“解放”，在三分场五队劳动，很想我。我利用休息日，骑着从修配所借来的摩托车，风风火火地赶到了三分场五队。那时已是深秋，天气很凉。杜崇娅身穿褪色发白的蓝棉衣，腰间扎着绳子，明眸皓齿，风采依旧。我的到来显然给她带来了快乐。虽然她很克制，我仍能感受到她对我的深情依恋。我们的时间不多，中午一点还要出工，我们相互嘘寒问暖，在宿舍交谈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去打饭。食堂很大， 墙壁贴满大字报，其中有几张是批判杜崇娅的，而那张杜崇娅自己批判自已的大字报吸引了我的眼球。
这张自我批判的大字报，字里行间写满与反动家庭决裂、与父母划清思想界限、立志脱胎换骨改造自己、走革命化道路的誓言和决心，甚至骂大地主出身的妈妈是老母狗。为此，我异常严肃地批评了她。杜崇娅懊悔地说：“那一阵子（半个月前）把我斗晕了，好像天要坍了似的。如果没有你，我可能就自杀了！”吃完午饭，她要出工去场院干活，我们恋恋不舍地分开了。从此一别四十二年。
分开不到一星期，我接到了杜崇娅寄来的一封信。她郑重其事地提出与我分手，并要我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毫无疑问，这封信是迫于压力违心写的。
我又开始恋爱了。新的恋人刘某，出身高干家庭，六六届高中毕业，六八年八月下乡，虽能歌善舞，但不张扬。她爱看书，熟读雨果、巴尔扎克、大小仲马、司汤达、海明威等大家的名著。她有一副好嗓子，1960年精神度荒时出版的《外国民歌二百首》几乎全都会唱。她思想活跃，对极左那一套有一种本能的反感。不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家庭出身，她与杜崇娅都有着明显的反差。俄罗斯、苏联名著她看的不多，但她赞赏并理解那种殉道般的献身精神和伤感深沉的情调。我们情趣相投，弥补了我与杜崇娅分手后的空虚与孤寂。几个月后，我们便从知音、朋友发展成恋人。麦收过后，我向指导员马吉海申请回京探亲结婚。马表示祝贺和支持。
在北京家里，妈妈得知刘怀孕了，眉开眼笑，一口承诺将来负责带孙子。两个月后，我们回到农场，意想不到的噩梦开始了！我们的结婚申请被工作组扣压。马指导无奈地说：“团政委有指示，不经他同意不准王誉虎和刘某结婚登记！”我怒火中烧，去找工作组常驻副组长陈绍仪理论。陈是现役军人，小个子，黄面皮鼠眼，阴阳怪气地说：“别着急嘛，先把问题搞清，态度要端正，拖三五个月怕啥呀！”我判断工作组已经知道刘怀孕的消息。在工作组策动下，对我的揭发批判开始了。
内心无愧加上性格因素，我坚决不肯违心检查，更不肯低头认罪。僵持一个多月，工作组仍不批准我们结婚。我与刘商定：请事假回京做人工流产，或分娩后在京滞留不归，我独自在这里与他们周旋到底。
一星期后，刘收到一封电报：“奶奶病危，速归！”刘找到工作组，副组长陈绍仪说研究一下再答复。晚上开大会，陈绍仪代表工作组宣布：“刘的电报有问题，不予批准。从今天起，刘某离开一分场必须请假，若到总场必须要有人陪同！”工作组一方面限制了刘的人身自由，一方面找刘多次谈话，做思想工作，大谈阶级斗争，让刘不要辜负革命先辈的期许，不要被阶级敌人拉下水、站错队，并许诺，如果揭发检举王誉虎的反动言行，杀他的回马枪，工作组会安排刘去医院做人工流产，调到团部中学教书。
一直都沉默不语的刘，在陈绍仪摊牌后，终于一反常态地光火了：“我用不着你来教育！我父母参加革命时还没有你呢！你们凭什么限制我人身自由？难道我是黑五类？你们凭什么违反婚姻法不让我们结婚？你们违法，违背党的政策！小心我去告你们！我和王誉虎两相情愿，我们结婚结定了！”
陈绍仪显然已掌握了刘的身世，知道刘的父母只不过是三七年参加革命的中高级干部，对他陈绍仪构不成制约，便阴险而强硬地说：“毛主席说重在表现，出身再好，表现不好，站错队，也一样犯错误！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们既不能结婚登记，刘也无法做人工流产。工作组的恶毒和卑劣昭然若揭。我显然即将成为阶级斗争的祭品，老婆孩子也将面临终生的不幸！
愤恨、恐惧、焦虑袭扰着我。未婚生育在当时是让人无地自容的丑事，孩子成为私生子更是灭顶之灾。前思后想没有出路，我的精神接近崩溃。为了妻子，为了即将降生的孩子，为了避免家庭悲剧，我屈服了，我走进了工作组预设的圈套。我瞒着未婚妻刘某，主动找陈绍仪低头认错，狠批自已的资产阶级人生观，甚至主动坦白曾与有夫之妇有过曖昧关系。我一时的脆弱、胆怯让我悔恨终生，至今都不能原谅自已！
我太天真了，我误以为我的屈服能换来工作组的赦免。工作组不只需要屈服，更需要的是揪出阶级敌人！我的屈服正好给工作组提供了炮弹。他们乘胜追击，扩大战果，要置我于死地。懊悔悲愤之下，我狂饮了半斤多70度的北大荒白酒，躺在茅屋土炕上烂醉如泥，大骂工作组，并狂言要拿冲锋枪嘟嘟了陈绍仪！
工作组威胁利诱刘未果，便在与我接近的北京知青中安插眼线。1968年来场的六六届北京知青王某某出卖了我。第二天晚上开全体职工大会，我被当场揪斗羁押，罪名是企图枪杀解放军。我因此被看管强制劳动8个月，白天8名六九届的女知青轮流看管，夜间一名老职工和一名男知青彻夜监视。监管期间，我断断续续了解到外面的一些情况。团政委王学礼在大会上亲自宣布：“王誉虎与刘某现在不能结婚，将来也永远不许结婚！我们要对革命干部的后代负责，时刻不忘阶级和阶级斗争！”
一个雨夜，负责监管我的天津知青赵子玉，带我偷偷摸摸地来到了妻子独住的茅屋。第一次看到沉睡在襁褓中的儿子，我心如刀绞。前途未卜、凶多吉少的我若真被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将沦为比印度贱民、比纳粹德国的犹太人还不如的专政对象，我的妻、我的儿也将沦为红色中国的贱民。妻子刘很平静，没有半句怨言，只是说孩子刚降生半个月，她父母还不知道。工作组威胁要与她父母联系，逼她与我决裂。妻子还说，孩子快出生时，她准备把孩子送人。但当儿子呱呱坠地，看到粉红的湿漉漉的儿子时，她觉得不能失去儿子，即使再艰难也要把儿子抚养成人。
我极其痛苦地告诉他：“我要是真定为反革命，你就离开我，最好托你爸爸或你在成都军区的叔叔，走后门参军。孩子的归宿你决定，反正不能让儿子知道有我这样一个反革命爸爸。”我吻了妻子，又轻吻了熟睡的儿子，便悄然回到“牛棚”。赵子玉，这位天津知青，我和前妻至今都还感激他。
而后，在工作组和她父母的压力下，在无依无靠的恶劣环境中，刘忍痛把已满三个月的儿子送给了团部中学的一位教员。几天之后，在刘送给我的棉被里发现一张卷紧的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地用娟秀的笔迹抄录了一首闻一多的诗：
花儿开过了，果子结完了；
一春底香雨被一夏底骄阳炙干了，
一夏底荣华被一秋的底馋风扫尽了。
如今败叶枯枝，便是你的剩余了。
天寒风紧，冻哑了我的心琴；
我惯唱的颂歌如今竟唱不成。
但是，且莫伤心，我的爱，
琴弦虽不鸣了，音乐依然在。
只要灵魂不灭，记忆不死，纵使
你的荣华永逝（这原是没有的事）
我敢说那已消的春梦余痕，
还永远是你我的生命底生命！
况且永继的荣华，顿刻的凋落——
两两相形，又算得了些什么？
今冬底假眠，也不过是明春底
更烈的生命所必需的休息。
所以不怕花残，果烂，叶败，枝空，
那缜密的爱底根网总没一刻放松；
他总是绊着，抓着，咬着我的心，
他要抽尽我的生命供给你的生命！
爱啊！上帝不曾因青春的暂退，
就要将这个世界一齐捣毁 ，
我也不曾因你的花儿暂谢，
就敢失望，想另种一朵来代他！
妻离子散的痛苦像毒蛇一样啮噬着我的心，工作组的恶毒卑劣残忍让我仇恨满腔，复仇雪耻的念头逐渐成熟。当时正值中苏边境暴发武装冲突，每个连队都抽调几个知青去武装连集训。武装连有几个哈尔滨知识青年与我关系不错，有时假借与看管我的知青聊天来看我，给我好烟抽。他们背着冲锋枪，有时就把枪放在炕上或靠在墙边。我决定铤而走险，舍命相拚。工作组办公室与我相隔一栋房，晚上陈绍仪就睡在那里。我以写检查之名写了绝命书，准备看准时机，抢枪干掉陈绍仪，巧遇王学礼政委更好，然后引弹自尽。
有一天晚上，副指导员突然来“牛棚”查岗，看到两个武装连的知识青年把冲锋枪靠在墙边，申斥道：“枪不离身，身不离枪，你们怎么这么随意！”副指导员刚从部队转业，左得出奇，知青反感他，不买他的帐。两个知青异口同声地说：“弹夹是空的，没子弹怕什么。”真是天不绝我！如今想起来还有些后怕——那时哪怕我抢的只是一支空枪，我也死定了。
两个月后峰回路转，我的监管解除了。在此十天前，我已从小道消息得知未婚妻刘已经走后门参军（县团级及以上的干部子女享有这一特权）。几个月后，我接到刘的一封短信。“老虎：你被解除看管，让我惊喜！那个流氓、恶棍政委早晚要遭报应！我没经受住考验，为了离散的儿子，我向你请罪！工作组恫吓欺骗我，说你是破坏解放军支左的反革命，政治上己宣判死刑，为了不断送我和孩子的前途，为了不做黑五类的亲属，也为了维系与父母的关系，必须让我与你当机立断。我太轻信了，也太脆弱了——实在无法忍受那屈辱而又艰难困苦的处境，实在忍受不了看不到希望的煎熬！工作组还与我父母串通，不明真相的父亲勒令我要么走后门参军，要么断绝父女关系！参军，犹如从地狱直奔天堂，自私的本能占胜了罗漫谛克！我再次向你请罪，为了我们的儿子，也为我对你的背离！这封信是进城投递的，你可以回信，但要注意分寸。我爱你，一如既往——如果你还能原谅。”
我没有责怪她，还为刘跳出火坑而欣慰。几经打探，半年后我查到了儿子的下落。我去看望离散的儿子，领养人感到错愕、惊慌。他们曾被告知，孩子的父亲王誉虎是反革命，没有出头之日的可能。己满周岁的儿子显然营养不良，大脑袋与身子不成比例。儿子似乎认识我，喜欢我的爱抚，依偎在我的怀里不愿分离。我想要回孩子，年逾花甲的老母亲也特意从北京赶来与养父母协商。儿子的养母胖胖的，慈眉善目，是学校的炊事员，看来很疼爱孩子。借口是组织安排，她拒绝了我们母子俩的要求。此后半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去看孩子，给他带糖果和玩具，每月三十多元的工资花得所剰无几。
孩子开始叫我爸爸了，悲喜交集的我再次与收养人进行交涉。养父是一位面目阴沉不苟言笑的转业军人，与养母性情廻异，说话不讲情理：“你想要回去可以，但有两个条件：第一是必须征求生母的同意，第二是要付抚养费。这孩子身体不好，看病、营养没少花钱，快两年了，最少要两千元，包括我们的精神损失费！”
两千块钱对于当时月薪38元6角的我来说，是个天文数字。我的妈妈尽管想孙子心切，可她也没什么积蓄，爱莫能助。为此，我与团政治部交涉，说这妻离子散的悲剧事出有因，上级组织应承担责任，帮助解决，遭到他们婉拒。
三个月后，儿子的养父母举家搬迁，地址不详，相关领导声称负责为他们保密。儿子的失踪给我造成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对儿子的思念啮噬我的心，最终化成对造成这种家庭悲剧的制度的仇恨。
